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在史册 昭兹来者
——重庆卢作孚纪念馆参观记
聂应德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毛泽东主席称他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忘记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称他是近代以来爱国企业家的典范。目前，卢作孚纪念场馆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北碚区和合川区两地。北碚区有卢作孚纪念馆、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作孚园，合川区有卢作孚旧居、卢作孚祖居、卢作孚广场。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重庆市档案馆 藏）
2026年3月11日上午，笔者同老友一起在重庆北碚参观卢作孚纪念馆，这是卢作孚的核心纪念地。纪念馆位于北碚区朝阳街文星湾一巷1—33号，这里原为嘉陵江峡防局旧址，也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展陈内容有：生平事迹、民生公司、宜昌大撤退、北碚建设。通过参观纪念馆，我们对卢作孚作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及其重教兴学的事迹有了进一步了解，更深悟到他是爱国实业家的典范、乡村建设家的先驱、平民教育家的代表、为而不有的楷模。所有这些，我们认为在今天也是值得大加点赞和广泛传播的。
今天，我们讲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史，不能忘记他！我们讲中国民族工业史、中国航运史、中国交通史，不能忘记他！我们讲中国科技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不能忘记他！我们讲中国乡村建设史、中国农村发展史，不能忘记他！
卢作孚事迹，“载在史册，昭兹来者”（孙越崎语）。
一、实业救国的典范
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今重庆合川），他生活在一个落后挨打、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腐败无能，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通过改革富国强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却又在1895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此时此刻，科举状元张謇，辞官回到家乡南通办实业，开辟实业救国之路，做得风生水起；光绪皇帝在体制内“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即烟消云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建立民国，经历了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阶段，但旧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却一直存在，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并领导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卢作孚在尝试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之后，最后选择了实业救国，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建立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全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最初的业务为合川到重庆的嘉陵江航运，靠一艘70吨铁壳小轮船起家，于1930年前后并购川江几家华商轮船公司，统一了川江航运业务。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已走出四川，进入长江主干线和下游地区，拥有140艘轮船，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之一。民生公司的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到顶峰阶段，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民生公司继续扩张，组建太平洋航运公司，业务拓展到海洋运输。民生公司不只是一个航运公司，而是一个以航运为龙头，横跨水陆交通、能源、机械、冶金、纺织、金融、市政建设、农场林场等产业的大型民营综合实业集团。
卢作孚从事航运实体经济活动。交通运输是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领域，它是通过运输工具使货物和人员发生位移，形成流动，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商业则是通过买卖商品或服务来获取利润，是通过批发和零售、行商与坐贾等形式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卢作孚作为民生实业公司的负责人，其公司是大型综合实业集团，直接生产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卢作孚是地地道道的实业家，而不是一般的商人、资本家。
诚然，卢作孚应杨森之邀，担任过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1921年初至1922年夏）、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1924.8—1925.7）；应刘湘之邀，担任过嘉陵江峡务团防局局长（1927.2—1936）、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1929.7—1930.1），四川省建设厅厅长（1935.10—1937.6），后又在民国政府中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38.1—1943）、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1940.7—1941年初夏）等政府公职，但卢作孚不是商人，既不是伍秉鉴、乔致庸那样的巨富私商，更不是胡雪岩、盛宣怀那样的红顶商人；卢作孚也不是官僚资本家，既不同于清末官僚推行洋务运动的肱股大臣，更不同于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卢作孚之所以出任公职，是因他实业做得成功，有民望也有官方认同，他虽不愿出山从政，最后都得服从政府利用民族资本、民族资本凭公职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意愿，并且在所有公职上，其任期都不太长，大都属于主动请辞。1943年他请辞交通部常务次长后，到1949年再无政府公职，其间主要活动是经营民生公司业务，以及两次去美国、加拿大参加会议、考察学习和办理业务。
