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东岭：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左东岭|文学|文心雕龙|文论|罗宗强|黄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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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东岭教授

摘要

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是以求真为目的，以文学审美为核心，以经典研究与文学思潮史研究为路径，从而达到从整体上揭示《文心雕龙》的内涵。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共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文心雕龙》，不仅全面论述该书的理论范畴与重要创获，尤其侧重对其文章学的属性与追求辞采、情感、性灵与审美等主导倾向的探讨。其《读文心雕龙手记》一书，则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对该书的重要范畴、术语与关键词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显示了自己独有的研究特点。从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经验中，还可以引申出以“体要”为核心的动态整体研究方法和分层次研究文学思想史两方面的重要学术启示。

关键词

罗宗强；《文心雕龙》；文学思想；文论经典；以点带面

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高校中，共有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四校设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学位二级学位点。巧合的是，这四个学位点都把《文心雕龙》作为各自的研究重点。四川大学杨明照是龙学文献研究的顶流专家，其《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乃是研究龙学绕不开的著作；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则是从创作论的角度、并采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龙学的代表性学者，其《文心雕龙创作论》早已成为龙学的典范著作；复旦大学王运熙不仅从文章学的角度系统研究龙学，而且还出版了《文心雕龙》的注本。南开大学的王达津和罗宗强更是师徒相传，对《文心雕龙》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而且南开大学一直将《文心雕龙》研究作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由此可知，《文心雕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重要性，以及在研究生培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本文仅就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经验予以检讨，总结其学术经验与研究方法，以期对后学有所启发。

罗宗强

一、罗宗强《文心雕龙》研究的起步与前期经验

如果要追溯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最早应是他跟随王达津攻读研究生时，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便是研究《文心雕龙》，这初步奠定了他对这部文论经典研究的兴趣与基础。王达津是国内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专家，尽管像其他前辈学者一样，他一生的著述并不是很多，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却下过很大功夫，先后撰写过十余篇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其中对《正纬》《辨骚》《风骨》等篇具有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有关《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发表过影响很大的研究论文，并与詹锳展开过热烈的学术讨论，并留下了书面诤友而生活挚友的文坛佳话。罗宗强出自王达津门下，自然受到了文献考辨、理论思辨与审美鉴赏的严格训练，尤其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中国文学批评史在20世纪初期的起步阶段，便是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标志性成果的，由此可以悟出如何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门径。

罗宗强最早的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论文，是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上的《〈文心雕龙〉驳议——评〈学习与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兼论批判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那篇题名为《略论〈文心雕龙〉》的文章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其作者是志培、松笔，显然都是笔名，二位作者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说《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尊崇儒家思想与温柔敦厚审美原则，以及批评六朝形式主义是复古倒退等三个方面，罗宗强对此一一予以有针对性的反驳，并提出了辨正地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的原则，主张采取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本文写于学术界重新起步的初期，应该说对当时的《文心雕龙》研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但罗宗强后来大概还是对这篇文章不太满意，最终并没有收进其所编定的《罗宗强文集》中。然而，本文依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它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新时期的重新起步，还是离不开对《文心雕龙》这部经典作品的讨论。

