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循化、贵德二厅所属蕴依、双勿、刚咱等23部藏族部落又渡河而北，抢掠河北蒙古并抢住蒙古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6旗的牧地助勒盖和柯柯乌苏等处。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陕甘总督长龄集结兵力8000前往驱剿，杀死刚咱族头目乙旦木，逼迫北移藏族部落南渡，同时命令特里巴勒珠尔等6旗返回原驻牧地。但是，特里巴勒珠尔等部以搬迁环湖附近20余年，如今又人少势单、无力自卫为由不愿意返回，并奏请将原牧地交给官府。长龄便奏准由察罕诺门汗旗和早年由玉树地区迁至黄河以北驻牧的阿里克部落在助勒盖和柯柯乌苏一带驻牧。同时还责令其负责河防，阻止黄河以南藏族北移。
然而就在长龄等上奏清廷“青海全境肃清，蒙古边氓悉获安堵”之后仅仅两个月，河南刚咱、汪什代克等27个藏族部落近2万人又移入河北，不断对环湖蒙古各旗进行攻掠。此时，河北蒙古24旗中除了远居于柴达木盆地的额色尔津地方（今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诺木洪村）的恩开巴雅尔台吉所属一旗没有受到攻掠，驻牧原地以外，其余的23旗大半都避入西宁和河西边内。
在此蒙藏纷攘之际，边内的一些无业游民和汉回不法商贩又趁火打劫，进行非法交易。此种情况下，清廷再次派遣嘉庆时曾任西宁办事大臣的那彦成以陕甘总督的名义再度到青海“查办番案”。于是便有了那彦成对蒙藏事务的重大整理。
那彦成于道光二年九月初到达西宁，由于他在此前曾经手过蒙藏事务，所以对情况比较了解。为了“正本清源”，求得一个比较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他奏请朝廷“先清内地而后议办野番”。于是便制定了一系列比较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加以实施。
严守卡隘，以防为剿
那彦成“查办番案”，改变了以往清朝官员仅仅对北移藏族部落实行武力驱剿的治标不治本的策略，指出黄河以南藏族部落偷渡河北“不过贪图水草，即其抢掠亦只贪小利，并无他志”。因此不值得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进行剿办。
他还调查到，藏族部落之所以屡次抄掠得手，能够立足河北，是因为其中有很多“汉奸”，即通晓蒙藏语言，身着藏族服装的边内歇家奸贩为他们通风报信，给他们提供所需的粮茶火药。这些所谓的“汉奸”在平时引领藏族群众窃掠边民，如遇有大军到来便通风报信，使他们鸟聚兽散，以至于弄得官兵们束手无策、无法搜捕。他们还在各山中的僻静场所私开小店，贩卖军火粮茶，并将藏族群众攻掠得来的牲畜等物品带往口内销售。
经过充分的调查之后，那彦成认为，要想使北移的藏族各部落返回河南，就必须断其日常生计，使他们缺粮少茶，无以为生；断绝火药，使他们弹尽援绝，无计可施。因此，那彦成下令严守卡隘，在毗连牧区的甘州、凉州、肃州所属卡隘和通衢要道，增设防兵。
如在野牛沟等偏僻小径增设小股防兵，在祁连八宝、俄博等丛杂处将其路径即行挖断以防偷越，在野马川（肃州所属）等要冲之地派数百名兵丁驻守。对南线循化、贵德二厅境内卡隘渡口也派兵严密巡防，并于河州镇属24关（大力加山一线卡隘）添设卡兵。同时，严禁官歇家收容没有票证的蒙藏人口，查禁山僻小路私开的小店，严禁无证买卖粮茶。“如此遍设防兵，既可防堵野番，而内地奸商亦不能出入私贩茶叶、火药、口粮”。
这种以防为剿、断其生计的策略，很快便收到了实效，仅当年九月份一个月，即查办各卡隘截获私运货物出边及行窃共二十余起，从而有效制止了沿边抢劫、私销赃物等活动。