卢作孚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在实业报国、实业救国方面，近代以来有许多著名人物，其典型代表有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荣毅仁、王光英。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从个性看，张之洞是重工业的代表、张謇是纺织工业的代表，范旭东是化学工业的代表，卢作孚是交通航运业的代表，陈嘉庚是橡胶工业的代表，荣毅仁是食品工业的代表，王光英是化工与针织业的代表。从共性看，他们都是从事实体经济的民族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都是社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为实业家、企业家，卢作孚的报国救国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生公司宗旨与实务。民生公司宗旨是受到合川张森楷蚕桑公社乡土实业、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大生纱厂和上海黄炎培职业教育社启发而确立的，具体内容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个人服务事业，事业服务社会”；“创造一个美满的世界，人人都有事做，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衣穿，人人都有钱用，人人都有书读，人人都快乐。”根据这样的宗旨，卢作孚一方面经营民生公司的轮船运输业务，另一方面在北碚试验区开展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建设，历经二十多年，皆成就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是大后方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力量，承担了战时兵员、军需、工矿设备及战略物资的抢运与补给任务；承担川江全线军公运输，保障前线供给与后方生产；并兴办其他实业、培养技术人员，为支撑长期抗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是宜昌大撤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这里挤满了待疏散的3万余人，包括各界精英；堆满待运的9万多吨器材，是全中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命脉。卢作孚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临危受命，依托民生轮船公司，指挥向西大撤退，在40天内完成了原本需一年的运输量，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轮船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运费极其低廉，货物运费只相当于其他公司的1/4—1/10，人员运费，难童免费，军公人员半费，公司两年没有利润，几乎全在做公益。直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共运输150余万人、100多万吨货物，同时运送川军270余万人出川抗战。所以卢作孚说，这1938年以来的两年，民生公司没有利润，因为在上抗日前线。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牺牲，共有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船被炸伤，损失船驳吨位8000多吨。冯玉祥将军赞誉“民生公司是一个救国的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卢作孚又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远洋货轮和价值1.6亿的全部资产回到了大陆，把整个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这是他爱国报国的最后一次壮举。
民生公司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一个被压迫被侵略的落后国家，要救国报国，发展实业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今天我国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仍需以实体经济和产业为基础和重点，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此，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特别是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即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形成历史合力，争取早日达成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
二、乡村建设的先驱
北碚的乡村建设是卢作孚实业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卢作孚通过对合川以及嘉陵江三峡地区的调查，写成《两市村之建设》一文，阐述了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构想。1927年，卢作孚出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局局长，以北碚为中心，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在北碚建设中，卢作孚制定科学蓝图，希望将其建成生产、文化、游览区域，改善经济、社会、公民素养和环境，并且从一开始就走“实业+教育+乡村治理”的综合路线。1929年，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中，对乡村建设作了更为系统更为具体的阐述。
北碚乡村建设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1927年前，北碚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山乡，人口1.5万。第一阶段，1927—1930年，从卢作孚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开始，进驻北碚，肃清匪患，安定秩序；规划北碚街道，建设桥梁道路；创办地方医院，筹建北川铁路；创办三峡染织厂，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第二阶段1931—1937年，北川铁路建成通车，建立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富源水力发电厂，创办兼善中学，完善北碚市政基础设施，培育本地的农场林场，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教育为根本”的乡建模式，1936年峡防局改为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人口达到3.2万。第三阶段1938—1945年，组织宜昌大撤退，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卫星城，成为“陪都的陪都”，大量国家文教机关单位集中于此，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和民生公司承担相关抗战任务、创办西部博物馆，人口达到10.8万。第四阶段1946—1949年，接收整理抗战胜利后回迁单位留下的设施，北碚模式获得国际认可，维持地方秩序，迎接解放。
这里说明一下卢作孚在北碚实验区的文化建设。在文化教育设施方面，1927年创办北碚图书馆，开启公共阅读与文化普及。1928年设立民众教育机构，开办民众夜校、识字班、民众俱乐部。1930年创办《嘉陵江报》，建立地方文化宣传与舆论阵地。1930年开始筹建峡区博物馆，1943年正式建成中国西部博物馆，成为西南重要的综合博物馆。1946年创办私立相辉学院，延续地方高等教育。
