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冷兵器之王，悍匪雷国民靠一把锤子横行七省，杀一人只需6秒|冷兵器|刑警|悍匪|杀人|盗窃|第一巨额抢劫案|雷国民

1991年，江苏无锡梨花宾馆发生了一起不起眼的盗窃案。

一个年轻人在盗窃多间客房后被失主当场抓获扭送公安局，由于盗窃数额不大，只受到了治安警告处理。

公安机关按照程序留下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指纹信息，没有人会想到，这枚指纹将在十年后成为串并二十条人命的关键钥匙。

这个入室盗窃的年轻人叫雷国民，1971年11月5日出生在安徽桐城罗岭乡罗湾村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

父亲是个卖馄饨的，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就对他拳脚相加。母亲也时常辱骂他，只要他有一点不合心意，最常见的惩罚就是不给饭吃。

小学三年级那年，他偷了家里一个鸡蛋去学校换了一支带橡皮的铅笔，回家后遭到父母一顿毒打，还被饿了一整天。

贫苦和暴力像两块磨石，从两面夹击着他的童年。命运最残忍的玩笑莫过于此：它先教会一个孩子什么叫饥饿和拳头，然后把他扔进一个无人纠偏的世界，让每一次伤害都沉淀为他日后挥锤时肌肉记忆的一部分。

11岁那年，雷国民再也无法忍受父亲非打即骂的态度，第一次离家出走。

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没有钱也没有依靠，只能靠乞讨勉强活命。他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闹市区跪在地上乞讨，膝盖肿痛难耐也不敢起身，因为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在面前那个破碗里。

乞讨的日子里，他经常被别的乞丐团伙殴打，为了活下去，他学会了扒窃。

两年后，13岁的雷国民回到家里，本以为父母会着急，没想到父亲竟问他“怎么没死在外面”，母亲则让他“赶紧滚，这个家没法再多张嘴”。

雷国民的心凉透了，再次离家出走。

这次离家后，他如一片无根的浮萍，在城市的缝隙间四处漂泊，所到之处皆留下偷窃的痕迹。

这期间他谈过一个女朋友，但因为他实在太穷，最终分手。

连续的挫折让他彻底丧失了对合法劳动的耐心，他开始相信只有最快的办法才能改变命运。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寒冬，在无锡街头，他辛苦积攒的全部家当竟被偷得一干二净。

为了填饱肚子，他跑到无锡梨花宾馆行窃，结果被抓。

20岁那年，雷国民在老家娶了一个媳妇，妻子名叫刘有莲，两人先后生下了一双儿女。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雷国民或许只是一个安徽农村里最寻常的青年——守着老婆孩子，种地打工，在柴米油盐里过完一辈子。

但雷国民身上有一条始终没有愈合的裂口，这条裂口从童年一直延伸到他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里。

婚后，他名义上是外出打工赚钱，实际上是外出盗窃，并且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妻子刘有莲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个本来可以靠双手撑起来的家，就这样散了。

两个孩子在村里成了没有父亲护着的野孩子，因为父亲入狱，常常被同龄人欺负。

雷国民在狱中收到过女儿的来信，信里写的是：“爸爸，我跟弟弟时常受到欺负，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封信让他心如刀绞，据办案人员后来了解，他读完信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一夜没有合眼。

处在这样的境况下，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出狱后洗心革面、好好抚养孩子，但雷国民不是正常人。

他把那种无能为力的愤怒转化成了更极端的暴力冲动，在心里给自己筑了一道逻辑：我不是在杀人，我是在给孩子赚钱。

人一旦找到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任何残忍都可以被包装成父爱。但后来的调查表明，雷国民出狱后几乎从没有回过家，那些抢来的钱也从未用在孩子身上，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为了孩子”不过是他自我催眠的咒语罢了。

1992年夏天，雷国民听人说“广东人比较富”，于是背起行囊到了广州。

他在三元里火车站附近经过一个多星期踩点，盯上了家住三元里风水巷、做猪肉生意且家中可能有保险柜的张平。

同年8月1日午夜，劳累了一天的张平和几名帮工早已进入了梦乡。凌晨1时许，雷国民携带一把菜刀，翻墙潜入张平住处，猫腰爬进存放有保险柜的房间，对熟睡在这间房中张平的弟弟张友林的颈部举起菜刀猛砍两下，张友林当场毙命。

