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熙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七卷》前言|东岳庙|住持|关帝庙|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七卷|法华寺|道士|鞠熙

《北京内城寺廟碑刻志》叢書第七卷，涵蓋乾隆《京城全圖》現代複製版第七排範圍内的廟宇與碑刻。第七排的中心區域七排六段，全在紫禁城内，圖北端齊平于護城河北岸，南端至保和殿後身及隆宗門—景運門南側一綫。作爲市民禁地，這一排段内的祭祀場所不在本書範圍之中。七排五段、七段與八段覆蓋紫禁城東西兩側的皇城部分，集中了如福佑寺、萬善殿、時應宫、大光明殿等衆多皇家祭祀場所。就皇城之外的内城而言，本卷的南北兩界分别是内務部街—燈市口—粉子胡同—大小盆胡同一綫，朝陽門大街—東四西大街—西安門大街北側—磚塔胡同一綫。在内城與皇城範圍内，全書共集寺廟一百零八座，寫作廟志一百零三篇。有五座寺廟僅見于雍正或乾隆時期的僧録司登記廟册，難以判斷確切地址，亦無更多信息，僅録于“附録一：本書未撰寫廟志的寺廟名單”。本書還輯録了五十三通碑石以及兩座鐵鐘、鐵鼎的銘文，與以往一樣，都儘量提供了拓片圖片、原文格式與横排標點整理版。此範圍内未見滿文或蒙藏文碑，在東四清貞寺（七排三段）和阜成門内普壽寺（七排十一段）内有三通阿拉伯文字碑，但遺憾的是全都漫涣特甚，完全無法辨讀，故并未録文。

與前六卷相比，本卷最突出的特色是宗教形態的多樣，包括儒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在此顯露無疑。

清雍正時期始建的風、雨、雷、雲四廟是完全依據《周禮》、漢《祀典》等儒家經典創建的神祠，本書包含其中三座。清初本來延續明制，于地祇壇之東設天神壇，合祀風、雨、雷、雲天神。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諭旨，以西苑紫光閣前後殿改建時應宫（在七排八段）以祀龍神（即雨神），隨後于雍正六年（1728）至七年（1729）仿時應宫之制興建了宣仁廟（祀風神，在七排五段）、凝和廟（祀雲神，在七排五段）和昭顯廟（祀雷神，在八排七段），形成了四神相對、拱衛禁城的格局。雖從儒家之制，祭典却由道士執行，固定于萬壽聖節與神誕日致祭，雨陽不寧時隨辦道場。據乾隆五十四年（1789）上諭檔記録，包括四神廟在内的十座官管道觀共額設六品道官四名、七品道官四名、八品道官六名，道衆一百一十名，由此估算，時應宫等四廟可能約有道官及道衆幾十人，至少在清末時絶大部分爲太監道士。

皇家亦是道教的主要支持者。本卷内最大的兩座道觀顯靈宫與大光明殿，分别是明清兩代的宫廷内道場。明初永樂年間，周思得以靈官法顯于京師，明成祖朱棣爲他于都城之西建天將廟，經歷代擴建後更名爲大德顯靈宫。周思得傳神霄雷法，其清微派法裔衆多，是明代前半期壟斷京城道觀的三大道教法脉之一，大德顯靈宫也在明代地位卓絶。明末清初之際，顯靈宫頽敗殆盡，乾隆年間雖曾重修，但亦無復舊日宏制。顯靈宫的鯨落廢墟中生長出一大批道教寺院，乾隆《京城全圖》上兵馬司胡同以北的數條胡同内廟宇鱗次櫛比，隱約勾勒出顯靈宫舊日各殿龐大的身軀。與之相比，大光明殿在清代的命運可謂淵壤之别。這座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象天之所，在明代從未進行過大型齋醮，反而是在清代纔成爲道録司道官駐錫之處、宫廷道士雲集之地。清雍正時期地位卓然的龍虎山道士婁近垣即領職大光明殿，在他去世之後，殿内亦幾乎每月都要舉辦道場，并歷來由來自江南的法官道士住持。宫廷齋醮的需求推動大量道士雲集京城，這也對城市社會産生影響。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鄰近東岳廟的朝陽門内區域内反復出現姓馬的道士。咸豐年間，道録司演法兼東岳廟住持馬宜麟住持七排二段的三義廟，從此以後附近區域内便大量出現與馬姓有關的寺廟：七排一段的真武廟（苦水井）與七排二段的馬家廟都曾是馬氏家廟；龍門派道士馬誠藴買下了七排二段的彌勒庵，即使在光緒十五年（1889）賣給同門道士王信安後，此庵仍由馬理貴繼續擔任住持。另外，七排一段的土地廟和七排三段的關帝廟（石碑胡同）中也都有馬姓捐資管理的記録。種種巧合讓我們不禁猜測，這是否意味着，馬姓道士家族在東岳廟與朝陽門内的民間社會中都有較大影響力？