刘勰著《文心雕龙》

较早系统表达罗宗强《文心雕龙》研究学术思想的，是其《读〈文心雕龙论稿〉随想》（《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一文，本文是为毕万忱、李淼二人所撰的《文心雕龙论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所写的书评。尽管该文最终也没有被收入《罗宗强文集》中，但我认为这是一篇初次展现罗宗强关于《文心雕龙》研究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章，其中有两点至今依然值得重视：一是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他评价毕、李二人的著作说：“表现了一种力图按刘勰的思想原貌来把握刘勰思想的认真努力；与支离掇录刘勰片言只语，而附会以现代文学理论、滔滔游谈者异。”在此体现了罗宗强的三点看法：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从整体上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以及不能将《文心雕龙》比附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警示。二是将《文心雕龙》是部什么书此一问题明确提了出来，并由此提出相关的两个重要学术问题：首先，《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还是文章学著作，因为这牵涉到如何处理应用性文体的问题，这就必须回到今人所说的“文学”与刘勰时代的“文学”有无区别的根本立场上来：“这个问题不外有两种可能：有区别，这些不应包括在文学之内；没有区别，应包括在文学之内。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刘勰把它包括进去，便不能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纯文学理论著作’。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我们对于‘文学’的含义，便不能用现在常用的形象、现象、虚构之类的特点去理解，而必须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解释。”罗宗强自己认为刘勰论的是文章而不是文学，所以他说：“听说王运熙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是论文章的，我以为甚有道理。”尽管罗、王这些看法已经提出将近40年了，但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还是将本书视为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甚至用纯审美的眼光对其加以评判。其次，既然是文章学著作，就应该“把《文心雕龙》的研究视野扩大些，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上来考察。”罗宗强举有关对刘勰思想评价为例说：“有时候对他的某些思想的评价，不仅会存在原则上的争论，而且还存在不同侧面的是是非非。征圣宗经，如果从反对浮靡文风的角度看，有其积极意义；如果从文化史上的是非得失看，问题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不仅作为行为规范，而且形成潜意识，深入民族心理之中，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盲从心理。这种心理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惰性，守旧、封闭，少有异端思想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异端思想一出现便是错误的，人们首先不是问是否真理，而问是否是圣人说过的，异端思想家也少有好结局，从王安石到李卓吾无不如此。思想的封闭带来社会的封闭、停滞。”罗宗强的这些看法至今依然是深刻的，尤其是如今强调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局面下，更有必要从整个文化史上探讨、辨析何者为优秀文化，何者为僵死的历史陈迹，以及优秀文化自身的复杂性，才能更好地继承这份优秀遗产。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整体的研究方式，文章学的著作属性，以及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术视野，至今都依然是研究这部文论经典的重要问题。

毕万忱、李淼著《文心雕龙论稿》

二、文学思潮史与文论经典的关系研究

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成果除了单篇论文外，主要体现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读文心雕龙手记》这两部著作中，其中不仅表达了他对《文心雕龙》的学术观点与价值评判，更展示了他的研究特点与研究方法。《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虽然是一部文学思想研究的断代史著作，但《文心雕龙》在该书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全书共有十章34.8万字所构成，《文心雕龙》占了三章近10万字的内容，将近全书三分之一的比重，说明了《文心雕龙》一书在其心目中的学术分量。在这三章文字中，罗宗强对《文心雕龙》产生的背景与刘勰的生平、刘勰的文学观，以及刘勰的理论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但他用力最勤的是关于《文心雕龙》与当时文学主潮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并非孤立地研究这部书，而是如何把握该书与当时文学主潮的关系以及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该书后记中说：

魏晋南北朝这一个时间段落，实在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异样的、又是十分重要的时期，许多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评价，似都需要重新回答。尤其是《文心雕龙》，既艰深复杂而又隐约朦胧，把握不易。而由于它的地位的重要，一直成为古文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研究专著数百种，研究论文数千篇，能够说的话似乎已经说尽，我还能说出些什么新意来呢？几次傅璇琮先生问我书的进展如何，我都回答说《文心雕龙》不知道该怎么写。有三四年时间，就在《文心雕龙》上徘徊，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想，把它放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中考察，把它与当时的其他批评家比较，当然也读已有的研究成果。终于慢慢的有了一点看法，觉得这《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思想，并非如学界所曾经认为的那样，与其时之文学主潮异趣，它们之间，其实是一致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梳理它的理论的脉络，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在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界，长期以来形成了该书反对六朝形式主义的看法，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这种判断，从《文心雕龙》本身讲，似乎突出了它的价值与地位。但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就难以找出它对当时文学演进所做出的贡献。更重要的还牵涉到，当时文学思潮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为此，罗宗强在“刘勰的文学观”一章中，专门设立了“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和“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两节文字来谈这个问题。探讨刘勰的杂文学观念，是为了弄清其文学观念的本来面目与复杂内涵。他认为，刘勰的“文”既有泛指一切事物文采的广义之文，它“包笼范围极广，举凡礼制、文章学问、言辞文采等等，无不包括在内”。同时又有狭义的文章之文，而且即使在狭义之文中，也是“既包括文学，也包括非文学（如哲学、史学、科技方面的文章，以致包括一切应用文）”。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传统的文的概念，是一个泛文学或者说杂文学的概念，而不是纯文学的概念。”但罗宗强同时又说：“他下篇论文术，涉及的可以说多是文学的写作问题，着眼点差不多都在文学的特点上，论神思，论物色，论风骨体势，论夸饰声律，论丽辞事类，论比兴练字，无不如此。”最终得出结论说：“它是一种折衷，是古代的‘文’的观念加上已经发展了的文学观念的折衷，是复归，又不完全是复归，是一种全新的杂文学观念。这种折衷的思想特征，在《文心》一书中处处可见。”在龙学界，或以为刘勰的观念是宗经复古的，或以为是文章学的，也有人认为是纯审美的，长期莫衷一是。罗宗强本着还原历史的原则，尤其是遵循刘勰折衷的学术理念，将其综合为一种新旧交杂的“杂文学观”，我认为这是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内涵的，达到了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