在科学研究机构方面，1930年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该机构是中国西部首个综合性科研机构。1931年设立气象测候所，开展气象观测与科学服务。抗战时期依托西部科学院，吸引中央研究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入驻合作。在体育设施与运动方面，1929年建成北碚民众体育场，修建运动场地，定期举办民众运动会，推广现代体育。
在卫生医疗与公共健康方面，1927年起开展街道清洁、环境整治，推行基础公共卫生。1932年创办北碚地方医院，建立正规医疗与防疫体系。
在公园、游览与城镇绿化方面，1934年前后建成北温泉公园，打造休闲游览胜地，同期陆续建成火焰山公园、澄江公园、西山坪植物园，并持续推进街道绿化、植树造林、环境美化，建设整洁宜居城镇。
在接受内迁文校科研机构方面，1938年，国立复旦大学迁入北碚夏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入北碚。1939年，国立江苏医学院迁入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入北碚。1940年，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迁入北碚，此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勉仁书院等相继迁入办学。内迁到北碚的科研与文化机构有：中央研究院所属动物、植物、气象、物理、心理等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矿冶研究所；国立编译馆、国立礼乐馆、中国辞典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等。
北碚乡村现代化过程历时20多年，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清匪奠基、开创局面，第二阶段是实业文教、全面起飞，那么可以说第三阶段是抗战后方、国家枢纽，第四阶段是战后完善、实验收官，被誉为“新中国建设的缩影”。
北碚乡村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最系统最成功的实验。中国乡村建设实验，有四大代表人物，即卢作孚、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紧随卢作孚北碚实验之后，陶行知于1927年3月在南京晓庄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展“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实验，1930年学校被查封，但模式影响深远。1926年，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翟城村为实验点，1929年总会迁至定县，正式开始大规模“定县实验”。实验针对乡村“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县为单位整体改造乡村。梁漱溟最晚启动大规模乡建，但理论最系统、政治与伦理色彩最浓。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实验持续至1937年抗战爆发。
最为难得的是，这四位中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于抗战时期汇聚于重庆北碚，也就是卢作孚在大后方开展乡村建设的根据地，北碚实验一直在继续，而华北、华东实验区却相继中断。在北碚，四位代表人物关系密切，不仅交流乡村建设的理论与经验，而且卢作孚还为其他三位同道在北碚继续事业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方才有陶行知于1939年在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晏阳初于1940年在北碚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梁漱溟于1941年到北碚创办勉仁书院、勉仁中学。
卢作孚北碚乡建模式最具借鉴意义。近代以来，如何摆脱乡村贫穷落后的状况，城镇化、产业化是重要发展方向，为此人们在微观基层进行了探索。如晋商乔致庸，自1843年成为乔商第三代传人，开设复盛公、复盛全商号，创立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用64年时间，把包头这样一个边远小镇建设成为一个西北重镇、商贸枢纽；“状元实业家”张謇在江海交汇处把一个传统的南通县城打造成中国第一座全方位现代化模范城市；华侨实业家陈嘉庚把一个沿海的渔村打造成集美学村，是集美城镇之缔造者。这三人的建城建镇都有自身特殊性，如沿海沿边、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家庭背景好等，缺乏在内陆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复制的可行性。而卢作孚出身平民，家乡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其乡建模式虽遵循“父教育母实业”的构想，但在操作中则从内陆西南地区的实际出发，以交通运输为先导，大力发展矿业和纺织业，注重城乡融合、工农互动，强调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
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广大的农村地区，经过八年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我国已经在农村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正继续朝着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迈进。乡村振兴不仅要依靠政府推动和支持，依靠村民努力和奋斗，而且可借鉴北碚乡建的历史经验，汇聚和整合一切乡村建设资源，支持和鼓励“资本下乡”“科技下乡”，特别是支持和鼓励民营资本下乡、农业科技下乡，发展实业产业以治贫，发展文化教育以治愚，发展医疗卫生以治弱，发展公民教育以治私，建设农业生态城镇，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城镇公园化，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较少的投入办更大的事业。
位于北碚公园中“作孚园”内的文字浮雕（图源：重庆档案）
三、平民教育的代表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有官学与私学两种形式，但“有教无类”的理念却一直没有得到贯彻，享受教育主要是少数富家官宦子弟的特权，多数平民子弟与教育无缘。因此，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总是在普通百姓子弟的教育上做文章、下功夫，开设族学、义学、公学，甚至在清朝末年还出现过像武训这样的乞丐，通过乞讨来兴办义学，通过跪求来感动师生好好教书、好好学习。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清政府从开设同文馆（1862）到创办京师大学堂（1898），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1905），目的在于向西方学习，达到强国强兵目的。至于说这以后的爱国实业家，更是无不倡导教育和兴办学校。在这方面，如果说张謇、陈嘉庚的办学是规范的成体系的教育，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那么卢作孚所办的教育主要是平民教育、通俗教育和职业教育。
