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撰写《“儒墨”还是墨》一文，指出《史记》所书“儒墨”多为儒家笔墨的意思，即指儒家的著述或学说，而不是诸子百家中的墨子或墨家。虽然作为立论的背景知识和基本前提，谈到墨家在战国以后即已阒焉无闻，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汉武帝时期，是绝不会出现弘大墨家学说之事的。
由于自己“起家”的专业乃是只看地况、不问人事的历史地理学，几十年来虽然随读书得间自然而然地向许多本专业之外的领域有所拓展延伸，但对思想史问题，却一向望而却步。盖天资驽钝，不善抽象思维，对这类看不清、摸不着也抓不住的内容，想要读懂，都要费九牛二虎的力气，更实在没有研究的能力。
自己不行，就要相信那些行的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像中华书局新点校本那样把“儒墨”误解为儒家和墨家，只是历史文献学者才会犯的错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侧重于文献的内涵而不是表面形式，因而是绝不会造成此等谬误的。然而做学问还真不能靠想象，实际情况，与此差别很大。
今天随手翻看闲书，翻到了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中有一篇文章，是《墨子的思想》。文中引述方授楚先生著《墨学源流》一书，谓方氏云陈胜、吴广起事之后，“墨家则虽参加，似不甚显著”，其比较的对象，是鲁地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子裔孙孔甲且身任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方授楚先生以为墨家人士曾加入陈胜、吴广的反秦义举，所依据的史料，是《盐铁论·褒贤》所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话：
戍卒陈胜……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
这个例证，我在《“儒墨”还是墨》那篇文稿中是提到了的。方氏另外还提到《盐铁论》同篇另一段桑弘羊的话：
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其无王久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
不言而喻，方氏就是把这两处“儒墨”中的“墨”字理解成了墨家。
《盐铁论》中述及的“儒墨”，不止这两处而已，前此我写《“儒墨”还是墨》一文时，由于重在解析《史记》的纪事，所以没有外延太多，去具体讨论《盐铁论》的用法，只是简单地谈到：“至于《盐铁论》中，此类用例尤多，如‘齐鲁儒墨缙绅之徒’，即属显证。”其实我们看一下比较通行的《盐铁论》校注本，就会发现，专门研究《盐铁论》文本的学者，同样在一直误解这一词语。
王利器先生，是一位学养博奥的学者，他做的《盐铁论校注》，特别关注了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词语，颇具学术眼光，可所做解读，却出现了明显的差误。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弘治涂氏江阴栞本
《盐铁论》中第一次提到“儒墨”的地方是在《鼌错》篇中，同样是出自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口的话：
《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
王利器先生对文中“山东儒墨”注释说：
后《褒贤》篇又作“齐、鲁儒墨”，《淮南子·泛论》篇：“总邹、鲁之儒墨。”墨子也是鲁人，齐、鲁、邹都在山东，故称“山东儒墨”。
当然这里所说“山东”不是今天那个同名的省份，而是指崤山以东、函谷关外的六国故地。
其实齐、鲁、邹都是儒学盛行之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别，即清楚显示出齐、鲁两地在儒学传布史上无以比拟的重要地位，而《庄子·天下》篇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西汉人韦孟亦有诗云“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汉书·韦玄成传》），这些说法也清楚显示出邹地也是和齐、鲁一样的儒学重镇。故初不必非将墨子或墨家同“儒墨”联系到一起。如前文所述，墨家在战国以后即已销声匿迹，至汉武帝时期以后固已绝无墨学之徒可招，所谓“山东儒墨”，同墨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应当是指关东各地以儒学家为主的学者。在这里，“儒墨”二字甚至可以引申为各路“文化人”的代称。
回到前面方授楚先生所讲的问题上，郭沫若先生虽不赞同墨家会参加所谓陈、吴“革命”，但他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儒墨”的本义同墨家乃略无关涉。郭氏强指“儒墨”的“墨”字为《盐铁论》所妄增，更原始的记载——《史记·儒林列传》本来并没有这个字儿。然而对比二者，谁都可以看出，郭沫若先生这一说法未免太强词夺理了。做学问，急不得，还是要先慢慢读好书。
2022年6月5日上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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