但杂文学观隐含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刘勰到底倾向于什么，他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就必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为此，他又写了“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一节。经过对《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的认真细致分析，他得出结论说：

如果我们勉力来对刘勰的文学思想倾向作一个简略的概括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是看到文学发展的事实了。文学原本之自然，文学发展中处处反映着个人情性抒发的本然之义，处处表现出辞采华美的动人之处，处处表现出文学与人的个性、与自我的不可分的联系。他感受到了，而且不管他自觉不自觉，他也接受了。但是他的理知告诉他，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过分，是不是有着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思想传统的复杂的种种影响左右着他，推动着他，他要来做引导的工作，要去掉过分，防止离经叛道，于是提出了宗经的主张。宗经不是载道，不是明圣人之道，而是宗圣人的作文之法，只是宗经书的写法而已。他似乎生怕问题说不清楚，于是又小心翼翼地从不同角度来说明，提出了酌纬变骚，力图把自己的主张说得更周全一些。

莒州博物馆刘勰雕像

在此，罗宗强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主导的一面是和当时重审美、重辞采、重抒情、重性灵的时代主潮相一致的，他只是想做一些引导工作，防止过于形式化的东西。因此，最终得出结论说：“刘勰站在其时文学思想的发展潮流之中，而比同时的其他思想家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其时文学思潮发展的许多实质问题，他是接受的，认可的，但是他要把这个思潮引向雅正。这就是刘勰文学思想的倾向。”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罗宗强在两节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刘勰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区别在于，“杂文学观”一节更倾向于对刘勰文学思想的整体性、立体性与复杂性做出全面的概括，以达到真实揭示其思想内涵的目的；而“主导倾向”一节则重在凸显刘勰重视审美抒情的一面，意在梳理其与当时文学主潮相一致的属性。罗宗强所创立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重视文学主潮的把握，尤其是对于新的文学思潮、新的创作倾向的发掘与揭示。从此一角度出发，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不是单纯的经典文论著作的介绍与评论，而必须与时代主潮结合起来予以观照，并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中为其定位。或许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的同类研究的重要差异之处，也是其独特之处。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罗宗强文学思想史研究重在关注文学主潮的特点，使其往往从大处着眼，重主线、重体系与重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忽视具体文本的解读与文献考辨的作用。目前学界大都知道罗宗强的文学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将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提炼文学观念，所以更关注其从诗文作品中概括文学思想的做法，而往往忽略了他对于古代文论中理论批评文献的文本解读功夫。从他对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概括的行文路径看，他并不是像其他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将刘勰的思想先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然后分别从《文心雕龙》中找出相关材料予以佐证。他的做法是遵循《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的具体文本，分析每一篇的具体内涵，《原道》的文源于自然，《征圣》的以圣人重文为法则，《宗经》的以经书为文之源头与写作法式，《正纬》的重视用事与辞采，以及《辨骚》的执正驭奇的原则等等，均有具体的层次分析与脉络梳理，同时又注重这五篇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疏通从重自然之文到圣人经书的转换，以及如何弥补经书之不足而扩展至纬书、楚辞之讨论的整个过程。因为《文心雕龙》是正规的论文，因而也就有必要从论文写作的特点进行文本分析。这也启示我们，《文心雕龙》的研究必须具备文本分析的解读能力，应该首先弄清每一篇的运思路径与内在理路，然后再去打通篇与篇的内在联系，最终再从总体上概括其理论体系与思想内涵。后来，我受到罗宗强此种研究方式的启发，撰写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体意识》（《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传统文论研究的平面归纳文献材料与文学思想史研究细致解读诗文文本的不同处理方式，认为只有达到了先细致解读文本然后再归纳思想观念的地步，才算真正是精细化的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研究。

