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夏天比长安热得多,空气沉甸甸地压在皮肤上,像一团湿透了的棉絮。

李善德坐在一棵荔枝树下,女儿袖儿在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圈。

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长安城,又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然后把树枝一丢,说爹你看,这条路我们走过。

他看了一眼那幅画,没说话。

旁边那棵荔枝树是阿僮家的,今年结的果子不算多,但个头不小,红彤彤地垂在头顶,熟透了的几颗已经掉到地上,裂开了口子,露出白嫩的果肉。

袖儿捡起一颗塞进嘴里,嚼了两口,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她说甜,爹你也吃。

李善德拿了一颗,剥开皮,咬了一口。

确实甜。

比他在天宝十四年那次拼命送到长安的荔枝还甜。

那次送去的荔枝,他其实没有尝过。

五千多里的路跑下来,盐水和蜡封保住了那些果子表面的颜色和气味,但谁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

贵妃娘娘笑了,朝野都说荔枝味正,他心想那大概就是正的吧。

他没吃过正宗的岭南荔枝——在岭南待了半年,才算真正吃上了。

天宝十四年二月的那天上午,李善德在长安城南边看了一座小院。

三百贯,他在上林署干了十八年,积攒加上借了招福寺两百贯的香积贷,总算凑够了。

招福寺的典座把本金叫功德,利息叫福报,按月四分利算,两年还清本利合计四百三十八贯。

他那点俸料、禄米加上职田的佃租,每月折下来十贯出头,不吃不喝也得还两年多。

但那座小院有桂花树,袖儿喜欢桂花,夫人说院子里种棵桂花好,秋天闻着香。

他咬咬牙签了字。

拿到房契那天下午回到上林署,刘署令和一帮同僚摆了一桌酒菜等着他。

李善德在上林署待了将近二十年,从没见署令对他这么热情过。

几杯葡萄酒下去,刘署令拿出一份敕牒,说是朝廷新设的荔枝使差事,专门为内廷采买岭南特贡荔枝煎十斤,六月一日前送到。

同僚们纷纷举杯恭喜,说李兄你这下可发达了,使职只对皇帝负责,油水足得很。

李善德签了字。

醉意消退是在傍晚。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捏着那份敕牒,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自己。

他停下脚步,把敕牒凑近眼前仔细看——“荔枝煎”三个字,那个“煎”字似乎比旁边的字薄一点。

他伸手摸了摸,那一小片纸被揉了起来,露出了下面压着的另一个字。

鲜。

荔枝鲜。

不是用蜜浸泡后用蜂蜡密封的荔枝煎,而是新鲜的、离枝就坏的生荔枝。

李善德站在巷口,把敕牒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岭南到长安五千余里,荔枝三日味变。

他算了一路的账,从长安到岭南走最快的驿道,沿途换马换人日夜不停,最快也要七八天。

等到了岭南再折返,果子在路上就烂透了。

他知道自己被坑了。

刘署令和那些同僚早知道敕牒有问题,不然哪来的酒菜,哪来的热情。

那棵桂花树才刚种下去。

路上遇到了韩洄和杜甫。

韩洄在刑部当差,杜甫刚考完进士没中,正到处游荡。

三个人坐在酒肆里,李善德把事情说了一遍,韩洄听完沉默了好一阵,说你现在是荔枝使,使职的权限很大,趁六月一日之前能捞多少捞多少,拿了钱留给妻女,然后和夫人和离,不牵连家人,一个人等死。

杜甫不同意,说你怎么上来就劝人离婚,然后讲了一个戍边老兵的故事——那老兵在战场上被围困多日,硬是靠着一股气杀出一条血路回了长安。

杜甫说你得拼一把,别还没试就认输。

李善德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决定去岭南。

走之前他回了一趟上林署,换了副面孔,用荔枝使的名义让刘署令给了三十贯路费,又去符玺局拿了一张往来符券,沿途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他把钱留给夫人,交代了几句,二月五日出了长安。

走蓝田,入商州道,过襄州跨汉水,一路催马快跑。

到了鄂州那匹马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他把马卖了换了一头淮西骡子,骡子耐力好但走得慢,一天只能走六十里。

到了鄱阳湖又卖了骡子,坐船沿赣水南下,过虔州到五岭。

大庾岭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梅关道,穿过之后到浈水,再汇入溱水进珠江,一路坐船三月十日到了广州城。

