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区普通居民和企业的电费缴纳凭单上，增加了一项极为微小的附加费。这项收费标准最初定为每消耗一度电，加收三厘钱。
普通人平时极少会关注账单上几分几角的变化，但这笔被称作“建设基金”的零头，在国内庞大的用电基数下，变成了一笔巨款。
这项收费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才被正式叫停。十七年间，这项附加费总共汇聚了1378亿元。这笔直接从全国十多亿用电户口袋里扣出的散碎银两，填补了后来那项耗资近2500亿特大水利工程超过一半的资金缺口。
除了直接向全民征收的基金，剩余的1100多亿元资金缺口，是通过一整套严密的金融操作解决的。工程启动初期，老葛洲坝水电站的全部发电收益被全额划拨作为前期启动资金。随后，国家开发银行介入，连续十年每年固定提供30亿元的政策性低息贷款。从1996年起，工程开发总公司开始面向国内资本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分多期筹集了数百亿元。2003年，核心发电资产被剥离重组，成立专门的电力股份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通过股权融资直接从A股市场募集资金。这种多渠道的筹资模式，把巨大的资金压力彻底摊薄到了长达十几年的建设周期和多个金融系统之中。
这项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早期概算和最终决算之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与物价差。1993年编制初步设计报告时，按当时静态物价水平给出的投资概算是900多亿元。考虑到施工期内的通货膨胀、材料价格波动以及巨额贷款利息，动态投资预估值一度超过2000亿元。直到工程全部完工，国家审计署经过苛刻的逐项核查，最终公布的实际造价定格在2485.37亿元。其中，枢纽主体工程耗资约1000亿元，其余大部分资金花在了百万规模的库区居民搬迁安置及配套输变电网络建设上。
从财务角度核算，账面上的回本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跨过。枢纽的核心造血器官是深埋在混凝土坝体内部和地下的34台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由于前期建造成本大多已通过基金和早期营收消化，水电站运行期间没有任何燃料成本支出。按每度电0.25元左右的上网结算均价计算，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电收入就已经完全覆盖了2485.37亿元的总投资。此后的年份里，机器产出的每一度电都是净收入。2020年电站单年发电量达到1118亿度，直接创造近300亿元营收。截至2023年底，电站累计发出清洁电能超过16000亿度。单纯从发电卖钱这个维度看，它已经产出了数千亿的净利润。
发电收入只是账单上最显眼的一页，隐藏在江面之下的物流账，资金规模更加庞大。截流蓄水前，宜昌到重庆长达600多公里的川江航道落差大且暗礁密布，最大通航船舶被限制在3000吨左右。大坝建成抬高水位后，险滩被淹没，一段宽阔深水航道取代了激流。万吨级驳船船队可以一路直达重庆。水路规模效应形成后，单吨货物运输成本由每吨120元左右暴跌到40元上下。近年枢纽每年的货物通过量已攀升至1.7亿吨以上。西部生产的装备及化工原料能以极低价格顺江而下。沿江制造企业每年省下的物流差价，每年都在几百亿元规模。
无论是电费收入还是省下的巨额物流成本，在当初修建这座混凝土大坝的决策逻辑中都排在次要位置。排在第一位的考量，从来都不是为了赚钱。长江中下游平原聚集着国内最密集的人口、最发达的商业城市和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但在过去，这里始终受制于荆江河段排洪能力不足的硬伤。1998年那场全流域型特大洪水，导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多亿元。这个数字恰好与大坝的最终建设总投资极其接近。这意味着，只要能在未来成功拦截一次同等规模的洪灾，它就已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全额回本。
如今，水库调度大厅里的数据依然在屏幕上二十四小时实时滚动。水位的升降、机组的转速、船闸的过闸吨位，每一项都在转化为财务或安全指标。2485亿的造价早已被发电收入抹平，而附带的航运和防洪效益，还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积累。
算清了总账和细账，再回头看1992年电费单上加收的那三厘钱。当年掏钱补上这一多半工程款的，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月薪不过几百块、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强制把这笔巨款化作电费里的零头分摊给十几亿人，而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借商业贷款硬扛，光是每年的利息就能把回本周期拉长到完全无法预测的地步。如果纯靠贷款借钱，算上这几十年滚雪球般的利息包袱，如今电表上跳出来的单价，还能是今天这个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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