罗宗强国画作品

三、以点带面的专题式研究

罗宗强的另一种《文心雕龙》研究著作，是其《读文心雕龙手记》。正如本书后记中所说：“2006年秋，在首都师大文学院为研究生开《文心雕龙》导读课，是我开此一课程的最后一次。开罢此最后一课，就想把二十年来开课过程中的点滴体会集中起来，留下一点纪念，于是编了这个小册子。”2005年罗宗强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荣休后，我特意邀请他到我校文学院担任特聘教授，指导我们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的筹建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因而我院师生有幸聆听罗宗强讲授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心得。其实我本人早已经在10多年前就听过这门课程，并在为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中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本书共收文章13篇和2篇附录，尽管数量不算很多，但却集中体现了罗宗强的独特研究方法。该书小引说：“这些札记，大体关乎一辞一句之训读，无关宏旨。愚者识其小，只是小小的一点一得之见而已。”“无关宏旨”“愚者识其小”当然是其自谦，而关注“一辞一句之训读”而以求“一得之见”确实是罗宗强该书研究《文心雕龙》的主要方法。比如书中所收的《释“文之为德也大矣”》之“德”，《释“唯人参之”》之“参”，《释“词来切今”》之“切”，《释“五言流调”》之“流”，《释“入兴贵闲”》之“贤”，《释“阮籍使气以命诗”》之“使”等等，均为著名的例子。罗宗强的具体做法是，抓住某一篇中的重要范畴、关键术语与有争议的文辞，详细梳理历代各家之不同训读注解，结合在该篇文本中行文脉络之分析，并考察《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的使用情况，再证之以历代典籍之用法或者在诗文创作中之体现，最终与刘勰的整体思想相联系，确定其准确含义、对该篇之作用，以及其价值意义等。比如《释“为人参之”》一文，先列举了郭晋稀、詹锳、周振甫、李曰刚、龙必锟、赵仲邑、王礼卿、陆侃如、牟世金、向长青等人对“参”的各种解释，并总结其“三”“等齐”“加入”的不同释意。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样，在我们面前，“为人参之”的“参”就有三、等齐、加入等解释。以“三、等齐、加入”释此“参”字，于理虽可通，但若考察《原道》全篇之论述意向，则又似有未尽人意者。彦和谓天地有文，人参之，人亦有文，故《赞》谓：“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这“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乃是彦和论天文、人文之基本观点，人文乃仿效天文而来，是则论述天地有文采之后，论人亦有文，仿效的意义自亦不言而在其中。这样，“惟人参之”就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即：人仿效天地。参，参拟、模拟、效法。

这是从《原道》篇的文意梳理来进行疏解，尤其是用了该文赞语中的“天文斯观，民胥以效”的话，可以说很有说服力。但罗宗强并未至于此，他又溯本穷源地追述了此种比象比德的古老传统和在各家思想中的使用情况，将其上升为一种思维的方式以及天人关系的呈现。最后，总结此一释意的价值说：“人比象天地，所以有人文。这样一种观点，乃是刘勰文学观中重自然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重自然，便亦必然重视自然禀赋，重视性情气质，重视情性与外物的交通。”本文尽管只是对《原道》中“参”一个字的解释，却牵涉到刘勰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对《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思想倾向的理解。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题大做的写法，既能自出新意而落到实处，又能有助于对《文心雕龙》篇章及全书的认识，看似一点一滴，但积累起来却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切实的推进之功。