他从死者身上搜出10多元钱及一串钥匙，正准备开保险柜，突然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讲话，慌忙逃离了现场。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只抢到了十几块钱，但抢劫带来的快感让他越来越迷恋，

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说：杀一个也是杀，杀几个也是杀。

从十元到十条人命，有些人的犯罪进阶之路始于贫穷，终于麻木，而中间填充的是越来越不值钱的人命和越来越精确的暴力。

1993年11月8日，雷国民悄悄潜入广东省中山市郊区周冠贞家，躲在门口伺机抢劫。

女主人周冠贞刚出门欲看洗衣机工作情况，雷国民即用随身携带的砍刀猛砍周冠贞。身受重伤的周冠贞高声呼救，惊动了家人及邻居，雷国民见无机会抢劫，便慌忙翻墙逃离。

在流窜作案的过程中，雷国民在云南结识了张云明。

此人从事抢劫、贩毒等勾当，曾经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仍旧死性不改。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打算结伙作案。他们一起偷渡到越南买了两把旧的51式手枪，有了枪之后开始疯狂进行杀人抢劫。

1994年1月29日，雷国民与张云明为抢一辆“本田王”牌摩托车充当作案工具，枪杀一名男青年，抢到摩托车和20元钱。

3月份又瞄准了昆明一户经营烟草生意的人家，抢到金项链金手链各一根、金戒指4枚、人民币700多元。

4月3日20时，在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两人再次对一个车主进行枪杀抢劫。次日凌晨，两人逃至中山市沙溪镇圣狮一家人中，枪杀一对夫妇，抢到金项链后离开。

雷国民与张云明合伙犯过多起案件后产生了矛盾，最终因分赃不均分道扬镳。张云明带走两把枪，于1994年年底在重庆伙同犯案时被抓捕，因犯抢劫罪、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1995年年初被执行死刑。

雷国民在得知张云明被执行死刑时感到了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收手——他的手上已经沾了多条人命，早已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95年3月23日，雷国民抢劫了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庙前街一户人家，将家中的主人杀害，抢走10万元现金，从此他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犯罪方法论。

1996年6月13日，在珠海市拱北汽车站售票大厅陈奕通的门市，雷国民杀死了两名值班员，劫走了43万余元人民币和10万元港币。

此后，他窜回到安徽安庆，租下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仓库，名义上是健身房，实际上是他苦练杀人和作案技能的场所。

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刘有莲已回到他的身边，一度觉得他形迹可疑，曾跟踪过他，后来还要了一把健身房的钥匙，但她根本弄不清楚这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邪恶。

雷国民每天雷打不动跑四十公里，练习驾驶和切割技术，用拉力器练臂力，做五十个俯卧撑。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详细供述过对凶器的对比选择，这段话几乎成了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样本。

他说：刀不如枪，枪不如斧，斧不如锤。用刀作案，不能一招致于死地，受害人容易喊叫，流血也多，动静太大；用枪作案，虽能一招致命，但枪声一响等于自报坐标，破案率高得多；斧头的效果不错，但过于笨重，不易挥动，连续作案体力消耗太大；唯有锤子最趁手——轻巧灵活，可以一招将对方制服，喷出来的血也不多，事后清理现场省时省力。