建章立制，整顿蒙藏两族与内地贸易一是建立限制蒙古以票易粮制。在这之前蒙古口粮一向是从青海办事大臣衙门起票换买，期限是一年销票，每票可以多次易粮。然而蒙古社会经济的日益衰敝，导致牧民群众的普遍贫困化，很多蒙古牧民因没有能力易买口粮，便将粮票转卖给藏族。如此情况，一来使蒙古族的贫困化日益加剧，二来使北渡的藏族有了生活保证。那彦成遂规定，以后每票只准使用一次，并规定领票时就得注明粮数、人数和牲畜数，并问明路途远近，限定期限，易粮后在卡伦呈缴，卡伦兵弁即可当日将票据缴销。
这样既杜绝了将粮票私自卖给藏族的现象，又能保证蒙古民众的生计。此外对蒙古民众买茶也给予限制。在此之前蒙古牧民买茶没有限制，为了防止其将多买的茶转售给藏族，限令各旗在请票易粮的时候，每一石粮准配一封茶，并在粮票上注明。
对于无力购买粮食的贫困户，可呈报西宁办事大臣衙门，酌情发给单独买茶叶的印票，规定每张票限购茶3封，出口的时候，就在卡伦处将旧票缴销，然后再请领新票。此外还规定但凡蒙古易买粮茶，均须由官歇家经理。如此，粮茶交易以及消耗数量尽可掌控在官府手中。
二是制定藏族及内地商贩易换粮茶的章程。那彦成规定，河南藏族各部与内地的粮茶贸易也要按户请票，按人口的多少授粮。并且规定由各千户就近在循化、贵德厅营，代替所属部众请票。规定各部买粮，各归所辖，不许越境。
如若发现不法分子和偷渡河北之人，一律不准代为请票易粮。另规定隆务寺、拉卜楞寺、宗喀寺三寺僧人易买粮茶，也须每年“请票易换”，严禁私入内地。
与此同时，也限制内地商民私自出入贸易。早在乾隆时期即有规定：内地商民由西宁府转请办事大臣衙门给票，可以出口贸易，无定区，也无定限。当时就把这种商民携带货物前往蒙古游牧地方进行易买羊只等物者称为“羊客”。
但至此时，为了防止羊客“携带游民流为汉奸，并难保无夹带违禁军火器物”，于是规定羊客若与河北蒙古易买羊货，只准在西宁县属日月山卡以内的东科尔寺、丹噶尔以及大通县属之乌什沟、察罕俄博等处交易；若与河南蒙古番子易货买羊，均须在贵德厅属之西河滩售卖，“该羊客不许径赴蒙、番游牧处所收买，致滋流弊”。
同时规定将羊客所带货物、同行人数、所经路线均须呈报西宁府详转办事大臣衙门，逐一开载票内，以备稽查。凡买千只以上者给大票，千只以下者给小票。大票期限为四个月，小票限两个月。交易完毕，即在卡口将印票收回截角。
此外，为了防止潜匿藏奸，还将大通县属之札马图、甘州之野牛沟和肃州之赤金湖金厂予以关闭。
三是整顿歇家。歇家指的是通晓蒙藏语言，承担官府与蒙藏地区之间差事和从事民族贸易的居间商人。清代，在西宁、循化、丹噶尔等地均设有歇家，因为是由官府所设，所以称之为“官歇家”。而当时在贵德等地的山间僻壤处，又散落着一些未经官府批准，却与蒙藏私卖粮茶，甚至夹带军火等违禁物品的私家小贩，人们习惯上称这些人为“私歇家”。
由于疏于管理和整顿，这些不法商贩严重扰乱了边政的实施。那彦成即对这些歇家进行整顿。将山口小路开设的私歇家一律查封，并将西宁、大通、循化、贵德、丹噶尔等各城关的歇家，无论官私，一律造具花名清册。规定凡是歇家必须向官府申请，获得批准后方能营业，并建立循环印簿，由歇家逐日登记来店住宿的蒙藏商人和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额等。如被卡隘官兵查出蒙藏商人所带货物不符合规定，或夹带有违禁物品，“一经沿边卡隘查出，将差役、歇家一并治罪”。
那彦成的严守卡隘和整顿蒙藏两族与内地贸易两项举措，在事关牧民日常生计的粮茶贸易上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移入河北的藏族各部“食用无出”“难以坐住”。自从道光二年九月间断绝其粮茶，藏族部落终日以食牛羊肉度命，尤其是没有了用以消化肉食的茯茶后，很多藏族人身患疾病，死的人也为数不少。于是移入河北的贵德厅16个部落，循化厅11个部落近2万人陆续南返。
清查藏族户口，强化千百户制度
在整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以后，那彦成认为“欲办河北先办河南”。