罗宗强著《读文心雕龙手记》

我在跟随罗宗强读书时就非常希望也能够运用此种方式进行研究。毕业后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从1997年至今，已经为硕士研究生上了二十多年《文心雕龙》的课程，逐渐也有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并尝试用罗宗强的方法撰写研究文章。《风骨之“骨”内涵再释》（《新亚学刊》2003年第2期）与《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就是具体的实践。尤其是后一篇，抓住《神思》篇“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进行深入考察，黄侃对该句解释说：“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后来从范文澜到刘永济再到当今的研究者，都是跟着黄侃走，似乎已经成为不可移易的定论。但我通过认真解读该文的行文脉络与立论宗旨，并结合《文心雕龙》骈体文的写作特点，认为黄侃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首先是该句不能理解为谈“修饰”问题而是分明谈构思问题，其次是黄侃没有理由将被动句式不加交代地改为主动句式。其实该句的真实意思是：“拙劣的文辞有可能出自巧妙的立意，平庸的用典也可能在新奇的想法中萌发。”用现代的话说除了要构思巧妙外，语言的组织也很重要。因为刘勰在前边已经说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可知构思可以分为思、意与言三个阶段，即想象的萌发、意象的构成与言辞的安排。刘勰该句谈的就是意与言的关系问题，只不过他是从反方向讲的，又选了骈体文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文辞组织与用事用典两个核心要素加以说明而已。尽管这仅仅是一句话，却牵涉到对《神思》篇的内涵、性质的理解，还与刘勰骈体文的写作经验紧密相关。后来，周勋初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就把我的结论用在他的《文心雕龙解析》一书中，而且还特意加了我的论文出处。由此出发，我也倡导学生做这种由点到面的小题大做研究，并总结出有关对关键范畴、术语及辞句的解释原则：1.要合乎前后行文的脉络。2.要在同一书其他篇章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用法。3.要有字源学上的依据。4.要在同时期其他文献中找到旁证。5.要与《文心雕龙》中相关范畴形成内在的关联。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又扩展到《庄子》的教学与研究中，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

罗宗强从思潮史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关注的是该书总的倾向以及与当时文学主潮的关系，构成了一种面与线的研究；他从重要范畴、重点术语与关键辞句的角度研究该书，看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学术探讨的深度，构成了一种点与篇的研究。这种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构成了罗宗强本人《文心雕龙》的学术特色。作为罗宗强的学生，从跟随其读书起便耳濡目染而受其影响，自己的思考与写作也尽量吸收老师的学术经验与学术方法。当然，作为一位《文心雕龙》研究者，肯定不能仅仅固守师门而无视学界的整体研究状况。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经过对龙学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学习与研究经验的汲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龙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从守正出新的学术宗旨出发，我在此仅谈一谈对罗宗强上述两方面的继承与拓展。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