从长安到广州,三十四天。

在驿馆安顿下来后,第二天就去拜会岭南五府经略使何履光和掌书记赵辛民。

李善德想把鲜荔枝列为岭南的土贡,由经略府配合运送。

赵辛民听完没怎么搭理,只签了一个通行符牒,给个通行方便,实质帮助一点没有。

李善德拿着那张符牒回到驿馆,心里凉了半截。

那天在驿馆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胡商,叫苏谅,两人聊了几句,苏谅看中了那张通行符牒,出九百九十六贯买了过去。

李善德想这大概就是韩洄说的捞钱吧,但他不想死。

他还没打算死。

三月十二日,他打听到广州城东北峒人种了很多荔枝,就骑马去了。

峒人的荔枝园里有一个叫阿僮的姑娘,她家的荔枝是附近最好的。

李善德找到她,问荔枝怎么保鲜。

阿僮说密封,用盐洗,这些方法李善德早就知道,保鲜时间还是不够。

他需要知道荔枝到底能撑多久。

阿僮帮他准备了最先成熟的品种三月红,用盐水洗过,纸包了放进双层瓮的内层,密封后在外层注入冷水,每半日换一次水保持温度。

然后他做了四次试验,每次调整路线和保鲜方式,测算荔枝在不同条件下的变质速度。

第一次试验,荔枝保鲜到第四天就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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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换了保鲜方法,多撑了一天。

第三次中途遇到暴雨,延误了半天,果子全废了。

第四次,他用上了冰。

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冬天在地窖里储冰,夏天取出来用。

他借了胡商苏谅的门路,弄到了冰块,把荔枝和冰块一起密封在双层瓮里,沿途在驿站换冰。

保鲜时间延长到了将近十天。

但他发现换冰的节点不好控制,有的驿站根本没有冰窖,冰块中途就化了。

他算了算距离和时间的极限。

从岭南到长安,他需要十一天。

而荔枝在最好的保鲜条件下只能撑十天。

差了一天。

他试了所有办法,就差那一天。

阿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他说贵妃六月一日过生日要吃荔枝,圣人要的。

阿僮说就为了她一个人吃一口果子?

李善德说对。

阿僮想了好一会儿,说你们长安人真奇怪。

五月中旬,李善德带着两瓮荔枝从岭南出发。

沿途驿站的马匹和驿卒已经提前安排好,每到一站换马换人,昼夜不停。

他在途中不敢合眼,每隔几个时辰就要检查瓮中的温度和荔枝的状态。

冰块在烈日下化得太快,他在几个大驿站加了冰,那些驿站的管事看他拿着荔枝使的符牒,不敢怠慢,但也有不配合的。

有一次在鄂州,驿站的冰窖已经空了,管事说冰都给了前面的使臣,没有了。

李善德亮出符牒,管事还是摇头,说没有就是没有。

他只好让手下快马去下一站调冰,多花了整整一天。

五月下旬经过襄州的时候,一场暴雨冲坏了前方的路段。

驿卒说路断了,至少得等两天才能修好。

李善德等不了,让驿卒找了一条山路绕过去。

山路崎岖,马车走不了,他把两瓮荔枝卸下来,让两个骑手一人背一瓮,徒步翻山。

翻过山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骑手累得瘫在地上,瓮里的冰化了,荔枝的温度升高了不少。

他打开瓮看了看,果子还撑着,外壳微微发软,但还没变色。

距离长安还有三百里。

马换了一批又一批,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他在马上坐着都能睡着,但不敢闭眼太久,怕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

