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好张际亮，就想写严立三。张际亮是一位志士，严立三则是一位怪杰。在上下三千年历史中，圣人、伟人；富人、贵人；才人、能人；奇人、怪人，可谓恒河沙数。从一方面说，历史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但是，若说史册上某一个人只望一眼，便让人欲做千百次的回眸，则是有限的。而三年前我在一本回忆录中“邂逅”的一个人，即有这样让人一见倾心的魅力。那本回忆录对他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却让我对伊人肃然起敬。
后来，因了忘川之水的冲刷，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为了寻找他，我曾数次在百度上输入“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军衔，只身，徒步，自挑行李，历时三个月，行程六千里，拜谒黄帝陵”这些记忆中残存的信息进行搜索。结果，连号称万能的Deepseek都令人非常失望。是他地位不够显赫、影响不够巨大、故事不够独特吗？对照一下，显然不是。
他是被历史遗忘了。幸好，在上个月开始写《志士张际亮》的前两天，我在手抄本上又发现了他——严重。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当我再次在百度上输入“严重”或“严立三”时，相关的文字、视频竟然就像一股清泉似的，哗哗啦啦地涌了出来。原来，斯人本不是凡人，只是更像一位高士一位逸人，时而出山，时而遁世，于是，以记载革命、征伐、杀戮、争夺为主的昔日历史，以及以关注新闻、时尚、名人、娱乐为要的当今网络，自然不愿意将太多的笔墨或资源，浪费在一个可有可无、可知可不知的怪人身上。
他是被历史疏远更是被现实冷落的人物，之所以没有完全被遗忘，除了因为一个“怪”字，还因为他身上确实有许多优异的品质，值得今人赞扬和传承。而我寻找他，就像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一样，便是为了后者。在黄埔军校，他是第一、第二、第三期教授部上校总队长，第四期训练部中将主任。国民党中胡宗南、杜聿明、陈明仁、关麟征等，共产党中徐向前、林彪、左权、陈赓等，都是他的学生。是他，被誉为黄埔军校的军魂，而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更不是周恩来。在操场上，他“威如严父“，在生活中，他“爱如慈母”。
孙中山召集党务会议，黄埔军校分到一个代表名额。为公平起见，学校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他遥遥领先，得票最多，超过了校长蒋介石。北伐时，他是师长，陈诚只是团长，杜聿明只是连长，林彪只是排长。在北伐各支部队中，只有他率领的二十一师，才真正做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此，他获得了“北伐名将”的称号。可是，正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脱下军装，换上僧衣，只身去了杭州，住进了位于三台山之下的法相寺，过上了粗衣淡饭的隐居生活。原来，他对蒋介石“清党反共”以及“宁汉分裂”非常不满。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党派的斗争，权力的博弈，在他眼中，皆非士人所为。
这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从此，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和大动乱的时期。当年八月，蒋介石下野。受多方推荐，严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上任不久，因父亲去世，他辞职奔丧，回到了武昌乡下。当年十二月，他受邀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次年二月，兼任民政厅长。在民政厅长任上，他选贤任能，推行地方自治，施行减租减息政策。不料，这些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的措施，却遇到了来自上层的种种阻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严重愤而辞职，并宣布从此远离政治，不问世事。
他先入杭州天竺寺为僧，不久定居于庐山脚下的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山民生活。自己挑水种菜，自己砍柴做饭，生活极为清苦。除劳动外，就是读书。当时，很多人对他“宁做山民，不做厅官；宁愿庵居蔬食，不愿华屋金尊”的隐退甚是不解，称之为“怪人”——后被誉为“湖北三怪杰”之首。是啊，古往今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严重绝不是沽名钓誉。在他的世界观中，追求奢侈，于社会就是一种腐败，于个人就是一种堕落。
当年在黄埔军校时，他本来可以住进学校为教官租下的花园洋楼，却断然放弃这一特殊的待遇，挑选了一个简陋的小屋去住，室内仅置一榻一桌一椅一盆架而已。那时，他是为学生树立一个精神的榜样。此时，他是为世人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可是，他人在湖山，却心忧家国。十年来，乾坤动荡，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生灵涂炭。而自己却匡时无计，报国无门，深负少年的雄心与壮志。一九三六年夏，他从庐山出发，只身北上，去陕西谒黄帝陵。他肩挑行李，一途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间疾苦。
历时三个月，行程六千里。在黄帝陵前，他上祭千古英灵，下哭九州黎庶……此举，岂是凡夫俗子所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曾向周恩来建议，组织过渡政府，由严重执掌军政大权。此时，严重已卸甲归田多年，却被世人如此的推崇，足见他的影响与声望。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严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次年又代理湖北省主席。在任上，他继续推行禁止鸦片、惩治贪腐的政策，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曾公开处决了一个吸食鸦片的政府会计和一个敲诈勒索的警察局长。
主政期间，他与僚属共餐，常“数日不饭”，叹曰：“大敌压境，人民转死沟壑，何忍锦衣玉食？”明令全省宴席不得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他廉洁奉公，离任时将节省的特别办公费数万元移交后任陈诚。陈诚派人送还，遭到拒绝，最后将这笔钱用于对难民的赈济上。武汉沦陷后，严重率省政府机关迁移恩施，次年又兼任建设厅厅长，指挥工厂的搬迁和重建。
此时，繁重的公务、清苦的生活、忧患的心绪，已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英雄的健康。一九四一年八月，在他的反复请辞下，国民政府才颁布命令，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月底，他迁居湖北宣恩，创办“晒坪垦殖处”，自己开荒种地，又过上了农夫一般的生活。除严师、名将、隐士外，这位奇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学者。在宣恩，他着手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该书脱稿之后，自行出资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
这时，公众才知道他在学术上还有这样深厚的造诣。事实上，在抗战前，他就完成了《大学释义》《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著作，只是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少数学者外，知之者甚少。他的字“立三”，源自《左传》上的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他的一生，可谓当之无愧。一九四四年四月，严重病逝于恩施，时年五十二岁。董必武撰联痛悼：“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叹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写回肠九曲深。”几乎与他同龄的梁漱溟，则无限感慨地说：“时局多事，竟无机会多聆教言！”呜呼，一位奇人去了，带着他的英风和侠骨，带着他的雄心和壮志，带着他的异禀和怪诞。这是八十年前的事了。而今，他早被遗忘于历史的深处。二〇二六年元月二十六日 于白石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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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露白，原名鹿斌，1967年生，河南省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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