四、罗宗强《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启示与推进方向

从《文心雕龙》本身的文本研究方面来说。罗宗强认为它是一部文章学的著作，形成了其泛文化与审美化包容并举的杂文学观，并认为其主要倾向是文学审美的。这一点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但在刘勰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上，我觉得依然有继续深入思考的余地。罗宗强说刘勰宗经的目的是复古观念的体现，但对复古的内涵则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宗经不是载道，不是明圣人之道，而是宗圣人的作文之法，只是宗经书的写法而已。”这就比以前许多学者说刘勰复古倒退要贴切得多。再进一步说，刘勰“宗”了经书的什么“作文之法”呢？龙学界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是尊的文体，这符合刘勰的本意，因为他在《宗经》篇中明确提出经书既是各种文体的源头，更是各种文体的楷模。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认为宗经包括“以五经为祖”与“以经为法式”两个方面。他还在《读文心雕龙手记》专门写了《刘勰文体论识微》和《刘勰文体论识微（续篇）》，前者论刘勰对体式之看法，后者论刘勰之体貌观念。最近以来，龙学界对文体的研究日益重视，说明已经逐渐达成了共识。这也符合刘勰本人的思想实际，因为他在《序志》篇里就明确的提出，他要解决的就是文坛创作中“文体解散”的弊端。因此，《文心雕龙》最为重要的宗旨就是尊体，所谓的原道、征圣、宗经，都是为尊体而寻找的依据。当然，尊体的同时他也看重文采。所以提出“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的宗旨。前人论雅丽，认为“雅”就是“正”，“丽”就是“华美”，这当然不错。但如果从尊体的角度看“雅丽”，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正”，而是指的文体之“正”，也就是说刘勰要纠正的乃是“文体散乱”，也可以简称之为“正文体”。我本人对此的看法是，仅仅认识到尊体对于龙学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大家论述刘勰的文体论都是分成体式、体貌、体派等独立的范畴进行的，最多也就是再谈一谈《体性》的性情与体貌以及《定势》中体式与体貌的关系。我认为这既不符合刘勰论文体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实际，更没有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由此，我进一步提出“体要”是刘勰论文体的核心要素。刘勰在《序志》篇中概括其论文体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可见他对文体的论述乃是一种整体性描述的方式。就实际情况看，他往往是通过对题材与功用、性情与体貌、体式与体貌的各种关系中去进行综合论述的，目的主要是让作者认清各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目的，为实现此目的所采用的主要手段、以及由此所构成的体貌特征，并在此一过程中表达作者的自我性情才气。为此，我写了《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解构与重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认为体要尽管在《文心雕龙》中没有列专文集中论述，但在上编20篇文体史论中，一直在使用此一范畴进行各种文体的叙述。后来又专门撰写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基本途径与方法》（《文学遗产》2023年第1期），正式提出了以“体要”为基本途径研究《文心雕龙》的主张，认为这体现了该书以指导写作实践为目的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往往在整体系统中进行各种关系的动态描述，而并非西方文论所擅长的逻辑清晰、边界清楚的范畴讨论，即中国古代文论更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与实用性。我想，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进入刘勰论文的内在理路，并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关于《文心雕龙》与当时文学主潮关系的研究，罗宗强更为关注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也就是都重视辞采、情感、性灵与审美的表现。其目的有两个，一是纠正龙学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认为刘勰宗经复古、反对六朝形式主义的学术偏见，二是弄清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真实面目。如果认真加以检讨，罗宗强的第一个目的已经实现了。目前龙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单纯的复古倒退与反形式主义了，而是向着更系统、更深入、更复杂、更立体的层面推进，并对其宗经复古的内涵具有了新的认识。但第二个目的我认为只有阶段性的推进，还存在着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刘勰的文学思想与当时的文学主潮具有一致性当然是历史的事实，从此一角度说可以认为罗宗强当初所设立的研究目的已经达成。然而如果从文学思想史的整体状况看，可能其内涵比当初设想的更为丰富复杂。从经典研究的层面看，任何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既是时代所孕育的，而又是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因而他所具有的思想认识可能远远高出文坛的普遍任何水平，这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存在着此种情况。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轼、李贽、黄宗羲等等，莫不如此。罗宗强其实已经认识到了此一点，故而称赞刘勰是“冷静的知者”，其思想“更带理论色彩，更深刻”。其实其隐含的意思便是刘勰的认知水平是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为了探究刘勰何以能够写出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巨著，罗宗强专门撰写了《〈文心雕龙〉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一文，得出结论说：“刘勰为撰写《文心雕龙》所做知识准备，如果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创见有所启发的话，那就是要具备深厚的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的知识，要有敏锐的审美能力，还要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走向有深入的了解。”可知刘勰从其素养与能力上是远远超越常人的。从此一立场看，则刘勰思想的价值就不仅仅是与当时文坛主潮的一致性此一点所能涵盖，更包括其反思与折衷的能力与深度，这才是其经典文论家智慧与高度的体现。能够达到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系统性与深刻性的学者，在中国古代可能只有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与之比肩。