卢作孚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再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的转变过程。1907—1908年，卢作孚在成都补习学校完成学习数学和英语的任务，同时在这里接受了革命学说。1910年，卢作孚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革命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自己当了皇帝。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卢作孚以同盟会员身份在四川参与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卢作孚在大足县龙水镇被捕，经乡绅保释才脱险，随后流亡上海。1914年，卢作孚在上海拜见黄炎培，婉拒其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好意，回到合川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记者。民国八年（1919年），卢作孚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并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民国十年（1921年），卢作孚受杨森之邀，任四川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由于杨森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失败，卢作孚被免职，通俗教育实验中途夭折。民国十三年（1924年），应军阀杨森之邀，卢作孚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汇聚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同样原因，民众通俗教育馆又重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
两次“教育救国”义举的挫折，令卢作孚对依靠地方军阀搞“教育救国”做法失去了信心，在其合川淑师张森楷蚕桑公社和南通张謇大生纱厂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卢作孚决定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这就是1925年他在合川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初衷，从此柳暗花明，卢作孚在实业界迅速崛起，先是统一了川江航务，最后赢得了“中国船王”和“北碚之父”的美誉。从1925年到1949年这24年里，卢作孚主要以实业家的身份活动，但一直都没有放弃兴学办教的初衷。正如卢作孚自己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卢作孚办教育，集中体现在北碚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从1927年到1949年，他在北碚及嘉陵江三峡地区建立了从幼儿到成人、从普通到职业、从学校到社会的完整教育网，积极发展平民教育、通俗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经费全部来自民生公司利润和卢作孚个人捐款。对于办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领，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对于教育的目的任务，卢作孚认为：“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民众教育主要的意义，是在增进人们谋生的机会。”“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对于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卢作孚认为：“教育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是要欣赏建设与社会进步的教育普及。除教育普及外，还得要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继续不断地提高其程度，使其能应用世界上已有的发现、发明和创作，而更进一步。”根据这些认识，北碚乡村建设的教育实践如下：
平民教育，包括普通小学和中学教育。普通小学（基础教育）的主要学校有北碚实验小学、兼善小学、各乡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小学。高峰期，整个三峡地区有几十所小学，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数千人，生源绝大多数是农民、船夫、码头工人、小商贩、普通职员的子女。十几年间，共培养出上万名识字、懂常识的乡村少年。私立兼善中学1930年创办，从初中到高中，逐步形成完整中学建制，在校学生一度上千人，大量招收贫寒子弟，设免费生、助学金、工读生，学生来自四川各地，也有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家庭成分为农民、工人、小商人、知识分子、公务人员，阶层非常多元，共培养了数千名中学毕业生，不少人考入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
职业教育，这是最具卢作孚教育特色的内容。卢作孚办职业教育，完全针对底层劳动者，是中国近代极少见的“劳工教育体系”。主要学校（或机构）包括工人学校、船夫学校、力夫学校（挑夫或搬运工）、妇女职业学校、商店店员补习学校，农场、林场、工厂附设的技术训练班。受教育者数以万计，覆盖嘉陵江流域的船夫、码头工人、妇女、农民。他们通过职业教育，让数万劳工学会识字、记账、安全知识、简单技术；船夫学会算运费、写单据、避暗礁；妇女学会缝纫、纺织、育儿、卫生常识。大量工人变成有技能、有纪律、有文化的现代劳动者，真正做到了“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
通俗教育，内容上包括扫盲教育、公民教育、生活教育，方法上主要采用白话文教学、场景教学、实物教学。卢作孚把教育从学校延伸到全社会。教育机构及方式有民众夜校、茶馆识字、图书馆和阅报室、民众会场、科学馆和博物馆、电影和幻灯、通俗演讲、公共卫生教育、防疫教育、防火教育等。规模覆盖北碚及周边数十万民众，是当时中国少见的全民教化工程，把教育和实业、生产、民生结合起来，以教育促生产，以生产强国家。
当代中国教育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普及了普通高等教育，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正在从教育大国向着教育强国迈进。卢作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促进人的发展；必须坚持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必须坚持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公益性和先导性，摒弃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行政化思维，尤其是民营高等教育应当以卢作孚北碚实验为榜样，学习过去的陈嘉庚和当今的曹德旺（福耀科技大学），不以营利而以公益为目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实业家、企业家的应有贡献。
四、为而不有的楷模
