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骑着自行车，沿着乡间的土路往邻乡赶。后座上绑着两瓶酒、一条烟、一袋糖果，用红绳子系着，是媒人交代的见面礼。风从北边吹过来，灌进我的棉袄领口，冻得我直缩脖子。自行车的链条咔咔响，每蹬一脚都能听见钢珠在轴承里干磨的声音，这辆车太旧了，是我爹骑了十来年传给我的，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
我叫刘建国，那年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在农村算是大龄了。跟我同龄的后生，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连对象都没有。不是我挑剔，是条件摆在那儿——我家弟兄三个，我是老大，底下两个弟弟，一家五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我爹种地，我娘养猪，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这样的人家来吃苦？
媒人张婶给我介绍了邻乡赵庄的一个姑娘，叫赵秀英，二十二岁，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都嫁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张婶把她说得天花乱坠——“长得俊，能干活，脾气好”，总之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我娘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夜给我赶了一件新棉袄，又把我爹那双半新的皮鞋擦得锃亮，让我穿上去相亲。
我骑着车到赵庄的时候，太阳刚刚爬上树梢。腊月的太阳没什么热气，白惨惨地挂在天上，像个没睡醒的病人。我按照张婶给的地址，找到了赵秀英家。院子不大，三间砖瓦房，院墙上爬满了枯藤，一条黄狗拴在枣树下，看见我就汪汪叫。
赵秀英她娘出来开的门，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脸上带着一种打量货物的表情，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看到我手里提的东西。我把东西递过去，她接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算是勉强给了一个表情。
“进来吧。”她说。
我跟着她进了堂屋。堂屋里生着炉子，比外面暖和多了。一个姑娘坐在炉子边，手里织着毛衣，看见我进来也没站起来，只是抬了一下眼皮，又低下头继续织。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高领毛衣，头发烫了卷，脸上抹了粉，嘴唇上涂了口红，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是很时髦的打扮。
这就是赵秀英。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她娘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茶水浑浊，茶叶沫子浮在水面上。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舌头发麻，又放下了。
“路上好走吧？”她娘问。
“好走，路不孬。”我说。
“骑了多久？”
“一个多钟头。”
“你家是刘庄的吧？”
“对，刘庄的。”
“家里几口人？”
“五口，爹、娘，还有两个弟弟。”
“你干啥活？”
“在家种地，农闲的时候去镇上建筑队干活。”
一问一答，像审犯人。她娘问一句，我答一句，赵秀英始终没有抬头，手里的毛衣针翻飞，织的是个什么花样我也看不出来。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她娘站起来说要去厨房看火，把堂屋留给了我们两个人。她走了以后，屋里安静了下来，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空气中散开，带着一股铁锈味。
我看了看赵秀英，她还在织毛衣。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尤其是跟姑娘说话，舌头像打了结。
“你织的啥？”我终于挤出一句话。
“围巾。”她说，没抬头。
“给谁织的？”
“自己戴。”
对话到此结束。
我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该往哪儿搁。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常年干活磨出来的茧子硬得像石头。我又看了看她的手，白净，纤细，指甲涂了粉色的指甲油，跟毛衣针的银色交相辉映。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够好，是我们不合适。她想要的跟我能给的，中间差了太远。
又过了一会儿，她娘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盘花生瓜子。她把盘子放在桌上，看了看赵秀英，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像是在问“怎么样”。赵秀英终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快，快到几乎看不清她眼睛里装着什么。但我看清了一样东西——嫌弃。
不是那种恶狠狠的嫌弃，是一种很淡的、很克制的、甚至带着点礼貌的嫌弃。像你看一件摆在货架最底层的打折商品，翻过来看了看，又放下了，不是因为它坏了，是因为它不值。
她把目光收回去，继续织毛衣。
她娘大概也看出来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她招呼我吃花生，说别客气，就跟自己家一样。我抓了几颗花生，剥开，花生米很小，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
又坐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说该走了。她娘客气地留我吃饭，我说不了，家里还有事。赵秀英没有站起来送我，她甚至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告别。
