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才十二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1982年的冬天来得早，秦岭大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

我爹背着沉重的捆柴绳，手里拎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领着我往老林子深处钻。那时候家里穷，没啥进项，全指望多砍点硬木柴火，等过年集市的时候拉去镇上换几个压岁钱。

走到黑龙潭附近的一个石缝口时，我爹突然停住了脚，一把将我拽到身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瞧过去，心里咯噔一下：草丛里蜷缩着一个人，浑身是血，那血把地上的枯叶都浸透了。

是个女人，穿了一件灰扑扑的棉袄，头发乱得像鸡窝。听见动静，她猛地一抬头，眼神比山里的狼还要狠。最要命的是，她右手费力地往腰后一摸，寒光闪过，一把黑漆漆的家伙式直接对准了我爹。

我爹这辈子老实本分，哪见过这场面，手里的柴刀差点没拿稳。那女人脸色惨白，嘴角还挂着血沫子，沙哑着嗓子低吼了一句：“往后退！别报信，我就放你们走，不然咱一块儿死在这。”

那把枪就那么横在她腰间，手抖得厉害，可眼神里那股子决绝，让人看一眼就浑身发凉。

我爹咽了口唾沫，把手里的柴刀慢慢放在脚边，摊开两只满是老茧的手，声音颤抖却尽量放平：“大妹子，你别动火。我是这山下的农户，带娃来砍柴的，啥也不知道，也啥都没看见。”

那女人盯着我爹看了好一会儿，身子突然一歪，重重地撞在石头上，枪也脱了手。我爹犹豫了片刻，还是大着胆子走了过去。他发现那女人大腿根部扎着一根老粗的铁签子，像是那种逮野猪的陷阱零件，肉都翻出来了。

“爹，咱快跑吧！”我吓得腿肚子转筋。

我爹没理我，他解下腰里的汗巾，又从怀里掏出一小瓶自家酿的烧酒，叹了口气：“这荒山野岭的，不救她，她活不过今晚。”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爹像是在跟阎王爷抢人。他用烧酒给那女人洗伤口，疼得她把手心都掐烂了，硬是一声没吭。我爹让我把那把枪踢远点，然后用止血的草药糊在伤口上，最后用绑腿带勒得死死的。

女人缓过劲来，看着我爹，眼神里的狠劲儿慢慢散了，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凄凉。她说她叫阿英，是从百里外的山头逃出来的，至于逃什么，她没说，我爹也没问。在那那个特殊的年月，有些秘密是会要人命的。

临走前，我爹把怀里揣的两个干硬的苞米饼子留给了她，还把刚砍的一捆干柴堆在石缝口挡风。阿英看着我爹，声音轻得像风：“大哥，你救了我，这情我记一辈子。但这枪……不能留在你这，那是祸根。”

她把枪捡回去，当着我们的面，用石头狠狠砸坏了撞针，然后费力地扔进了深不见底的黑龙潭。

那年下山后，我爹病了一场，整晚整晚做噩梦。他反复叮嘱我：“娃，这事烂在肚子里。人活着都不容易，咱帮的是条命，不是那把枪。”

很多年后，村口修路，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下车站了很久，往我们家老房子的方向鞠了个躬。我没敢去相认，但我知道，有些善意就像山里的老树根，埋得深，却总能在冰雪消融后，开出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那个大山深处的秘密，从此随风散在了1982年的风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