袖儿的脸时不时在脑子里闪一下,他想起种在小院里的那棵桂花树,想起夫人说的秋天闻着香。

他想自己得活着回去。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就是为了活着回去。

六月一日,贵妃诞辰。

两瓮鲜荔枝被驮着疾驰进入兴庆宫。

李善德从马上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站不稳,扶着马鞍才没倒下去。

身上的衣服被汗浸透了好几遍,干了一次又湿一次,贴在皮肤上硬邦邦的。

脸上全是灰土,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一咧嘴就流血。

他把两瓮荔枝交割完毕,站在宫门外,等着赏赐。

贵妃品尝之后,据说笑得很开心。

右相杨国忠当着众人的面夸他做得不错,说贵妃娘娘看到荔枝送到时有多开心,全国送来的寿辰贺礼都被这小小一枚荔枝给比下去了。

街坊巷尾都在传,有个能人把新鲜荔枝从五千里外送到了长安,贵妃娘娘吃了都说好。

李善德心想这下总该升一级了吧。

不用多,从九品升到八品就行,俸料涨一些,够还香积贷,够养活妻女,够了。

他已经在想回去之后怎么跟夫人说,怎么跟袖儿说。

桂花树该浇水了,也不知道这几个月夫人有没有记得浇。

荔枝进宫的第三天,上林署的差役送来一纸文书。

流徙岭南,全家发配。

罪名:贪墨差费三十贯,杖二十。

李善德看了三遍才看明白。

贪墨,说他贪污公款。

他把那些预支的差旅费、租用驿马的开销、沿途换冰的花费,一笔一笔算下来,超支的部分被翻了出来,加上违规动用驿站的银牌,凑成了一个贪墨的罪名。

《资治通鉴》里写过,唐朝用贪墨罪来清洗不需要的人,这个罪名好用,不用审得太清楚,认了就行。

他这才明白,荔枝送到长安的那一刻,他的利用价值就耗尽了。

任务是圣人的面子,贪墨是他自己的脏水。

卸了磨,驴就该杀。

三十贯,杖二十,流放岭南。

他从小院里的桂花树被挖走了,夫人哭着说房契怎么办,香积贷怎么办。

他说别管了,先走。

袖儿抱着他的腿说爹我们不搬家。

他说我们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那里有好多荔枝,比长安的好吃。

袖儿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一路往南走,这次不用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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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咣当咣当地响,夫人坐在车上不说话,袖儿倒是好奇,到处看。

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岭南。

广州城的驿馆他住过,但这次不是来办差的,是来服刑的。

经略府的赵辛民看到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李善德说流放。

赵辛民笑了笑,给他安排了一间破屋。

屋子在城外,靠近阿僮的荔枝园。

屋顶漏雨,墙上有裂缝,地上是夯土,潮湿得能踩出水来。

夫人看了半天没说话,找了几块木板把窗户钉上。

袖儿倒是不在意,跑出去摘野花,回来插在墙缝里,说爹你看多好看。

李善德看着那几朵野花,说好看。

第二天他就去找阿僮了。

阿僮看到他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又来了,是不是又要运荔枝。

他说这次不运了,被发配过来的,想在你这里搭把手。

阿僮说行吧,反正园子里缺人手。

她给他找了把锄头,说你先帮我挖坑。

李善德接过来就开始挖。

锄头举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已经没有几个月前那么有力了。

在岭南跑了几个月的差,又长途跋涉送荔枝,身体早就耗得差不多了。

他挖了几下就喘,阿僮在旁边看着,说你歇会儿吧,别把自己挖死了。

他坐在地上喘气,袖儿递过来一个果子,说爹吃。

岭南的日子和长安完全不同。

没有朝堂,没有署令,没有公文,没有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太阳出来就起床,天黑了就睡觉。

白天在阿僮的园子里干活,锄草,浇水,摘果子。

袖儿跟在后面跑,捡掉在地上的荔枝,装满一兜子就跑过来给他看。

夫人用摘下来的荔枝做了几罐荔枝煎,拿出去卖,换了些米和盐。

日子紧巴巴的,但还能过。

阿僮是个嘴毒的姑娘。

有一天她看李善德在那里慢腾腾地剪枝,说你在长安是不是每天坐着不干活,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

