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在盲人观众面前跳华尔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公众意见|保守主义|华尔兹|外交政策|布什|民族主义|王丽萍(足球运动员)|美国

导读

自2025年1月特朗普开始其新的总统任期以来，强势外交政策及贸易政策成为其新任期的重要执政特色。在选举政治中，这种激进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为公众所接受？或者说，在外交事务方面，领导者是否是“在盲人观众面前跳华尔兹”（waltz before a blind audience）？

以下内容摘编自《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一书，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价值观与选择性

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影响和塑造公众意见的重要因素。传统观点认为，普通公众对特定问题的思考不会从某种意识形态出发，对政策问题又知之甚少，因而不可能持有连贯的政策态度。因此，长期以来，普通民众的外交政策思考往往被认为随意和散乱，而不是在意识形态、党派或阶级维度上加以组织的。

然而，信息的匮乏非但没有阻碍公众态度的建构并保持连贯性，反倒有利于态度结构的发展及其运用。具体表现为，个体没有充分的资源获得信息，因而会通过较为普遍和抽象的信念来组织其对于特定外交政策的观点。同时，公众的确具有有助于他们获得有关特定外交政策议题的信息并锚定其意见的一般倾向。不仅如此，普通公众并非意识形态及相关观念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往往会被可与其心理需要和利益等产生共鸣的信念系统所吸引。就心理层面而言，意识形态因其可在某些方面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影响公众在国际关系相关政策和行动方面的态度与倾向。

意识形态被认为可提供一种确定感、可预见性及控制，一种安全感和保障，以及一种认同感与归属，从而满足公众在认识维度、存在维度及关系维度上的心理需要。某些意识形态似乎比其他意识形态能够更直接或更全面地服务于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要，从而对公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马克斯·韦伯的“选择性亲和”（Wahlvewandtschaften / elective affinity）概念可被用以描述和概括公众更倾向接受某些意识形态而非另一些意识形态的原因，即一方面是满足公众应对不确定性和威胁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保守主义的核心哲学价值。

总体上，选择性亲和意味着人们要满足应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心理需要，即减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对抗威胁和焦虑并获得秩序感，实际上也就最可能接受政治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采取有助于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态度或解决社会问题的保守方案。这一认知过程被称为“有动机社会认知模型”，政治保守主义则被看作人们为适应特定认知和动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信念系统。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对变化的抵制和为不平等辩护，并为随环境和倾向而变化的需要所激励，以应对不确定性和威胁。

不确定性和威胁可放大人们对安全的渴望以及对变化的抵触，而对变化的更强的抵触则与较高水平的政治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一个社会具有威胁性的事件发生后，常会伴随趋向政治上更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政治上保守政策的出台和保守的政治人物的地位上升。譬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接近世界贸易中心的人，在此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相应地，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支持率在2001年到2004年政府发布恐怖威胁警告后达到峰值。

不确定性和威胁可导致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上升，而政治保守主义则使民众更容易接受和支持承诺维持现状并可带来安全感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外交政策。于是，夸大威胁或虚构威胁就可能成为一些政治领导人塑造政策环境的有效手段。

“李普曼差距”与现状偏好

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书。在这本书中，李普曼指出，由于美国在19世纪处于英国海军力量的保护之下，已经忘记了外交政策的本质，即国家承诺（政策目标）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一切真正的外交政策的共同本质。其目标与国家实力平衡的外交政策可获得国内的支持，而超出国家实力的外交政策则会引发深刻的政治纷争。四十多年后，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独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政策承诺超出国家实力的情形即“李普曼差距”（Lippmann Gap），在历史上与现实政治中并不少见，也绝非美国独有，而应对这一问题则存在多种途径。

在现实政治中，由于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公众有关外交政策的意见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决策者对于不同政策或策略的评价与选择。有关美国公众外交政策态度的研究发现，种族中心主义、战争的正当性等核心价值对于好战与孤立主义等外交政策立场具有结构和组织作用，从而也成为影响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如国防支出、美国军队的海外介入、国际贸易、核武器等。影响民众具体政策偏好的一般性态度在外交政策领域尤为明显。

一般而言，维持现状最符合人们对于确定性的心理需要，而作出发动战争或进行战争准备的决策，则会对民众有关秩序和确定性的偏好构成挑战。因此，政治领导者如何引导和塑造民众的政策意见就变得极为重要。政治领袖常常使用善与恶的修辞来动员民众对此类政策的支持，而将对手妖魔化则是常见的解释。将对手妖魔化可使对手看起来更危险，从而更容易说服民众支持针对对手的敌视政策。美国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恶轴心”比喻意在表明，“9·11”事件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关，为了世界的安全，必须打败萨达姆·侯赛因。“邪恶”暗示着一种非理性的好战，因而可以证明吓阻策略是无效的。布什政府由此成功地赢得了国内对其出兵伊拉克的支持。这一过程与近年来政治学家中流行的外交政策意见模型相吻合，即公众的审慎或理性，抑或其对精英劝服的敏感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模型中，公众的道德情感被忽略了。

民众的道德价值观发挥作用吗？

一些核心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其中，道德价值观与民众有关战争的态度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譬如，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被认为对美国发动战争具有支持性影响。有关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前夕美国民众政策态度的研究发现，权威主义强化了人们对于伊拉克威胁的感知，社会支配则减轻了人们对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担忧，由此增强了人们对相关政策的支持。于是，人们盲目的爱国主义得以强化，对战争后果的忧虑受到抑制，也更确信伊拉克威胁美国的安全。

有研究将人们对死刑的态度作为有关战争态度的替代变量，对道德价值观与相关政策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过去几十年中，有关美国民众对死刑态度的大量研究发现，作为个体，美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稳定而强烈的，并与有关惩罚和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德理性主导着人们对于死刑的看法，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受到强烈的道德情感的驱使。

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死刑议题，公众的审慎、民族主义以及对外交事务的习惯性不关注，都制约着道德对民众外交政策态度的影响。公众对于使用武力追求国家利益所表现出的审慎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成本有限而成功的前景可期时。但是，由于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复杂性，战争的物质收益并不确定，特别是对于普通公众而言。1991年和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这种情形。对美国而言，当时的伊拉克并不那么容易被打败但也没有那么困难，因而出兵伊拉克很难说是非理性的，但其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对公众个人而言，当特定情形下的策略刺激微弱或不确定时，个体倾向可能会发挥最大影响；当特定政策的物质后果很多且确定时，个体倾向的影响则最小。

民族认同或其他社会认同对于道德情感具有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民族主义可削弱对外国人利益的关切。可以说，民族主义制约着道德价值观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

民众对外交事务的习惯性不关注也抑制了道德价值观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而媒体报道和框架效应则可能抵消这方面的影响。把外国受害者描述为同类，而把敌对者视为异类，并运用人们熟悉的犯罪如欺凌、抢劫等，则有助于克服可能的民族主义冷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波斯湾局势是美国新闻报道跟进最为密集的新闻内容。这种情形不仅可以让政治领导人非常容易接近广大受众，并且使得在战争的成本—收益不确定时，国际冲突也可像国内冲突一样被置于绝对的善与恶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