在安庆那间所谓的健身房里，他在沙袋上用红笔圈出太阳穴位置，每晚反复练习从不同角度精准锤击，直到手腕形成肌肉记忆，闭着眼睛都能一击命中目标区域。

他甚至计算过人体不同部位被锤击后的反应时间——太阳穴最快，后脑次之，额骨最硬需要补锤。

这些经验全部来自他一次又一次的实战复盘。十米之内能精准命中，他号称六秒之内就能杀死一个人。

为作案后能迅速逃离，他专门去驾校学了车；为更方便地打开信用社金库大门，他又去学了氧气切割技术。

当一个社会边缘人把学习能力、自律精神和专注力全部倾注于如何更高效地剥夺他人生命时，我们面对的已不是一个普通罪犯，而是一台由苦难浇铸、由仇恨驱动的精密杀人机器。

他的悲剧不在于有智商，而在于这智商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引向过别的出口。

1997年9月22日晚，雷国民抢劫了南昌的汇通城市信用社。

他剪断防盗窗后翻窗进入，杀害工作人员一名后扬长而去，这是他把魔爪伸向金融机构的第一案。

1998年7月31日凌晨1时，他又流窜到吉林省通化市北市场城市信用社，劫得人民币15万余元后逃离现场。

此后他嫌自己逃离现场的速度太慢，决定搞一辆方便快捷的面包车继续行劫。

1999年12月4日傍晚6时许，南京六合马鞍乡李云村，雷国民抢劫出租车司机王华。

他事先准备好了一个旅行包，包里有一把仿真54手枪、一米长的尼龙绳、4块外地车牌、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一张江苏省地图。

王华与其殊死搏斗的过程中，车翻了，附近又有住户，雷国民用刀刺穿王华的左太阳穴，伤口一直贯通到右下巴。

身受重伤的王华爬行二十多米向农户敲门求救，最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六合警方在出租车内发现凶手遗留的身份证和车牌等物件，但这些身份证全是假的，车牌也是盗窃而来，旅社老板无法准确描述住客的体貌特征，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2000年8月5日夜，雷国民翻墙进入安徽省宿州市北关农村信用合作社院内，破窗入室，惊醒了值班人员徐玉芬、薛玉珍，遂用携带的凶器迅速将两人杀死，撬开金库门锁，抢劫现金19万余元。

事后他将10万元存入安庆市农行，3万元给其妻拿去深圳做生意，2.4万元购一辆旧桑塔纳车。

2001年2月，雷国民驾车窜至江西省瑞昌市，选定了瑞昌信用社作为抢劫目标。

他通过熟人了解到，该信用社晚上金库的钥匙就在保安周升忠的手里，于是将下手的目标锁定在周升忠身上。

2月21日16时，雷国民将车停在周升忠家附近，推门入室，将周升忠与他的老母亲、女儿周美、侄女先后杀死，从周身上找到了金库钥匙。

不久，周的小女儿进屋，被雷国民用锤子一通乱砸，丧心病狂的雷国民又将其奸淫。

随后雷国民准备离开作案现场到信用社抢劫，不料在周升忠家门口迎面碰上他的弟弟，不得不放弃抢劫计划，当夜驾车逃回安庆。

2001年春天，雷国民又把目光锁定在了盐城市城区盐都县信用合作联社。

他用了一整个春天反复踩点，伪装成路人，站在联社对面拿着报纸，目光紧盯着运钞车和员工的进出规律。

他数过每天有多少个包裹被搬进金库，记录过值班员的换班时间和用餐地点，甚至摸清了哪些窗户亮灯意味着什么。

事后他交代，自己在动手前花了整整两个月观察这家联社的规律，记下了每个工作人员去厕所的时间、换班交接的流程、运钞车的抵达时刻表，甚至连值班人员几点几分会打瞌睡都摸得一清二楚。

审讯人员问他为什么要记这些，他回答的语气平淡得像拉家常：“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最困，下手的时候反抗最小，动静也最小。”

最高级的犯罪从不依靠蛮力，它靠的是将暴力的刃口磨到与日常生活的纹理完全贴合——当凶手比员工更熟悉这栋大楼的呼吸节奏时，杀戮就只剩下倒计时。

2001年4月14日晚上，他发动一辆挂着苏J-U1264牌照的蓝色桑塔纳轿车驶向联社。

他从后墙爬上信用联社东侧公共厕所的房顶平台，用木梯翻过后墙，从自行车棚的铁架子滑下，悄悄潜入。

他看见值班室内有两个人——陈建宏和李玉生，后来又进来一个带班干部陈志勤。

等了几分钟，陈建宏走出值班室，雷国民冲上去对着他脑袋狠敲两锤，直接对方倒地，接着冲进值班室击倒李玉生，用刀将两人杀害。

随后，他用刀割断了墙上的报警器电线和电话线，把桌上的手机电池卸下来随手扔在地上，然后上到五楼找到正在玩电脑游戏的陈志勤，将其杀害。

翻出墙外取回早已准备好的切割设备后，他对金库铁门进行切割。因为声响太大，他数次停下来外出观察动静。整整花了两个小时，金库铁门被切开一个洞，他钻进去，只挑五十元和一百元的大面额纸币装进三个大包，大量十元、五元面值的现金被留在了原地。