李善德说我在上林署管果品采购,不用下地。

阿僮说那你现在下了,赶紧学。

她说归说,每次摘了好的荔枝,都会挑最大的一把塞给袖儿。

李善德每天坐在荔枝树下记账,用木炭在竹片上写。

他这辈子最拿手的就是算账,明算科及第出身,算学底子硬。

他把阿僮园子里每天摘了多少果、卖了多少钱、用掉了多少材料,一笔一笔记下来。

阿僮看了说你还真像个管账的。

他说本来就是管账的。

阿僮说那你是被贬过来的管账的。

他说对。

日子久了,他发现岭南有种长安没有的东西。

不是荔枝,是安静。

没有人来找他麻烦,没有人给他下套,没有人在公文上做手脚。

他的命捏在自己手里,不捏在别人手里。

这种踏实感,他在长安从来没有过。

在长安,他每天算着自己那点俸料够不够还香积贷,算着哪年哪月能把房子买下来,算着上司什么时候又给他穿小鞋。

到了岭南,这些都不用算了。

房子没了,香积贷还不上也就不还了,上司更不会追到岭南来给他穿小鞋。

他失去了那些东西,但好像也没那么疼。

半年后,一封来自长安的信送到了岭南。

是韩洄写的,信上说朝堂出了大事。

杨国忠被牵扯进贪墨风波,何履光、鱼朝恩等一帮人都在动荡之中,有人开始翻旧账,说当年荔枝使的案子是冤枉的。

韩洄在信里问他,当初运送荔枝的账目还在不在,能不能详细列出花销明细。

李善德把那些竹片翻了出来。

木炭写的字有些已经模糊了,但大部分还能辨认。

他重新抄了一遍,每笔开销都列清楚:驿马租赁、冰块采购、沿途食宿、驿卒劳务、包装材料,一样不落。

他抄了两天,抄完让驿卒带回长安。

三个月后,又来了信。

这回不是韩洄的私信,是朝廷的正式文书。

说他持节尽责,不失职责,之前的贪墨罪名查无实据,予以赦免。

给他安置银两,允许回京,可以选择恢复官职或者自行安置。

赵辛民把文书念给李善德听的时候,他正在荔枝园里给一棵树培土。

赵辛民念完了,李善德拿着锄头站了一会儿,说念完了?

赵辛民说念完了。

李善德说那我继续干活了。

赵辛民说你就不打算回去?

李善德说我得把这片土培完。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跟夫人说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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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放下筷子,问他想怎么办。

他说他想回长安一趟。

夫人说不打算搬回去?

他说回去看看,住几天,然后就回来。

夫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回长安的路他走过几次,哪段路好走,哪段路容易出事,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这次走得不急,一路上看了不少风景。

以前赶着送荔枝,什么都没来得及看,现在慢悠悠地走,才发现路边的树长什么样,河里的水清不清,驿站的饭好不好吃。

长安城还是那个长安城。

春明门外车水马龙,坊市间人声鼎沸,跟半年前一模一样。

但李善德走进去的时候,感觉哪里不对。

不是城变了,是他变了。

他站在春明门往里看,觉得这座城市像一头张着嘴的巨兽,吞进去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嚼碎了,咽下去,吐出骨头。

他以前是那些骨头里的一根,现在走出来了,站在外面看,才看清了那张嘴。

韩洄和杜甫在酒肆等他。

三个人坐在以前常坐的位置上,李善德把赦免文书拿出来给两人看,韩洄说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杜甫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李善德说我想好了,不复官。

韩洄愣住了,说你拼了命送的荔枝,现在清白都还给你了,你倒不要了。

李善德说我不要了。

长安的官我做够了。

我在岭南过得好好的,回来就是看看你们,看看长安,然后回去。

杜甫说回去做什么。

李善德说开个茶馆。

就在城南,不大,专做岭南茶。

阿僮每年给我寄荔枝干,岭南那边还有几个熟人能供茶。

不用多挣钱,够养活家人就行。

韩洄说你真是想开了。

李善德说不是想开了,是算清楚了。

他在竹片上算过,在岭南种荔枝、卖荔枝干、开茶馆,一年下来的收入虽然不比九品官的俸料多,但不用交香积贷,不用给上司送节礼,不用看人脸色。

算来算去,在岭南的日子反倒比长安宽裕。

他确实在竹片上算过。

从岭南回到长安的船里,他把未来三年的收支预估写在竹片上:长安恢复官职,每年俸料加禄米折合十贯出头,交掉香积贷剩不下什么,还要应付上林署的节礼摊派,存不下钱。

在岭南开茶馆,每年铺租五贯,茶叶采购三贯,人工两贯,营业收入大概在二十贯左右,刨掉成本能剩下十贯。

不用还贷,不用送礼,十贯就是实打实的十贯。

账算完了,他选岭南。

茶馆开在城南,没挂牌匾。

门上只贴了一张纸,写着“岭南茶馆”四个字,字是袖儿写的,歪歪扭扭,李善德觉得挺好。

店里摆了几张粗木桌椅,柜台后面搁着几个大陶罐,装着阿僮寄来的荔枝干。

茶叶是从岭南几个熟人那里收来的,不算名贵,但泡出来味道厚实。

头几个月没什么客人。

城南这地方住的都是普通百姓,喝茶就去街角的大碗茶摊,便宜,一碗下去能顶半天。

李善德这种小茶馆,茶比茶摊贵,客人自然少。

他不着急,每天开门,烧水,泡茶,坐着等。

有客人来就招呼,没人来就自己喝。

袖儿放学回来就趴在柜台上写大字,夫人坐在门口做针线。

日子一天一天过,没什么波澜,但也没人来找麻烦。

长安城里很快出了大事。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叛。

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洛阳陷落,潼关失守,长安城陷入恐慌。

圣人带着贵妃、太子、杨国忠弃城西逃,满城百姓四散奔逃。

李善德的茶馆在城南,离主城区远,暂时还没被波及。

但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有人拖家带口往南跑,有人说叛军快进城了。

韩洄和杜甫来找他,说长安待不住了,问他要不要一起走。

李善德说往哪走。

韩洄说先往南,过了秦岭再说。

李善德想了想,说我不走了,我就在长安待着。

韩洄说你不要命了。

李善德说我本来就是要被流放的人,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叛军来了无非就是换个官府管我,跟以前也没什么区别。