她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条黄狗又叫了几声。我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口，她娘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有话要说。
“建国，”她忽然叫了我的名字，这是我进门以来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等一下。”
我停下来，看着她。
她回头看了看院子里，确认没有人跟出来，然后往前走了两步，走到我跟前，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话。
“我家里还有个干女儿，你要不要见见？”
我愣了一下。
“干女儿？”我重复了一遍。
“对，”她说，声音还是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她叫宋小禾，是我认的干闺女。这孩子命苦，从小没爹没娘，在我家长大的。今年二十三了，比你小两岁。模样没秀英俊，但人实在，能干活，会过日子。你要是不嫌弃，我让你见见？”
我站在那儿，腊月的风从袖口灌进去，冷得我打了个哆嗦。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答应还是该拒绝。我刚才被赵秀英嫌弃了，心里头多少有些不舒服，这会儿她娘忽然塞过来一个干女儿，像是给一个没考及格的学生发了一张安慰奖。
但我还是点了头。
我说：“行。”
她娘脸上绽开一个笑，那个笑跟刚才对我的那些客套的笑不一样，是真的笑，眼角挤出了深深的皱纹。她让我把自行车靠墙停好，然后转身进了院子，朝东边那间偏房喊了一声：“小禾！出来一下！”
偏房的门开了。
一个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没有穿红毛衣，没有烫头发，没有抹粉，没有涂口红。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袖口打了补丁，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露出光洁的额头。她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红，鼻头红红的，像刚从外面回来。她不算漂亮，至少没有赵秀英漂亮，但她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冬天夜晚的星星。
她走到她干娘跟前，看了我一眼，目光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
“这是刘庄的刘建国，”她娘介绍说，“来咱家串个门。”
宋小禾点了点头，说：“你好。”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冬天的泉水，泠泠的，带着一股干净的凉意。
我说：“你好。”
她娘拉着宋小禾的手，把她往我这边带了带，说：“你们说说话，我去烧水。”然后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是怕多待一秒就会坏事。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宋小禾，还有那条被拴在枣树下的黄狗。狗不叫了，趴在地上，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们。
宋小禾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脚上穿着一双黑布棉鞋，鞋面上沾着泥。她比我矮一个头，仰着脸看我，目光很平静，没有赵秀英那种打量，也没有她那种嫌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看一个陌生人的目光。
“你是来相亲的？”她问。
她问得太直接了，我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嗯。”我说。
“跟秀英姐？”
“嗯。”
“没相中？”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相中了还是没相中。说实话，赵秀英没相中我，这是明摆着的事。但让我自己说出来，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宋小禾大概看出了我的窘迫，嘴角弯了一下，那一下不算笑，但让她的整张脸都柔和了下来。
“秀英姐眼光高，”她说，“她想嫁到城里去。”
“哦。”我说。
“你是种地的？”
“种地，也在建筑队干活。”
“那挺好的，”她说，“靠力气吃饭，不丢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这句话落在我耳朵里，忽然让我鼻子一酸。刚才在堂屋里坐的那半个小时，赵秀英没跟我说几句话，但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告诉我——你不够好，你不配。而这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只用了一句“靠力气吃饭不丢人”，就把我从那个冰窖里捞了出来。
“你会干啥活？”她问。
“啥都会，盖房子、砌墙、和泥、绑钢筋，都干过。”
“那你能干。”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朴素的肯定。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我说五口。她问我两个弟弟多大了，我说一个二十二，一个十九。她问我爹娘身体好不好，我说我爹腰不好，我娘还行。她问一句，我答一句，不像刚才那样像审犯人，更像是两个普通人在拉家常。
聊着聊着，她忽然说了一句：“你会修自行车的链条吗？我干爹那辆车链条老掉。”
我说会。
她从偏房里推出一辆二八大杠，链条果然松了，骑起来就掉。我从她的针线笸箩里借了一根铁丝，把链条接头的地方紧了紧，又拿石头把几个松动的链板敲了敲。弄好了，我转了一下脚踏板，链条顺滑地转动起来，发出细密的咔咔声，很顺畅。
宋小禾蹲在旁边看着，我修好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你真行。”
就三个字，但她说得很认真，像是一个老师给学生作业本上打了一个对勾。