某家金店寄存在金库内的价值120万元的珠宝首饰，他也视而不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拿能快速变现的东西，不贪不恋，求的就是快进快出。临走前，他拿拖把将值班室内外仔细拖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痕迹。

凌晨四点多，盐都县信用联社内三具尸体躺在已经凝固的血泊中，金库铁门和保险柜敞着口。

雷国民此时已经驾驶着那辆蓝色桑塔纳在宁通高速公路上疾驰，身上的深色衣服沾满了如雨点般的暗褐色斑点，那是三名值班员的血迹。

他此前计算过时间，必须在天亮前逃出江苏驶入安徽境内。因为一时走错路绕到了扬州，比预定计划耽误了一些时间，他在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门试图追回时间。途中他从反光镜里观察后方车辆，确认前后没车后将汽车靠右停下，从后备箱取出一只备用轮胎和一条撬棒，做出换车胎的假象，然后迅速卸下苏J-U1264牌照，换上一副皖A-29660牌照，卸下来的旧牌照被他折毁后连同撬棒一起扔出护栏外。

换好牌照后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把身上沾满血迹的外套、裤子和鞋子一件件脱下来，连同作案用的铁锤、尖刀、手套和面罩一起放在副驾驶位置。

车子重新启动后，每隔十来公里，他就腾出一只手，把一件沾血的衣物从车窗扔出隔离带。事后审讯中，他对换牌和清理现场的细节供认不讳，甚至连在哪段路扔了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

审讯人员让他画逃跑路线图，他随手画出来的高速出口和换牌地点与警方事后调取的监控完全吻合。

这种记忆力让在场的刑警感到不寒而栗。

有些人的大脑天生就是为犯罪而生的数据库，可惜他们从未想过，这套运算能力用在任何合法领域都足以让他们摆脱当初那个挨饿的少年。

盐城“4·15”特大杀人抢劫银行金库案发生后，公安部挂牌督办，此案被列为全国第八号大案。

综合现场勘查实验及物证检验情况分析，专家们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杀人抢劫案件。

作案时间在4月14日晚9时至15日凌晨，进入中心现场的犯罪分子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具有操作切割和驾驶技术，凶狠残忍。

盐城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在信用联社后院的围墙上提取到了嫌疑人遗留下的一个血手印，但仅凭这半个血手印想要锁定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真正让侦破工作迎来转机的，是一条从南京传来的消息。

时间要倒回1999年12月4日傍晚6时许，南京六合马鞍乡李云村，28岁的出租司机王华被人发现死在路边的农户家门口，他驾驶的面包车侧翻在路边。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王华的太阳穴被尖刀贯穿至右下巴，系被利器刺伤致死，而非交通事故。

南京警方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成立了“12·4”专案组进行彻查。

警方在车上找到一个旅行包，包内有一把仿真54式手枪、一米长的尼龙绳、四块外地车牌，以及一张身份证和一张江苏省地图。

身份证上显示主人名叫宋进贤，家住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某路。警方随即派员前往秦皇岛核查，却发现这个宋进贤从未离开过河北，身份证是伪造的。四块外地车牌经查也是盗窃而来，旅社老板们也无法准确描述使用该身份证登记入住的凶手体貌特征。

一时间，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但六合警方没有放弃。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不懈努力，2001年6月4日，专案组外调小组在无锡取得了关键突破：通过犯罪痕迹比对，一个化名“王七”的人，其作案手法和遗留痕迹与六合“12·4”案高度一致。