卢作孚一生在实业救国、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等领域的成功，可以说既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他做人的成功。他个人之所以努力奋斗，其动力源自其从旧学传统中吸取优秀文化，从新学实验中吸取科学与人文。正如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所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从“有为”方面看，卢作孚有远大志向、科学观念、实干精神，以事业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大夫、知识分子更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卢作孚都专注事业、全力以赴，不患得患失。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事应在进行上求兴趣，成绩上求快慰，不应以得报酬为目的，争地位为能事。”“知识要有世界的大，问题要有国家的大，工作要有所负责任的大。”有志者事竟成，周恩来称赞“卢作孚不仅为祖国的交通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社会活动家、实业家胡子昂说：“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系我国现代史上重要实业家之一，对中国内河与海洋运输事业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在海内外有过较大影响。”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还说：“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卢作孚的卓越建树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强大人格力量的外化。正如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所说，“卢先生奋斗越努力，事业越发展，信誉越增加……他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现代著名实业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古耕虞也指出，“我看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能赶得上他，我敢于这样说，这不仅仅说他那企业家的经营本身，最根本的是他那种高贵的创业精神，没得人赶得上他。”
在“不有”方面，卢作孚具有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他一生清贫，不积私产，从不在公司利润中分红，还将自己的部分薪酬和全部兼职收入捐赠给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他生活节俭，不饮酒、不打牌，居住简易，衣着朴素，有一次生病住院治疗时连买一只鸡吃的钱都没有。直到临终前仍公私分明，遗言将所借公物归还公司集体。卢作孚1952年2月8日离世前，留给妻子蒙淑仪遗嘱的内容是：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所以，实业家张公权称赞“卢作孚热忱而克己，有旧学问而追求新知识，有事业心而到处助人。”张澜说“卢作孚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置私产，一心为公，工作不计报酬、废寝忘食，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评价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现代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为而不有”的崇高品德，既是助其追求实业救国的强大内在力量，更是当时做人做事的优秀榜样，直至今天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当代中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人们在行为中追求人格个性化和利润最大化被认为合情合理，但这只是社会的一方面。社会的另一面是集体、联系、公共，由此产生的核心价值观，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一体遵循。卢作孚先天下忧、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尽管在当时太超前、太高大上，属于鹤立鸡群、凤毛麟角，但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方向、代表着发展。个人为家国、为天下而奉献，不是不要私，而是成就绝大多数人之私，也就是成就家国天下、“天下为公”。如果个人私不忘公、公私兼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卢作孚的实业精神在当今仍有作为的空间。卢作孚从事实业救国、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属于正确的抉择，但这些事业的成功，却局限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之中，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最后这些事业都宣告停止、结束，并且在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有时陷入几近停办、破产的困境，未能达成全部预期目标，未能登上通过努力而能及的高峰。这是因为兴办实业、建设乡村、普及教育本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要做的事，在那里公私分离、政教分离、工商结合、抑制士农，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奉为人的理性的最高原则，而卢作孚却把这些东西拿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实验，在这里公私不分、士农结合，重农抑商，排斥工商，政企不分，把官本位、权本位奉为圭臬，使得卢作孚事业就显得有点水土不服、超前消费了。那么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可以了吗？不可以！因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让人们不喜欢资本主义，西方列强不允许我们搞资本主义，“先生”只想把我们变成其殖民地附属国，拒绝我们变得像他们一样独立而强大，所以先生不允许学生学先生，先生总是欺负学生。于是，我们转而“以俄为师”，工农联合，先搞革命独立建政，后搞建设谋求发展。历史证明，对苏俄也不能照搬照抄，必须走自己的路，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遗憾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迷信革命运动，甚至把革命运动捧上了神坛，让建设、生产、教育服从革命运动，或者用革命方式搞建设、生产、教育，从而吃了大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卢作孚的发展实业、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经验，方才更有用武之地。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强国建设乡建为基，民族复兴教育为本，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人义不容辞、担当作为、积极奉献，必将汇成磅礴力量，推动宏图早日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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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聂应德（四川省邻水县人，教授，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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