我们又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她干娘从厨房端了两碗红糖水出来，一人一碗。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甜的，烫的，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身子都暖了。
她干娘站在旁边，看看我又看看宋小禾，脸上的笑容比刚才更大了。
“咋样？”她问，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宋小禾。
宋小禾没说话，低着头喝红糖水，耳根处泛起一层淡淡的粉红色。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发现她有一道很浅的疤，从左边眉尾延伸到太阳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那道疤在她白净的皮肤上像一道细细的闪电，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好看。
我想问她这道疤是怎么来的，但忍住了。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家脸上的疤，不礼貌。
喝完红糖水，我说该走了。她干娘留我吃饭，我说不了，家里人等着。她干娘没再勉强，把宋小禾往前推了推，说：“小禾，送送建国。”
宋小禾送我到大门口。腊月的风还在吹，她的马尾辫被风吹得飘起来，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她站在门槛里面，我站在门槛外面，隔着一道不高不低的门槛，像隔了一条河。
“你还会来吗？”她问。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像星星一样的眼睛。
“会。”我说。
她点了点头，嘴角弯了一下，这次是真的笑了。那笑容很浅，很轻，像冬天早晨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会化掉，但化掉之前，它就在那里，晶晶亮亮的，很好看。
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链条不响了，脚踏板顺滑得像踩在水面上。风还是冷的，但我后背出了一层薄汗，棉袄贴在上面，暖烘烘的。
回到家的时候，我娘正在院子里喂鸡。她看见我进门，手里的簸箕差点没端住，急急地问：“咋样？相中了没？”
我把自行车支好，从后座上解下那两瓶酒和那条烟——她娘没要，说我大老远带过来的，带回去给家里人。我提着东西往屋里走，我娘跟在后面，问个不停。
“她嫌咱家穷。”我说。
我娘的脸一下子垮了，手里的簸箕垂了下来，几粒玉米从簸箕边缘滚落，掉在地上，鸡围上来啄。
“没相中？”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没相中。”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算了，再让张婶给你介绍一个。”
“娘，”我说，“她娘给我介绍了一个干女儿。”
我娘愣住了。
“啥干女儿？”
“她干女儿，叫宋小禾，在她家长大的。我见了，挺好的。”
我娘放下簸箕，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她看那些鸡的神情差不多，像是在判断一只鸡是留着下蛋还是炖了吃。
“你相中了？”
我想了想，说：“嗯。”
“她啥条件？”
“没问。”
“你咋不问呢？”
“忘了。”
我娘瞪了我一眼，但嘴角已经弯了起来。她转身进了厨房，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那行，改天让人去打听打听。你先别急着，打听清楚了再说。”
那顿饭我吃了两大碗，比我平时多吃了半碗。我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碗里的最后一块腊肉夹给了我。
过完年，正月初八，我骑上自行车又去了赵庄。
这一次，我没有先去赵秀英家，而是直接去了偏房。宋小禾不在，她干娘说她去河滩洗衣服了。我把自行车停在她家门口，沿着屋后的小路往河滩走。
冬天的河滩很安静，河水冻住了大半，只有河中心还有一小股水流在冰层下面流淌，发出淙淙的声音。河滩上的石头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嘣咯嘣响。
宋小禾蹲在河边，面前放着一只铁皮水桶，桶里泡着几件衣裳。她戴着一双胶皮手套，袖口挽得高高的，露出细瘦的小臂。她正在搓一件灰色的棉布褂子，搓得很用力，指节泛白。
我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她没发现我。河水在冰层下面流，淙淙的声音像一支很慢的曲子。她的马尾辫垂在背后，发梢有些分叉了，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棕色。
我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进了河里。
石子砸破了冰面，发出一声脆响。宋小禾猛地回过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咋来了？”她问。
“来看你。”我说。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不是那种害羞的红，是那种被太阳晒了一上午的红。她低下头，继续搓衣服，搓了几下，又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帮我拧一下，”她说，“这件我拧不动。”
我蹲下来，帮她把那件棉布褂子拧干。水从布料里挤出来，冰凉冰凉的，顺着我的手背往下淌。我拧得很用力，拧到衣服像一根麻花一样紧，她才说“行了行了，再拧就破了”。
她把拧干的衣服放进桶里，摘下手套，把手伸到嘴边哈了一口气。她的手冻得通红，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跟赵秀英那双涂了指甲油的手截然不同。
“你冷吗？”我问。
“不冷，习惯了。”她说。
我把自己那副棉手套脱下来，递给她。她看了我一眼，没接。
“你戴，我不冷。”
“你手都冻红了。”
“干活就这样。”
她把手插进自己棉袄的口袋里，站起来，拎起水桶往回走。桶很沉，她拎得吃力，走一步晃一下。我跟上去，把桶从她手里接过来。
“我来。”
她没跟我争，把手缩回口袋里，走在我旁边。