警方随即前往无锡调取收容档案，在4000多名收容人员的档案中逐一查找，终于锁定了“王七”的真实身份。

原来这个“王七”曾于1993年在无锡因盗窃被警方抓捕，在当地留下了指纹档案，而“王七”的本名，正是雷国民，1971年出生，安徽省桐城市罗岭乡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雷国民的指纹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4月23日——那一年他在无锡梨花宾馆盗窃被当场抓获，因盗窃数额不大被治安警告处理，在公安局拘留了十多天，临走时按下了那枚指纹。十年后，这枚指纹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

随着“王七”真实身份的曝光，六合警方的侦查进入了快车道。

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查出雷国民与1999年12月4日六合马鞍乡劫车杀人案的重大关联。

安徽桐城的老乡告诉办案人员，雷国民一周前已经去了深圳。

南京六合警方立即向安庆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发出协助抓捕请求，两地警方迅速建立联动机制，通过认真分析和侦查，确认雷国民潜逃至深圳，即将从深圳火车站乘车外逃。

此时，一张围绕深圳火车站的大网悄然张开。

警方掌握到，雷国民将于6月12日下午从深圳火车站出发逃往外地，具体车次不明，但他已经通过非法渠道购得了一张前往合肥的火车票。

抓捕组提前数小时便已布控到位，深圳罗湖火车站人来人往，候车室里坐满了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空气中混杂着方便面和汗水的气味，头顶的吊扇嗡嗡转着，谁也不知道一场无声的围猎正在人群中展开。

6月12日下午五点多，南京警方六合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德山带领三名侦察员，在深圳铁路公安处和罗湖火车站派出所的配合下，分散在候车室各个角落。

他们手中唯一的辨识依据，是一张多年前的黑白照片翻拍件和从收容档案中提取的模糊体貌描述——身高一米七左右，体型偏瘦，长方脸，肤色偏黑。

五点半左右，一名身着深灰色T恤的男子从候车室入口走了进来。

他步伐不紧不慢，目光却不停扫视四周，在人群中穿行时习惯性地微微缩着肩膀，像是在刻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一名侦察员注意到，这个人在经过安检口时，眼神不自觉地瞟了一眼站内巡逻民警的方位，随即又迅速移开，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这个微小的异样被侦察员捕捉到了。他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在人群中保持着七八米的距离，同时用手台向其他队员通报了方位。

那名男子走到候车室中部，在一个空位坐下，将一个黑色旅行包放在脚边。他没有像普通旅客那样看报纸、喝水或者四处张望，而是直挺挺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每隔几秒就扫一眼候车室入口和检票口。

侦察员从侧面接近，装作寻找座位的样子从他面前经过，在擦肩的瞬间确认了他的面部特征——长方脸，颧骨略高，肤色偏黑，与照片上的雷国民高度吻合。侦察员走到他身后几排的位置坐下，通过手台低声通报：“目标锁定，六排中间过道边，灰色T恤，黑色包。”

收网的指令在三分钟内传达给了所有布控人员。

张德山决定不等到检票时动手——一旦进入检票队伍，人流密集，雷国民极有可能趁乱逃脱或挟持人质。

他部署了四名警力从四个方向同时接近目标，两人负责控制上肢，一人负责控制下肢，一人负责摘取随身物品，要求在三秒内完成压制。

五点四十分许，四名便衣警察从不同方向缓缓向目标靠拢。

候车室里依旧嘈杂，广播里正在播报一趟列车的检票通知，没有人注意到几道身影正在收窄包围圈。

当最近一名侦察员距离雷国民不到两米时，雷国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的肩膀突然绷紧，右手下意识地往腰间摸去。就在这一瞬间，张德山从侧后方猛扑上去，双手锁住他的右臂将其反拧，同时用膝盖顶住他的腰部将他压向地面。其余三名侦察员几乎在同一时刻扑了上来，一人按住他的左臂，一人抱住他的双腿，另一人一把扯开他的黑色旅行包。

雷国民拼命挣扎，整个身子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一样剧烈扭动，嘴里发出低沉的闷吼，但他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从张德山扑上去到雷国民被完全制服、双手被反铐在背后，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

