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糊的樊城”到“铁打的襄阳”,汉水两岸的千年对峙,藏着襄阳起源的全部密码。襄阳的起源,藏着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故事。
西周时期,仲山甫被封为樊侯,想在汉水边修一座千秋不倒的城池,却屡遭洪水冲毁。他愁得彻夜难眠,直到梦见周公托梦提示“问事问老头”。后来,他在汉水边遇到一位仙风道骨的钓鱼老头,老头画龙压龙口,按此法修城后再也没被水冲垮。这座城就是樊城。此后在襄阳民间,一直流传着“纸糊的樊城”的说法,因为地势较低,无论洪灾还是兵祸,樊城都首当其冲;而与之一江之隔的襄阳城,则因背靠岘山、三面环水,素称“铁打的襄阳”,与樊城的“纸糊”形成了极具张力的二元格局。
在这则传说的背后,是樊城真实的历史脉络。据《襄阳府志》记载:“仲山甫宣王时,贤臣封侯于樊,今樊城是也。”周宣王时期(约公元前827—前781年),仲山甫确实被封为樊侯,是樊姓始祖。而《诗经·大雅·烝民》所载“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正是尹吉甫为赞美仲山甫出使齐国修筑城池之功而作。樊城作为汉水边上的重要渡口,早期常受水患困扰,传说中的治水智慧,是古人对自然斗争的浪漫化表达。传说中姜子牙指点仲山甫在汉江南岸修起的那条长堤,就是今天襄阳城西的老龙堤。据《襄阳府志》记载,“相传修堤时,有老人取草曲折之形以授之,云‘如是则固’。语讫不见,人疑为老龙,堤成故以为名”。老龙堤西起万山,东接夫人城,全长约五公里,古称“十里长堤”,始建年代无确切考证,南朝《襄阳乐》已有诗作记载,唐代刘禹锡、李白等均有题咏。一座堤,从神话走进史书,又从史书走入唐诗,横跨三千年的襄阳记忆,尽在其中。
然而,神话中樊城的前世——邓城,才是襄阳真正的城市之根。邓城距今约3000年,远早于襄城和樊城,是襄阳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邓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疆域北起南阳盆地南部,东连今湖北枣阳,南接汉水,西连今湖北宜城,是周朝在南方的重要屏障。公元前678年,邓国为楚国所灭,楚将其设为邓县,成为楚国向外扩张的重要根据地。邓城遗址位于今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有清晰可见的古城垣和完好的护城河。在邓城周边,分布着近千座古墓,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玉器等文物,其中不乏“邓公乘鼎”“吴王夫差剑”“徐王义楚之元子羽剑”等国宝级文物,铸有铭文的器物涉及邓、楚、吴、上鄀、蔡、徐、曾等列国,足见春秋时期此地已是诸侯交汇的战略要冲。
“襄”字的来历,向来说法不一。东汉应劭首倡“襄水之阳”说:“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此说最为通行,至今仍被主流学界采纳,认为襄阳因位于襄水(今南渠)之北而得名。然而亦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襄”字当取自《尚书》“怀山襄陵”之意,即洪水漫上山陵的地理特征。但无论采信哪一说,“襄”字与水的紧密联系都是不变的——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名的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江河结下不解之缘。
樊城的沿革清晰可辨:秦属南阳郡,西汉属襄阳县,西魏设樊城县,北周废入安养县,唐改临汉县、邓城县,南宋后属襄阳县。据《水经注》记载,襄阳城的前身乃是“楚之北津戍”——楚国在北方的军事渡口,一个戍守汉水的据点,在楚文化的浸润下逐渐成长为汉水中游的中心城市。楚国在此设邓县后,邓城一带成为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05年襄阳王坡墓地的发掘填补了邓国贵族墓地和秦墓的空白,证实了春秋早期邓国贵族的墓葬遗存,以及战国晚期秦人占领邓城后的历史变迁。而邓城区域楚墓地的分布,涵盖了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完整呈现了楚国在汉水中游的经营历程。
如今的樊城,是襄阳市的核心城区,自古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它是汉水漕运与中原陆路在此交汇的关键节点,南北货物在此换装,万千商旅在此驻足。纵贯南北的焦柳铁路与汉丹、襄渝铁路在此交会,公路网四通八达,至今仍是华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延续着三千年的活力。
从姜子牙钓起妖龙的神话,到仲山甫筑城固堤的史诗;从“襄水之阳”的得名争议,到“南船北马”的交通要冲——襄阳的起源,从来不是一段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一幅由神话、史实、地理与人文交织而成的斑斓画卷。
汉水汤汤,两千余载未曾改道,岸边的这座城池,在传说与史实的双重回响中,一路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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