河滩上的小路很窄，两个人并排走有点挤。她的肩膀偶尔碰到我的胳膊，每一次碰到都会很快弹开，像两块同极的磁铁。但她没有走到前面去，也没有落到后面，就一直走在我旁边，不远不近，正好是胳膊碰到又弹开的距离。
“小禾，”我叫她。
“嗯？”
“你脸上那道疤，咋来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时候摔的。”
“摔的？”
“嗯。我三岁的时候，从台阶上摔下来，磕在石头上。干娘说我当时满脸是血，她抱着我跑了好远的路才找到卫生所，缝了七针。那时候没有麻药，缝针的时候我哭得嗓子都哑了，干娘也跟着哭。”
她说着，伸手摸了摸眉尾那道疤，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一个很久以前的伤口。
“干娘不是我亲娘，”她说，“我亲爹亲妈都不要我了。我两岁的时候被送到干娘家，她就一直养着我，供我吃供我穿，跟亲闺女一样。”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注意到她说到“干娘”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会微微软一下，像冰面下那层流动的水。
“你恨你亲爹亲妈吗？”我问。
她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不恨。我都没见过他们，恨啥？再说了，要不是他们把我送走，我也遇不到干娘。干娘对我好，这就够了。”
我们走到了她家门口。我把水桶放在偏房门口，她推开门，让我进去坐。偏房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着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窗台上放着一个罐头瓶，瓶里插着几枝腊梅，蜡黄的花瓣在冬天的光线里显得有些透明。
“你坐。”她指了指椅子。
我坐下来，她倒了碗水放在我面前。碗是白瓷碗，碗沿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但洗得很干净。
“小禾，”我说，“我今儿来，是想问你一件事。”
她站在床边，两只手背在身后，靠在那张年画旁边，歪着头看我。
“啥事？”
“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
偏房里很安静。墙上的年画里，那个胖娃娃咧着嘴笑，笑得没心没肺的。窗台上的腊梅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整个屋子都缝在了一起。
宋小禾没有立刻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手背在身后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在了一起，手指绞着手指。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没有害羞，没有慌张，甚至没有惊喜。她看我的目光很认真，认真到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家穷，我知道。”她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
“你弟兄三个，你们家就三间土坯房，你要是娶了我，住哪儿？”她的语气不像是在质问我，更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一些她早就想过了的问题。
“我可以在院子里再盖一间。”我说。
“拿啥盖？”
“我有力气，我去建筑队多干点活，攒几个月就够了。”
“你两个弟弟也要娶媳妇，你爹你娘也要养老，你一个人扛得住吗？”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她皱了皱眉：“你笑啥？”
“你打听过我？”我问。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很厉害，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
“我没打听，”她说，声音忽然变小了，“我就是……问了问干娘。”
“你干娘咋说的？”
“她说你是老实人，能干活，不抽烟不喝酒——哦，她说你抽烟，但不喝酒。她说你这样的人，嫁过去不会受欺负。”
她说完这些话，脸上的红已经蔓延到了颧骨，连耳垂都红透了。她转过身去，假装整理床上的被子，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根本没什么好整理的。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后。
“小禾，”我说，“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你了。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她停下手中的动作，背对着我站着。她的肩膀微微缩着，像冬天里一只把自己缩成一团的麻雀。
“我愿意。”她说，声音很小，小到我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
“你说啥？”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这一次她没躲，没低头，没把目光移开。她直直地看着我，那双像星星一样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害羞的光，不是慌张的光，是一种很亮的、很坚定的光。
“我说我愿意。”她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大到我能听清每一个字，“我不怕你家穷，不怕你没房子，不怕你两个弟弟要娶媳妇，不怕你爹你娘要养老。我有手有脚，我能干活，我能跟你一起扛。你扛不动了，还有我。我扛不动了，还有你。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她说完这些话，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憋了很久的话终于一口气倒了出来。
“那你脸上的疤呢？”我忽然问。
她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眉尾。
“你嫌丑？”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不丑，”我说，“好看。”