现场没有响一枪，周围的旅客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看见几个男人把一个瘦小的男子按在地上，还以为是便衣在抓小偷。

侦察员将雷国民从地上提起来的时候，他的灰色T恤已经被地面蹭得满是污渍，脸上也擦破了一块皮，渗着血珠。

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盯着地面，始终没有抬头看任何人。

张德山从他腰间摸出了一把用报纸包裹的匕首，他的黑色旅行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两副不同省份的汽车牌照、一把仿真手枪和一张当天下午五点半开往合肥的火车票。

如果他再晚进来十分钟，这趟车就已经开动了。侦察员拿着那张车票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雷国民，说了一句：“你这趟车赶不上了。”

雷国民嘴角抽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被押着走出了候车室。

六合警方连夜将他押回南京。

在返程的车上，雷国民一直沉默，双手被铐在身前，眼睛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6月13日，在南京市六合区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雷国民对六合“12·4”劫车杀人案的罪行供认不讳。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雷国民或许只是南京刑侦档案里一名普通的抢劫杀人犯，但一个细节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六合警方在清查雷国民随身物品时，发现了一张24万元的银行存折。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对于这笔钱从何而来，雷国民拒不交代，只是反复说“这是我打工挣来的”。

六合警方将这起命案作为大案要案移交到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预审大队，审讯专家陈勇接手了此案。

陈勇是全国公安系统知名的审讯专家，多次完成审讯攻坚任务。经过对案情的分析，他认为必须将这张24万元银行存折的来源搞清楚，于是受命前往雷国民的老家——安徽省安庆市的开户行进行调查。

陈勇到了安庆市农业银行，首先证实这张24万元存折是真的，雷国民确实存有这笔钱，但多年的办案经验让他没有就此收手。

他要求银行提供该行所有以雷国民为户头的存款信息，一开始银行工作人员以客户隐私为由拒绝，陈勇据理力争：“我已经查过了，当地只有这一人叫雷国民，不存在侵犯其他人隐私的问题。此外，雷国民现在是命案嫌疑人，根据我们调查，他根本没有正常收入来源，这些钱很可能就是赃款。”

在陈勇的一再坚持下，银行工作人员最终配合查询。

这一查，果然查出了问题——雷国民名下竟然还有一张50万元的存款，开户日期是2001年4月16日，恰恰是盐城“4·15”金库劫案发生的第二天。

陈勇找来当时办理这笔业务的柜台工作人员，因为数额较大，工作人员印象很深，回忆说：“那人体格瘦小，清晨拖着一个大麻袋来存钱，里面装着50万元现金，全都是旧钞。”

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在金库劫案第二天拖着满麻袋的旧钞来银行存款，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高度吻合，让陈勇敏锐地意识到：雷国民很可能就是盐城“4·15”大劫案的真凶。

根据陈勇调查的情况，专案组迅速将雷国民的相关信息发给刑事技术部门进行核查。

两个小时后，喜讯传来——雷国民的信息与盐城“4·15”案发后在围墙上提取到嫌疑人的血掌印，经过比对，完全吻合。

与此同时，南京市公安机关结合盐城市公安局提供的现场资料，通过更进一步的犯罪信息比对，于8月20日认定雷国民系“4·15”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使全案的侦查取得重大突破。

至此，这桩轰动全国的金库大劫案宣告侦破。

8月22日，雷国民被押解回盐城。

公安人员放慢车速押着他在“4·15”作案现场绕了一圈，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始终未敢抬头看一眼。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很快，他就开始主动开口，交代的内容远远不止“4·15”这一桩案子，从1992年广州三元里第一次杀人，到流窜七省犯下的全部15起抢劫案、20条人命、4人重伤，他一口气全倒了出来。

警方最初的反应是“他在吹牛”，觉得反正横竖都是死刑，这家伙大概想把自己吹得更传奇一点，但当侦查机关拿着他供述的清单逐一核实后，结果令人脊背发凉——全部属实，甚至连警方还没来得及掌握的案件，他也一并交代了。

