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民族主义|读书会

2026年4月8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举办第十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线上读书会。本次读书会围绕沈艾娣所著的《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一书展开。宗晓阳同学担任主讲人，赵健坤同学担任主持人，王娇洁同学、石佳钰同学与植棚梣同学担任评议人。民俗学专业多名硕博生共同参与研讨。

一、主讲环节

首先，宗晓阳同学介绍了本书的理论框架，即“中国人”身份重构的逻辑起点。她指出，作者提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非自然延续，而是在20世纪早期的变革中被建构出来的，将种族和民族主义均视为历史的建构。此外，仪式不仅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凝聚方式，更是一种权力倾斜的手段，通过区分等级和族群来构建权力结构。就政治文化而言，作者将其视为高级政治与日常生活互动的机制，强调不应将现代民族主义视为单纯的广泛文化变革。

在革命叙事的视觉维度，宗晓阳同学分析了书中提到的一系列符号变革和身体改造现象。民初的就职典礼上，孙中山采用阳历、西式礼服与鞠躬礼，象征共和；黎元洪祭天强调汉族中心主义；袁世凯则通过多民族代表出席构建多民族国家的法理正统性。剪辫子作为革命符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冲突，支持者基于卫生实用主义，反对者则视为对传统的背叛，甚至引发自杀与逃难等极端事件。与之相似的是，西式服饰与鞠躬礼虽被法令规定，但在民间遭遇强烈阻力，出现了“貌合神离”的尴尬局面，且法令执行因行业博弈而形同虚设。在时间观念上，政府致力于推行阳历，但民间多数采取了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双轨制。在性别问题上，女性国民身份的核心象征是“不缠足”，而非剪发。然而，放足不仅是痛苦且漫长的生理过程，更因女性受教育机会远少于男性，导致国民身份在权利与实践层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伴随着女性的气质的转变，男性气质也从弯腰弓背转变为挺胸抬头。

在国家象征符号维度，宗晓阳同学指出赋予中华民国合法地位的符号就是普通民众的参与，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国民身份建构现象。具体而言，第一是国庆节与国旗的普及。“国庆节（双十节）”广受欢迎，五色旗虽被孙中山否定，但因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替代的国家象征，并衍生出尊国旗仪式与国旗体操。第二，是祭奠革命烈士的普及，这背后的最高准则是爱国主义，超越党派分歧，凝聚全民意识。第三是军事阅兵与运动会，其目的是展示国家力量与进行国民教育。第四，高呼“民国万岁”将效忠对象从个人（皇帝）转向抽象共同体（国家）。最后，基督教组织也积极参与国庆仪式，表现了尽管其与民间传统具有张力，但仍可同各国参与仪式表明国民身份，显示了国家符号具有包容性。总的来说，国民身份的界定，折射出近代社会阶层流动与话语权争夺的复杂图景。

接下来，宗晓阳同学介绍了孙中山如何成为国父以及国民党如何对符号垄断的一系列过程。通过葬礼、纪念周及中山陵的修建等诸多方式，孙中山从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被塑造为“国父”，其遗嘱与精神成为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北伐后，国民党用青天白日旗、中山装及党化国歌取代了早期多元的符号，将国民身份从包容性身份转变为排他性的、必须服从党的单一政治身份。至此，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再是他们遵循传统的婚丧仪式，而是因为参加现代国家仪式，这意味着现代政治文化的成功，将国家认同转移到以政党为核心的象征体系之上。

二、与谈环节

王娇洁同学

王娇洁同学指出，政治仪式通过符号象征深入日常生活，形成了“礼俗互动”与“礼俗同构”的现象，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习俗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了民族国家观念。王娇洁同学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本书当中，政府和民众似乎仍然是对立的状态，那么在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一个推动礼俗互动中间层？政府和民众是否是一个连续而非对立的状态？这些疑问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石佳钰同学

石佳钰同学认为，本书的民俗学启发性在于，它将“仪式”从传统的民俗领域，扩展至剪辫、易服、改称呼、升国旗、庆国庆等政治日常生活，同时兼顾自上而下的“礼”（国葬、烈士祭奠等国家典礼）与自下而上的“俗”（普通民众的服饰、发型选择）。研究必须超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框架，既要关注新兴政治符号在精英文化中的生成，也要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受、改造与抵抗，这与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视角高度契合。这种视角下的政治文化是高级政治与日常生活互动的机制。文化堕距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形式变迁有快有慢，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形成结构性紧张。因此，创建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一方面，它会产生冲突与差异，另一方面，它也会带来团结与相似。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现代民族认同建构的真实图景。

石佳钰同学还就双历法讨论了中国人近代以来的时间观念。在当时，对于政府而言，阳历是重塑历史、建立政治效忠的工具。而对于民众而言，坚持阴历不仅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更是在剧烈的政治变迁中保留一份属于家族和传统的私人空间。而在当代，双历法的地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转，即民间生活重阳历而轻阴历。相反，国家政府将阴历的节日不断纳入国家时间，这种顺应节令的时间观念有着中国古人农耕文明以来的生产智慧，并以此维护传统历法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认同。这种阳历与阴历并存且相互博弈的社会现象，这不仅仅是日期计算方式的差异，更是一场关于政治合法性、时间掌控权以及国民身份认同的深刻变革。

植棚梣同学

植棚梣同学指出了国民身份和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建构本质。她认为，书中指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非自然延续，而是通过剪辫、易服、改历等日常行为被建构出来的，这些仪式在凝聚认同的同时也制造了边界。民国初期的国民身份塑造主要局限于学生、商人、官员等城市精英，农民和底层群体被排除在外，国民身份并非全民性的。这一系列现象启发我们反思何谓历史？有多大的一部分是被仪式和叙事所塑造的历史记忆？最后，当我们把视野拉回当下，我们的各种身份认同又有多少是被仪式和符号不断塑造的？

赵健坤同学

主持人赵健坤同学认为时至今日的时间双轨制更像既有研究所指出的，具有一种阈限性。本书提及的政治文化与民俗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与当下的非遗现象进行类比。此外，建构主义的视角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的确具有反思我们日常生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