“你骗人。”
“没骗你。真的好看。像一道闪电。”
她瞪着我，但那眼神里没有气恼，只有一种拿我没办法的无奈。她伸出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打了一下，那一下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你这个人，”她说，“嘴咋这么甜？”
“我嘴不甜，”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她笑了，这一次笑得很开，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脸上的那道疤也跟着弯了一下，像一弯细细的月牙。
窗台上的腊梅被风吹了一下，几片花瓣落下来，落在窗台上，蜡黄蜡黄的，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阳光。
我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没有躲，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僵硬。她像是等了很久，等这个拥抱等了很久，久到她的身体已经记住了这个形状，一靠上来就刚刚好，严丝合缝的，像两块拼在一起的拼图。
她的头靠在我胸口，我的下巴抵在她头顶。她头发上有一种皂角的气味，混着河滩上水的凉意，钻进我的鼻子里。
“建国。”她闷闷地叫了我一声。
“嗯。”
“你以后别骑那辆破自行车了，链条老掉。”
“我修好了。”
“修好了也会再掉。”
“那我再修。”
她在我怀里笑了一下，那笑声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行，”她说，“你修。”
那天我在她家吃了午饭。她干娘做的面条，手擀的，切得粗细不匀，但劲道得很。臊子是酸菜肉丝的，酸菜是她自己腌的，酸得恰到好处，我吃了两大碗，吃得满头大汗。
赵秀英没有出来。她干娘说她去县城了，找她表姐玩。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在还是故意躲着不见，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吃完饭，她干娘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对银镯子，不粗，花纹也很简单，但擦得很亮。
“这是小禾她亲妈留下的，”她干娘说，声音压得很低，“她亲妈送她来的时候，把这副镯子塞在她襁褓里。我替她保管了二十多年，现在交给你。你以后要是对小禾不好，我饶不了你。”
她把红布包塞进我手里，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上全是老茧，那是一辈子干活磨出来的。但她的手很暖和，暖得像冬天灶膛里的余烬。
“婶子，”我说，“您放心。”
“叫干娘。”她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干娘。”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转身走进了厨房，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走吧走吧，天不早了，路上慢点。”
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链条没掉。
夕阳把整条土路染成了橘红色，路两边的杨树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幅幅炭笔画，在橘红色的天幕上勾勒出细密的线条。风小了，空气里有一股烧柴火的味道，远远近近的村庄里飘起炊烟，一缕一缕的，在晚风里斜斜地飘着。
我骑得很慢，不是骑不动，是不想骑快。
我想把这一刻拉长一点。再长一点。
手心里攥着那个红布包，银镯子硌着我的掌心，有一点疼，但那种疼是好的疼，是实在的疼，是把什么东西攥紧了不愿意松开的疼。
三个月后，我和宋小禾办了婚礼。
没有大办，就在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亲戚和邻居。我爹杀了两只鸡，我娘蒸了两锅馒头，小禾她干娘送来了一床新棉被，大红被面，上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
那天晚上，人都散了，我和小禾坐在新房里。
新房是我在院子里新盖的一间土坯房，不大，刚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墙还没干透，散发着一股泥土的潮气。窗台上放着一个罐头瓶，瓶里插着几枝野花，是小禾下午在河滩上摘的。
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手里攥着那条她织的围巾。那条围巾本来是织给她自己的，灰色的，毛线有些粗糙，但织得很密实。她织了拆、拆了织，织了好几个月，最后织成了一条很长很长的围巾，绕在脖子上能绕三圈。
她把围巾递给我。
“给你的。”她说。
我接过来，围在脖子上。围巾很暖，带着一股新毛线的味道，还有她手上的温度。
“建国，”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弯的，“你说咱以后的日子会好吗？”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还是那么大，掌心上还是那些老茧。但她手心的温度没变，跟第一次我握住她的时候一样，暖暖的，像冬天的炉火。
“会好的。”我说。
“你咋知道？”
“因为你在我身边。”
她笑了，眼泪掉了下来。她靠在我肩膀上，把脸埋进我的脖子里。那条围巾把我们俩缠在了一起，灰色的毛线绕了一圈又一圈，分不清哪一端是她的，哪一端是我的。
窗外的月亮很亮，月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落在红被面上，把那些鸳鸯照得像活了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远去了。夜风把窗台上那几枝野花吹得微微摇晃，花瓣的影子落在墙上，像一幅会动的画。
我伸手把灯吹灭了。
黑暗里，她的呼吸声就在耳边，轻轻的，暖暖的，像河滩上那淙淙的流水声，不急不慢，一直流，一直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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