于是着手对河南藏族部落进行整顿。为了彻底解决黄河以南藏族北移的问题，那彦成在北移各部陆续南返的同时，派员与循化、贵德二厅官员共同清查河南各藏族部落户口，然后进行重新编制，分立千户、百户、百总、什总，分别管辖以加强控制。规定每300户设1千户，每千户辖3个百户；每百户辖2个百总，每百总管50户；每百总下辖5个什总，每什总管10户。总计设千户10名，百户40名，百总86名，什总400名。凡授千户者给五品顶戴，百户给六品顶戴，百总、什总授以七、八品顶戴。各千户视“诚顺出力者”之情形又给与蓝翎或花翎。但俱系虚衔，“此次既分设千户等名目，自应照例给予顶戴，仍明白晓谕，此时暂准照例戴用虚顶，再过三年管理无过，方发给印照号纸，作为实缺。”
并要求各千百户严格履行管辖约束的职责，靠近黄河者被委以看守渡口的责任，循化、贵德两地黄河渡口处共20处，交各千百户分别把守。若发现有一人私自渡河，就将负责的千百户一律治罪。还规定所有南返的藏族人口，在渡口处就必须查明身份，然后交给所属的什总收管，若发现有一户逃亡，即向所辖什总追问下落；如若有偷渡河北者，立即上报西宁大臣、总督衙门，待擒拿以后与什总一并严加查办。如一年无偷渡者，赏给青稞12石至20石。
安置蒙古诸旗，招抚散失人口
那彦成查编了河南藏族户口之后，又着手安置蒙古诸旗。道光三年（1823年），那彦成对避居内地插帐住牧和散处于甘州、凉州、肃州、西宁、丹噶尔等地沿边乞食的蒙古贫苦牧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查询，最后确认寄居内地的蒙旗民众12000余人，贫穷无为者4700余人，他将这些人陆续移送出口外，一一交给所属各旗住牧。并赈发青稞30000石分散各户以为救济，酌与大户一石、小户五斗。鉴于河北各旗人口大都已丧失过半，所以就将青海湖以北的群科滩作为河北诸旗的安插之地，还在察罕托罗亥添设营堡，派驻官兵1000余名加以保护。从此以后，青海湖以南、以东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蒙古牧民住牧了。而察罕诺门汗旗，因其属下很多牧民经常与河南藏族牧民串通一气，屡次抢掠，所以也同北移的藏族一并送返黄河以南的原住牧处。
为了改变蒙古诸旗长期以来散漫无束，遇事各自畏避的局面，道光三年十月，那彦成又奏准将河北24旗划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1名，盟长下设扎奇鲁克奇、梅楞、扎兰等官员，负责承办巡防事宜。同时规定每旗出兵丁25人，共计600人随同官兵习练武备，进行巡防。
但是，这一举措丝毫也没有改变青海蒙古孱弱不堪的萎靡状况。派拨的600名兵丁不但没有起到任何自我防备的作用，反而加重了蒙旗牧民的负担。到了咸丰时期，因蒙古无力承担此项兵差而最终将其取消。此外道光九年（1829年），清廷奏准那彦成，将由河州所属循化厅拨归西宁府管辖，并新设立丹噶尔厅，用以加强对蒙藏事务的管理。
那彦成的上述种种措施，收到了一时的成效，暂时维护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他对各旗蒙古人众的重新安抚、安置和对藏族的强化管理，确实是继雍正以后对蒙古族和藏族事务的一次重大整顿。但是，他没能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丝毫也没有解决形成藏族北移的最关键问题，就是河南藏族各部人众地狭的这一根本性矛盾。所以，他的整顿仅仅维持了八九年的相对平静，之后，藏族各部重新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北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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