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是出了名的“重文轻武”。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的乱象，重用文官、抑制武将，甚至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
为了让文官们安心任职、不贪赃枉法，北宋朝廷奉行“高薪养廉”的政策。
宋太宗曾直言：“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也就是说要给你们发高工资、让你们吃好喝好，才能要求你们坚守廉节、不贪腐。
宋仁宗嘉祐年间，朝廷专门颁行了《嘉祐禄令》，将官员俸禄按照官品划分为41等，构建了一个以现金为核心、实物津贴为辅的双轨制俸禄体系。
从宰相到县令，从正俸、禄粟到职钱、衣赐，甚至柴炭草料都由朝廷统一配发，就差把“包吃包住包养老”写进制度里了。
这套制度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古代“高薪养廉”的典范。
不过话说回来，高薪养不养廉终究还得看人。大宋的高薪养出了一大批坐享优渥的官员，但又有几人能像包拯这样真正把“俸外之财”拒之门外的。
包拯事业巅峰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期，这是他收入最丰厚，也是史料最详尽的时期，便于我们换算。
当时他官职是龙图阁直学士（职，从三品，决定俸禄标准）、尚书省右司郎中（官，虚名）、权知开封府事（差遣，按照大宋惯例规下一任皇帝才是法定的开封府尹，权知是暂且管理开封府事务，因此包拯实际职务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
在大宋的薪酬体系里，最高标准取其中最高者，包拯按龙图阁直学士的高标准领取俸禄，同时又享受开封府尹的各项福利待遇。
根据《嘉佑禄令》记载，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120贯基本工资（料钱），再加上18贯的补贴，一年下来就是（120+18）×12=1656贯。
权知开封府事岗位津贴：作为开封府的最高长官，包拯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相当于现在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一年就是100×12=1200贯。
开封府的公使钱，这部分比较特殊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专项基金”或办公经费，每年1500贯。
这笔钱主要用来支付衙役、幕僚的工资，以及公务招待、宴请、修造官署等开支。
北宋对这笔钱的监管比较松弛，公私界限模糊，挪用、滥用是当时的制度性顽疾，能不能洁身自好全看官员个人修养。
这里咱们暂且把它算进包拯的年收入里，但要说明真正清廉的包拯，大概率不会动这笔钱的私念。
除了货币收入，包大人每月还有一系列福利补贴。
每月禄粟30石（米、麦各半），即15石米+15石麦，每年合计180石大米、180石小麦；布匹每年春冬两次衣赐，合计10匹绫、34匹绢、2匹罗；每年100两绵、15秤木炭（每秤15斤）、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无偿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即2000亩耕地，允许收租且不纳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保守估算，每年至少进账2000石大米。
实物换成钱，史料中记载了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期较近的物价，各项实物折合铜钱合计约 1000贯左右。
因此包拯一年货币收入 20856贯 + 实物折现 1000贯 = 21856贯。
因为粮食是古今都有的刚性需求，价格相对稳定，我们便以这个来换算。
现代普通大米价格约2.5元/斤，北宋中期普通大米约400文一石。咱们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换算比例，每文铜钱≈0.6元，每贯铜钱≈600元。
包拯的年薪21856贯×600元/贯=约1311万元人民币。
当然这里要说一下，粮食属于刚性需求商品，价格主要受产量影响，波动性较大，且宋代的货币制度极其复杂，存在省陌、足陌等多种换算方式。
以上换算只是一种参考，权当帮大家对包大人的收入有个直观感受，不必当作精确的历史考证。
和其他朝代比，北宋官员的俸禄确实很高，整体的优厚程度远超汉唐明清。但高薪可以降低贪腐的动机，却无法根除贪腐的欲望。即便在这样的高薪制度下，大宋官场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
毕竟廉与贪，取决于个人品格，而非俸禄多寡，到了徽宗时期更是高官贪污横行，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的悲剧。
而这也更凸显出了包拯铁面无私、不贪赃枉法的品格。
他不仅自己一生清白，还要求子孙清白，临终前立下的字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他的儿子包绶、孙子包永年也果然恪守家训，去世时皆无余财，三代清白，终成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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