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校门，往西一拐，过了那道石碾，便是上山的羊肠小道了。路边的草才刚返青，矮矮的，贴着地皮。我们三五成群，背着书包，却并不回家，径直往山前崖的方向去。说是去掀蝎子，其实心里头，一半是为着那山野的风，一半是为着那小小的、意外的收获。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啪嗒啪嗒地响，我们便在这节拍里跑起来，扬起一路细细的尘土。
筷子是早已备好了的。从中间截断，用刀子把两半的顶端削得尖尖的，再用细铁丝在另一头紧紧地箍上两圈，便成了一个趁手的镊子。塑料瓶子是洗干净的，还带着些许洗衣膏的味儿。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简单得很，却也郑重得很。现在想来，那样的郑重，大约是我们最初对于生活的一种朴素的仪式罢。
山坡是朝南的，太阳晒得久，石头也暖烘烘的。我们便一块一块地掀，大的，小的，扁的，圆的。石头底下是潮润的土，有时候是忙碌的蚂蚁，有时候是惊慌的土鳖，运气好了，便能看见那蝎子。它蜷在那里，初见光时，还有些发愣，钳子微微张开，尾巴上的毒针翘得高高的，一副戒备的样子。
小的叫“蝎虎尼”，黄亮亮的，伶伶俐俐的，我们便用筷子轻轻地夹起来，放到瓶子里，心里想着，等它再长长罢。中等的是“噶大变”，夹到了，心里是踏实的欢喜。最稀罕的是那“老母”，身子壮实，颜色也深，是紫黑紫黑的，能卖上好价钱。若是掀开石头，赫然看见一只“老母”卧在那里，那简直是要屏住呼吸的，心跳得咚咚响，筷子伸过去，都微微地颤。
二狗是里头的能手。他眼尖，手也快，往往我们还在翻找，他已经又掀开好几块石头了。有一回，他大意了，没看清，伸手就去扒拉石头缝里的土，结果被一只“噶大变”狠狠地蛰了一下。那疼是钻心的，他的手指头立刻肿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咬着嘴唇，不肯哭出声来。我们便慌了，赶紧在附近找一种叫“七七菜”的草，嚼烂了敷上去。
那草的汁液是苦的，带着一股青涩的气味，似乎真能缓解些疼痛。二狗吸着凉气，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咧着嘴笑骂了一句，便又低头去掀下一块石头了。那时候的我们，对于这样的疼痛，是有着天然的忍耐的，因为知道，疼过了，便会有收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太阳从山这边挪到山那边，我们的瓶子里，蝎子也渐渐多了起来。待到暮色四合，炊烟袅袅地升起，我们才带着满身的土，和沉甸甸的瓶子，踏着暮色回家。逢到集日，便揣着瓶子去镇上。收蝎子的是个中年人，戴着眼镜，用镊子一只只地夹出来，分门别类。“老母”五毛，“噶大变”三毛，“蝎虎妮”太小，他往往看也不看，便放到一边。
我们便央求着，说这是费了老大劲才掀到的，他便叹口气，多给个一毛两毛的。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手心都是汗。到供销社买几支带橡皮的铅笔，买一本田字格，剩下的，便到街口的小铺里，换几根三分钱的冰棍。那冰棍是甜的，凉丝丝的，一直甜到心里去。偶尔攒多了，还能交上学费，那便是对家里最大的帮衬了。
时光这东西，是经不住回想的。一回想，便觉得它快得不像话。后来，我读到高中，功课紧了，回去的次数便少了。再后来，村里兴起了一种灯，紫光幽幽的，能在夜里照见爬在石头上的蝎子。人们便提着灯，漫山遍野地照。那真是一场浩劫，蝎子们无处可逃，连同那些还没长大的“蝎虎尼”，也被捉了去。蝎子繁殖得慢，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捕捉呢？渐渐地，山坡上的石头底下，再也难觅它们的踪影了。
前些日子，我又回了一趟老家。顺着那条早已荒芜的小路往上走，草已经没了膝盖。山坡上静得很，只有风，吹着那些沉默的石头。我试着掀开几块，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些碎土和枯叶。我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二狗，想起他肿着手指头，咧着嘴笑的样子。他如今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打工，据说已经多年没有回来了。儿时的那些伙伴，都散落在天南海北，为了各自的生活奔波着。山坡还是那个山坡，只是当年的热闹，再也寻不见了。
下山的路上，碰见了邻家的二大爷。他佝偻着腰，正赶着一只羊往家走。他说，年轻人都走了，地也荒了，这山上，连蝎子都没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极寻常的事。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山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蝎子。我们曾经那样热切地追寻过，得到过，也失去过。那些疼痛，那些欢喜，那些简单的满足，都随着时光，沉淀到了生命的深处。
如今，我坐在城市的楼房里，写着这些字。窗外是车马的喧嚣，是霓虹的闪烁。可是在我的心里，却总有一片向阳的山坡，那里有温暖的石头，有惊慌的蚂蚁，有蜷缩在土里的蝎子，还有一群不知忧愁的少年。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在夕阳里奔跑，扬起一路细细的尘土。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只是那山坡上的风，似乎还在耳边，轻轻地，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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