韩洄说你这话不对。

李善德说对不对的,账算过了,往南走花费大,茶叶铺子刚开起来,走了就全没了。

我不走了,你们快走吧。

韩洄和杜甫走了。

走之前韩洄留了一袋银子,说是给他应急的。

杜甫握着他的手说了句保重,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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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德站在茶馆门口看着两人的背影消失在街巷尽头,站了很久。

袖儿拽他的衣角说爹,韩叔叔和杜叔叔去哪了。

他说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袖儿说长安不安全吗。

李善德蹲下来看着她说,长安以后可能会不安全,但爹在这里,你在这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事。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的。

叛军进了长安城,城里的秩序变了。

李善德的茶馆开了几天就关了,不是因为叛军砸了店,是因为没人来喝茶了。

城里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坐下来喝杯茶。

他关了店门,每天在家里待着,偶尔出门买点吃的。

街上到处是穿铁甲的叛军士兵,操着范阳口音,凶神恶煞地在坊间穿行。

长安不再是长安了。

有一天一个叛军军官闯进他的院子,看了一圈,问他是做什么的。

李善德说开茶馆的。

军官说茶馆还开不开。

李善德说开不了了。

军官说那你给我泡壶茶。

李善德说你等着,转身进屋泡了一壶。

军官喝了两口,说味道不错,以后我每天来喝。

李善德说行。

军官每天下午来,坐一刻钟,喝一壶茶,扔下几个铜钱就走。

李善德想这也算是生意,虽然客人换了一茬。

安史之乱打了整整八年。

这八年里,长安城像被翻来覆去地筛了好几遍。

圣人走了又回来,太子换了,贵妃死了,杨国忠在马嵬坡被杀了。

朝堂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连皇帝都换了——太上皇回了长安,太子肃宗坐上了龙椅。

李善德的茶馆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断断续续地撑着。

店里的茶叶早就不够用了,他把阿僮寄来的荔枝干泡水当茶卖,客人们倒也喝得惯。

八年后战事终于平息,长安城慢慢恢复了些生气。

韩洄从南方回来了,杜甫却没回来——他在战乱中流落到了成都,后来病逝在湘江的一条船上。

李善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擦柜台。

他放下抹布,坐了很久,然后继续擦。

韩洄说你不难过吗。

李善德说难过。

但难过完了,日子还得过。

他在世的时候我跟他喝过不少酒,说过不少话,够了。

茶馆重新开张的时候,李善德在门口贴了一张新纸,上面写着“岭南茶馆”四个字,还是袖儿写的。

袖儿已经十五岁了,字写得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她帮父亲打理茶馆,记账、泡茶、招呼客人,样样做得来。

夫人年纪大了,腰不好,坐在柜台后面收钱,不怎么走动。

李善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准备好一天的茶叶,坐在门口等着客人来。

来的客人什么人都有。

有从前朝堂上的旧人,被战乱冲散了官职,现在在城南做点小买卖。

有叛军那边的降兵,仗打完了没处去,留在长安混日子。

有赶路的商人,路过城南歇个脚,喝碗茶就走。

李善德不挑客人,谁来都一壶茶。

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开茶馆的。

有人问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上林署的九品官,专门管瓜果蔬菜。

有人笑了,说九品官,那不是芝麻大的官。

李善德说对,芝麻大,跟荔枝差不多大。

有一个春日的傍晚,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李善德一个人坐在茶馆门口,袖儿给他泡了一壶茶端过来。

夕阳把城南的街道染成橙红色,远处有人在收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凉茶比热茶解渴。