由此出发则会引申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范畴的总结，甚至不单纯是高水准代表主家思想的探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立体与动态的过程性研究。也就是说，当时多数作家都是在按照流行的时代风气进行创作与评判作品，而少数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个性与作出突出的贡献，至于能够通览全局、折衷融汇与提出文坛发展方向者就更是极少数的伟大作家与批评家。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如果要想弄清某一时段文学思想史的实际状况，就应该既研究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也要关注具有个性与特色的作家的思想倾向，甚至不可忽视那些处于一般认知水平的大多数普通文人。更重要的是还要深入研究他们之间人际关系的互动与思想的关联。这其中包括伟大思想家的理论产生的土壤与路径，以及高深的思想如何落实到现实文坛的过程与方式。历史学家王汎森曾经提出“思想史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主张，认为研究思想史应该分成不同的层次以及层次之间的关联，并且解释说：“思想史之所以能分成各种不同层次去理解，即在于它是变动的、周流不息的，更像一个立体的结构，如同原子的构成，思想中不同的基本元素，在各种不同的作用下，聚合成不同层次的事物。”与此种理解相联系，以前被学界认为无足轻重的普通人的观念、意识、情绪与感受，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也就是王汎森所说的：“它们不再是思想史的背景音乐，如果不特别强调这一面相，则思想史雷达的‘宽带’不够，所能捕捉到的就是寥寥几样东西，也就不能捕捉到那些非高度抽象的思想观点，而这个范围相当广大。”在此种理念下，王汎森提出了“思想的存在与历史的存在”“‘降一格’文本”“思想的层次”“扩散、渗透”等一系列研究路径与方法，足以成为我们研究文学思想史方法的借鉴。

王汎森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具体到文学思想史研究，与《文心雕龙》同时或前后还产生过大量的文论著作，他们之间有何关联，以前学界大多关注到的是它与《典论·论文》《文赋》《文选》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精英意识与经典研究，并没有深入到思想史的分层认知。更没有论及理论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与错位。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被后人誉之为高不可及的典范，可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都未能给他以应有的地位，其中存在着何种复杂原因？又比如关于《文心雕龙》的接受，学界大多涉及的是刊刻、评点与评论，而在大量的其他文论文献与创作实践中是如何汲取接受《文心调龙》的，却很少有人留意。其实这些才真正是《文心雕龙》的思想史价值。比如说元明之际的浙东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们的论文思路都是从天文、地文与人文相统一的大系统中展开的，而且最终也都落实到礼乐制度的建设与文体功能的作用上，但其论述目的却与刘勰大相径庭。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明道致用，从表面上看虽与刘勰几乎相同，但他们对于辞采、情感、性灵与审美的认知与论述，则完全与刘勰不在同一个层面与高度。研究浙东派的文学思想，必须与《文心雕龙》的接受结合起来。尽管宋濂等人未能明确谈及曾经阅读过《文心雕龙》，但他们的论文之运思方式显然与刘勰非常接近，试看此段文字：

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施之卦爻而阴阳之理显，形之典谟而政事之道行，味之《雅》《颂》而性情之用著，笔之《春秋》而赏罚之义彰，序之以礼、和之以乐而扶导防范之法具。虽其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

《宋濂全集》

无论天地人的层次关系，还是圣人对天地之文的仿效，宋濂显然是对这部文论经典相当熟悉并有意予以借鉴。那么宋濂是否有可能读到《文心雕龙》呢？目前所保存的元至正十五年刻本，乃是嘉兴府学所刻，而且又有钱惟善的序文。元代嘉兴路属于江浙行省，钱惟善也是元末东南一带的著名文人，那么同属江浙行省的金华文人能够读到此一刻本的《文心雕龙》也就并非难以理解之事了。因为嘉兴知府刘贞之所以刊刻此书，其目的便是“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则近在咫尺的金华文人自然能够近水楼台，得以阅读了。因此，说浙东派作家论文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显然并非空穴来风。我想，如果采取分层次的思想史研究方式，《文心雕龙》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开拓出巨大的学术空间，而且会对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也将具有巨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