我是生于沂蒙山的孩子，故乡的骨血里，藏着山石的厚重与草木的清寂，也藏着一段被蝎影浸暖的童年。刘亮程说，故乡的一切都是活的，风有脚步，石有心跳，那些不起眼的生灵，都藏着岁月的密码。于我而言，那密码，便是五一过后，山坡石头底下，那些从冬眠中苏醒的蝎子，是它们，串起了我贫瘠却丰盈的少年时光。
沂蒙山的春来得缓，却来得烈，五一过后，暖阳漫过山前崖的每一寸石阶，把石缝里的寒气一点点焐热。蛰伏了一冬的蝎子，便循着暖意，蜷缩在向阳的石头底下，像一群守着时光的老者。我们都懂它们的习性，大的叫“老母”，通体青褐，螯钳粗壮，是石间的王者；中等的叫“噶大变”，身形矫健，爬动间带着少年般的灵动；最小的是“蝎虎尼”，细弱纤小，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是我们心底最软的牵挂。
放学铃声一响，我和小伙伴们便揣着简单的家当，奔向山前崖。那家当再朴素不过：一根筷子劈成两半，顶端削得尖尖，另一头用铁丝紧紧绑牢，便是我们捉蝎的利器；再攥一个洗净的塑料瓶，等着装下我们的欢喜与期盼。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脚步声踩碎了山间的寂静，也惊醒了石下的生灵。掀石头是个技术活，既要快，又要轻，不然惊了蝎子，便只剩一道仓促的黑影，消失在石缝深处。
偶尔也会有失手的时候，指尖被蝎子的尾刺蛰到，钻心的疼瞬间蔓延开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肯轻易落下。村里的老人说，山间的草木都有灵性，蛰了便找那伏地而生的草药，揉碎了敷在伤口上，青涩的汁液漫过疼处，便有了自然的慰藉；实在疼得厉害，就攥着衣角，一路小跑到村里的卫生室，那淡淡的药味，成了童年里最特别的记忆。
每掀到一只“老母”，我们都会围着欢呼，那五毛钱一个的希望，像一粒种子，在心底悄悄发芽；掀到“噶大变”，也会眉眼含笑，三毛钱的欢喜，足够买一块水果糖，甜透整个午后；可若是碰到“蝎虎尼”，我们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石下，那时的我们不懂什么是生态，只觉得这般细小的生灵，该有自己的生路，就像我们，在贫瘠的日子里，努力地生长着。
村里的代销点、集市上的收购摊，都收蝎子，论个论斤，明码标价。三百多一斤的价钱，是掀蝎好手的骄傲，我们终究是孩子，攒不够那样的分量，只能把一个个“老母”“噶大变”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瓶，盼着能多换几毛钱，买笔买本子，或是偶尔奢侈一次，买一根冰棍，含在嘴里，凉丝丝的甜，是童年里最珍贵的滋味。若是卖得多了，那笔钱便会被郑重地交给父母，抵一部分学费，那一刻，觉得自己仿佛长大了，能为这个家，分担一丝重量。
这般日子，从小学延续到初中，山前崖的石头被我们掀了一遍又一遍，那些蝎子的身影，那些伙伴的笑声，像山间的风，日复一日，不曾停歇。可时光终究是会变的，就像沂蒙山的草木，春荣秋枯，循环往复。上了高中，掀蝎子的人渐渐少了，红外线灯悄然兴起，夜里的山坡，一盏盏灯亮起，红光扫过石间，那些夜间爬行的蝎子，无所遁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照蝎的队伍，蝎子的数量，也一天天减少，它们繁殖的速度，终究赶不上人类索取的脚步。
后来我读了大学，离开了故乡，再回家时，山上的蝎子早已寥寥无几，照蝎的灯，也再没有亮起过。又过了几年，我参加工作，常年漂泊在外，再回沂蒙山，山前崖的石头依旧在，却再找不到一只蝎子的身影，那些曾经和我一起掀蝎子的伙伴，也各奔东西，散落天涯，多年未见，只剩模糊的眉眼，藏在记忆深处。
山坡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田地荒芜，草木疯长，年轻人们都背着行囊，奔赴城市的繁华，只留下父辈们，守着这片贫瘠却厚重的土地，倔强地活着。他们像沂蒙山的石头，沉默而坚韧，经历了世事沧桑，依旧扎根故土，这便是活着的意义吧，不是奔赴远方的喧嚣，而是守住心底的归处，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坚守。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生命是一场缓慢的告别，我们终将告别故乡，告别童年，告别那些陪我们走过一程的人和事。儿时掀蝎子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那石下的蝎影，伙伴的笑声，山间的暖阳，还有那淡淡的草药香，都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念想。
世事沧桑，人生不易，那些曾经以为寻常的日子，如今再想重温，却已是奢望。沂蒙山的蝎子少了，伙伴散了，故乡的模样变了，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与坚韧，那些关于成长与生命的感悟，却永远留在心底。原来成长，就是学会告别，学会珍惜；原来活着，就是在沧桑中坚守，在平凡中感恩。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旧影，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且行且珍惜，且活且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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