袖儿坐在他旁边,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年的事。

李善德说哪年的事。

袖儿说你被流放的那年。

李善德说想过。

袖儿问他恨不恨那些人。

李善德说以前恨。

在牛车上往岭南走的时候恨,在破屋里睡觉的时候恨,在园子里干活的时候也恨。

恨刘署令,恨赵辛民,恨何履光,恨杨国忠,恨那些在他公文上做手脚的、在他背后捅刀子的。

但恨到后来,他发现恨也解决不了问题。

该流放还是流放了,该吃苦还是吃苦了。

后来就不恨了,不是原谅了他们,是懒得恨了。

恨人太累,不如多锄两垄地。

袖儿说那你是感谢当年被开除了。

李善德想了想,说是。

你让我回想,我确实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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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矫情,是算过账的。

没有被开除,我还在上林署当那个九品官,天天看刘署令的脸色,年年还那笔香积贷,哪年是个头。

安史之乱一打,长安城乱成那样,我在朝堂上待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拉去充军了,或者被叛军抓去当了苦力。

被开除了,反倒躲过了那一劫。

在岭南那半年,虽然是流放,但学会了种地、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怎么在没人在乎你的地方活下来。

这些东西在长安永远学不到。

袖儿说那你还挺划算的。

李善德笑了,说划算算不上,但也不亏。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凉茶苦中带甜,是阿僮寄来的荔枝干泡的。

他说袖儿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袖儿说不知道。

李善德说最奇怪的是,当初那坛荔枝送到长安,我拼命保住的那些果子,我一个都没吃到。

反倒是被发配到了岭南,天天吃,吃到不想吃了。

那些荔枝在长安是贡品,在岭南就是树上的果子,掉在地上也没人捡。

命运这东西,你说奇怪不奇怪。

袖儿说爹你说话越来越像账房先生了。

李善德说本来就是账房先生。

茶馆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城南的人都知道有家岭南茶馆,茶不是最好的,但掌柜的人厚道,从不缺斤短两,客人喝了觉得值。

李善德每天记账,用木炭在竹片上写,写得工工整整。

月底算一次账,年底再算一次账。

他发现这几年虽然打仗,但他的茶馆不但没亏,还攒下了一点钱。

不多,够买一头牛,够把房子修一修,够袖儿出嫁的时候置办几件像样的衣裳。

有一天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人走进茶馆,坐下来要了一壶茶。

李善德端上去的时候多看了两眼,觉得面熟。

那人也看着他,说你是李善德?

李善德说我是。

那人说我姓崔,在户部当差,当年你送荔枝那阵子,我在上林署待过一段时间。

李善德想了想,想不起来。

那人说刘署令后来被贬了,你知道吗。

李善德说不知道。

那人说安史之乱之前就被贬了,调到外地去了,后来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李善德给他倒了一杯茶,说那杯茶请你喝了。

那人说谢谢。

两人喝了两杯,没什么话说。

那人喝完茶起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老李,其实当年那件事,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

李善德说知道有什么用。

那人说也是,说完就走了。

李善德站在茶馆门口看着那人走远,袖儿走过来问是谁。

他说不认识。

后来的日子,李善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

起床,烧水,泡茶,开门,招呼客人,算账,关门,睡觉。

没什么新鲜事,但也没什么麻烦事。

阿僮每年从岭南寄荔枝干来,写一封信,信上永远只有几句话:“今年荔枝结得多,给你寄了一筐。

袖儿长高了没有。

你种的荔枝树今年开了几朵花。”

李善德回信,内容也差不多:“收到了,谢谢。

袖儿长高了。

树开了花,不多,明年应该会多开几朵。”

他种的荔枝树是刚到岭南那年种下的。

阿僮给了他几棵苗,让他种在园子边上。

他种下去的时候不确定能不能活,但过了几个月抽了芽,又过了几年开了花。

花开得不多,稀稀拉拉的,但每年都有。

袖儿说爹你种树的本事比当官的本事大。

李善德说那当然,当官是别人教的,种树是自己学的。

韩洄偶尔来喝茶,两人坐在茶馆里聊天,聊的无非是些闲事。

谁死了,谁升了,谁的儿子娶了谁的女儿。

韩洄说你这茶馆开得挺稳当,比朝堂上那些人稳当多了。

李善德说朝堂上那些人要是都来开茶馆,天下就太平了。

韩洄笑了,说你说得对。

李善德给他续了一杯茶,说你喝慢点,这茶凉了不好喝。

夕阳照在城南的街道上,李善德坐在茶馆门口,袖儿给他泡了一壶新茶端过来。

他接过去,没喝,放在旁边的矮桌上。

远处有人在收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风吹过来,带着城南尘土的味道和远处坊市传来的嘈杂声。

那棵桂花树他后来又种了一棵,就种在茶馆门口,刚种下去,还小,不知道能不能活。

他想,活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