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长期执政的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维克多黯然下台，选民已对其威权统治感到厌倦。彼得·马扎尔领导的蒂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斩获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这一优势足以让该党推选匈牙利最高法院成员，甚至推动修宪。
马扎尔承诺，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修改宪法，以期恢复民主标准。外界分析指出，匈牙利的少数派宗教团体——包括曾遭欧尔班严苛对待的数个组织——极有可能成为此次修宪的主要受益者。
在欧尔班掌权之前，匈牙利宪法明确保障公民选择或改变宗教的权利，以及表达相关信仰的自由。在欧尔班执政的16年间，该国的宗教格局经历了剧烈动荡。
2011年6月，即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议会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后不久，该党议员便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匈牙利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数量从44个骤减至14个。
这一法案的主要受益者为部分教派，涵盖天主教会、归正教会、路德宗、唯一神教派、浸信会联盟以及多个东正教社群。这些教会因在匈牙利社会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官方冠以“历史性教会”的特殊头衔。
相比之下，新法案的利益受损方则包括由知名反欧尔班人士伊万尼·加博尔领导的匈牙利福音派团契、部分佛教团体，以及该国历史最悠久的穆斯林组织匈牙利伊斯兰社群。
2011年宗教法案的直接推手是欧尔班的执政盟友教国家民主党，该党的政治基本盘正是那些从新法中获益的“历史性教会”。跻身官方认可名单的14个团体获得了诸多实质性特权。它们不仅能够获取用于提供社会服务的公共资金，普通民众还可以将部分个人所得税直接定向捐赠给这些组织。
2024年，匈牙利福音派团契领袖伊万尼·加博尔在反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
2011年12月，匈牙利宪法法院驳回了这项新宗教法，主要理由是议会通过该法案的程序存在严重违规。作为回应，议会随后又起草了一份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的法案。
经过多轮博弈，欧尔班干脆在2013年直接推动修宪。此次修宪赋予了议会明确且最终的裁量权，使其能够全权决定哪些宗教团体可以获得官方认可。
自此，明显的政治考量被正式引入政府对宗教团体的认证程序。宗教社团必须主动提交申请，并证明其愿意通过运营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学校和养老院等社会服务项目来“与国家保持合作”。
这些申请交由匈牙利议会进行审查，而宗教团体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赞成票，方能取得官方合法地位。
宗教生活的高度政治化随即引发了强烈抗议。包括伊万尼领导的匈牙利福音派团契在内，多个被“注销”的团体指控政府存在歧视行为。他们发起诉讼，并将官司一路打到了欧洲人权法院。
在2014年的一项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定匈牙利的宗教法案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多项条款，其中便包括保护宗教与结社自由的第11条。该判决不仅责令匈牙利建立全新的宗教团体注册程序，还要求其向原告方提供经济赔偿。
匈牙利人力资源部在判决出炉后发表声明声称，匈牙利政府并无义务遵守该法院的裁决。声明进一步指控，法院的裁决恰恰证明了某些未具名的“国际利益集团”正在暗中策划阴谋。尽管有此司法裁决，匈牙利国内限制性的宗教法律框架依然岿然不动。
这场风波成为欧尔班政府与欧盟爆发公开冲突的最早案例之一。匈牙利政府充满敌意的强硬回应，也为双方随后长达十年的积怨奠定了基调，对匈牙利与欧盟的双边关系造成了深远破坏。
事实上，到了2026年，双方关系已跌至冰点。丹麦政府公开呼吁暂停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而欧盟的法律专家们甚至开始推演一套将匈牙利与欧尔班排除在外、重组新联盟的预案。
受该法案波及的匈牙利宗教团体，在经济与精神层面均遭受了双重打击。虽然部分组织最终获得了经济赔偿，但另一些团体为了获取政府资助，不得不委曲求全，向官方注册为世俗性质的“民间协会”。
更有部分团体出于宗教信仰的良知，坚决拒绝更改注册性质，最终导致其运作陷入全面停滞。
如今随着欧尔班时代的落幕，舆论焦点理应转向宪法修正。当务之急便是推动宗教团体注册程序的去政治化。议会应当退出这一审核机制，将决策权移交至一个独立运作的专家机构，且该机构的人事任命必须摆脱议会的干预。
那些在欧尔班执政期间尽享官方认可特权的匈牙利教会高层，同样需要有所作为。外界批评指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其他弱势宗教团体遭受国家机器的敌意与歧视时，这些既得利益教会大多选择了集体噤声。
马扎尔此前已承诺，将把修订后的宪法草案诉诸全民公投。如果新宪法能够就宗教治理的去政治化作出实质且清晰的规定，那些曾受惠于欧尔班政权的教会机构，理应运用其在公众中的道德感召力，呼吁匈牙利民众投下赞成票。
此举将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深刻表明匈牙利社会致力于平等对待国内所有宗教团体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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