他交代的过程极其冷静，像是在汇报一项工程的施工进度，说到杀人的细节时连语气都没有起伏。

审讯中他还供述了一个此前从未向外人透露的心理细节：每次作案前夜，他都会反复做一个同样的梦——梦里他还是那个跪在街头乞讨的男孩，膝盖疼得钻心，碗里只有几枚硬币。醒来后他就告诉自己，今天必须干成，因为“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跪着的姿势了”。

他甚至用了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说法来解释自己的杀戮逻辑：“我杀的不是人，是堵在我和钱之间的障碍。你把他们当人看，你就下不去手；你把他们当锁，你只需要考虑怎么开锁。”

当被问及是否对某个受害者有过片刻犹豫时，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出一个名字——江西瑞昌那个被他奸淫后杀害的11岁女孩周美的妹妹。他说那个小女孩进屋时他犹豫了“大概一两秒”，但“当时已经红了眼，停不下来了”。

说完这句，他低下头，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办案人员后来回忆，那是整个审讯过程中雷国民唯一一次表现出接近于“不安”的状态，但这种不安转瞬即逝，很快又恢复了他那副汇报工作的平淡口吻。

在交代“4·15”案件作案的全过程时，雷国民说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脊背发凉：“我杀一个人只需要六秒。在我眼里，杀人和杀鸡杀鸭没什么区别。”

他说这话的时候既没有炫耀，也没有悔意，就像在陈述一个经过反复验证的技术参数。

审讯人员追问他为什么要把杀人精确到秒，他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多一秒就多一分危险，少一秒就多一分把握。我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让这件事变得跟呼吸一样不需要思考。”

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也有家人孩子时，雷国民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他说：“想过。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我被抓了，我的孩子也会没有父亲。所以每次动手前我都跟自己说，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没得选。”

一个施暴者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是所有极端犯罪者共有的心理免疫机制——只要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他就能对任何残忍心安理得。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对金钱的态度。

雷国民通过杀人抢劫获取了大量钱财，但他从不肆意挥霍，花钱近乎吝啬。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甚至从不涉足灯红酒绿的场所。他在盐城作案为了踩点方便，完全可以到旧车市场花二三十元买辆自行车，他却到自行车出租行租了一辆，人家跟他要四元钱租金，他讨价还价只给两块五。

审讯人员问他抢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花，他给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回答：“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我抢的不是钱，是那个劲儿。小时候饿怕了，总想手里有东西才踏实。但真拿到手了，又觉得这东西脏，花不出去。”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其实我抢来的那些钱，大部分现在还躺在银行里，我连数都没数过第二遍。有时候我也问自己，我杀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些我根本不敢大张旗鼓花出去的数字，值不值？但每次问完，下次还是照样干。”

这番话或许是他犯罪生涯最接近自我剖析的瞬间——一个为了钱而杀人的悍匪，到头来发现自己并不真正需要这些钱，他需要的是用暴力改写童年无力感的那个过程本身。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陶运梅后来回忆说，如果抛开雷国民犯罪的行为，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人——明辨是非、节俭、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但正是这种日常的正常与他作案时的残忍变态形成的巨大反差，才最让人不寒而栗——一个人可以在白天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晚上却毫不犹豫地用锤子砸碎别人的头颅，这两套人格在他身上并行不悖，像两个完全割裂的平行世界。

人心是一座双层建筑，雷国民把一楼布置成一个精打细算的寻常丈夫，二楼却是一座停尸房。

这两个空间之间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它们只是诡异地在同一个地基上共存了三十年。

直到雷国民在审讯中得知，妻子刘有莲也受他牵连，因涉嫌转移赃物罪被公安机关拘留，这个一直自恃没有证据定案的男人立即瘫倒在地，痛哭流涕。

他主动提出以自曝尘封近十年的所有案件来为妻子赎罪。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两个曾经被他伤害最深的人——离他而去的妻子和那个在信中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女儿——成了他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后刘有莲也因涉嫌帮助转移赃物被判刑。

一家四口，散的散，判的判，到头来谁也没能过上他口口声声要“赚钱”给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