法國耶穌會士創建的天主堂亦在本卷範圍内。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等人用金雞納霜治好了康熙帝的瘧疾，皇帝隨後賞賜他們在蠶池口建立教堂。康熙四十二年（1703）北堂正式告竣，隨即依托教堂成立大量善會，并成爲北京唯一慶祝耶穌聖心節的場所。耶穌會解散後，北堂亦被没收入官，直至同治三年（1864）北京主教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開始重建。不過，北堂最初是巴洛克式建築，重建後却改成了哥特式風格。清光緒十年（1884）慈禧欲頤養西苑，北堂整體遷至西什庫，并于1985年重新恢復爲天主教活動場所。

兩座清真寺則伴隨了北京城的始終。一般認爲，因明初開國時衆多將領爲伊斯蘭教中人，如常遇春、湯和、鄧愈等，初建北京城時于京城四隅建寺禮拜，即所謂北京四大清真官寺。七排三段的清貞寺（俗稱東四清真寺）和七排十一段的普壽寺（俗稱錦什坊街清真寺）即居其二。也有觀點認爲，東四清真寺始建于元或遼代。但從本書搜集到的碑刻來看，這兩座清真寺有確切文字記載的始建年代是在明正統十二年（1447）至十三年（1448）。此時北京内城城墻剛剛完成以磚包砌，城内建設基本告竣，此二清真寺正是嶄新都城中最早的一批市民祭祀場所，其主要建築與宗教功能也從明初一直保存至今。

本卷範圍内最廣爲人知的寺廟也許當屬法華寺。這座明初太監捨宅迎佛、禪宗高僧接替興建的寺廟，明清兩代被譽爲東城諸刹之冠，這可能與兩方面原因有關。一方面，鄰近東華門的法華寺在始創之初就以游觀燕息而聞名，到清代時更有西廊下的“海棠院”，不斷吸引才子俊臣、文人貴介來往唱和、結社雅集，以方外之地享紅塵之譽，藉雅士之口宣佛門名氣，其間結交糾葛之事甚多，乃至釀成了乾隆年間的“法和尚”大案。另一方面，法華寺的禪宗僧人歷來以賑灾救濟爲己任，明清兩代一直經由下院捨飯寺施粥捨米，事實上承擔了城市公共管理機構的職能。即使到了風雨飄摇的清末光緒年間，住持法師仍勉力修葺經營捨飯寺，直至廟産再難維持。不過，法華寺之名深入人心，還是因爲它與近代中國兩次重大的命運轉折有關。一次是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咸豐帝出走熱河，命文祥署步軍統領，隨恭親王奕訢留北京議和，而議和之所就設在法華寺。另一次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勸説留宿于此的袁世凱起兵政變。袁世凱隨後向榮禄告密，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維新宣告失敗。無比痛心的是，這樣一座與中華文明及其現代命運有密切關係的寺廟，却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短短三十年間被拆除殆盡。本人數次回訪法華寺，親眼目睹了它從破敗、搬遷到夷爲平地的全過程，也從最初的憤怒心痛到逐漸理解其背後交織的複雜原因。這片已成空地的原址上如何更新空間、重建記憶，將是北京文化遺産保護與城市發展的重要問題。

如果任由雨打風吹去，再輝煌的遺産也會消失無迹，藏傳佛教寺院大能仁寺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所元延祐六年（1319）專爲“諸國引進使”必蘭納識里法師（？-1332）而建的寺廟，從始創之日起就不僅是藏傳佛教的傳法地，也是北京與西域各地溝通交往的中心。元末至明前期，這裏匯聚了來自絲綢之路沿途各國的藏傳佛教僧人（“西天佛子”），他們不僅翻譯梵語經典，也翻譯西域各國的各類外交文字，且常常作爲使臣來往于京城、藏地及西域各國之間。可惜的是，由于明嘉靖帝對藏傳佛教的嚴厲打擊，大能仁寺在明代後期已逐漸傾頽。不過，雖然已無僧人活動，但到清末民國時寺址尚存殘迹。到今天，大能仁寺原址上是晶華小區，曾經聯通京城與西域的樞紐之處再無半點遺痕。

本卷區域位于通衢大道朝陽門至阜成門内大街以南，又是紫禁城北區的東西兩側，無疑是中國城市中最直接受到皇權監控的地方，其寺廟即使并非專爲皇權而建，也常常與國家制度有更深的聯繫。例如，北京城内隨處可見“當街廟”，一般位于胡同口，與南方鄉村常見的水口廟、村口社廟，或是北方鄉村常見的五道廟非常相似。這些城裏的當街廟也像村中小廟一樣具有風水含義或用于死亡儀式中的“報廟” 嗎？回答首先是肯定的，在本叢書的其他各卷中我們都能看到類似現象。然而，本區域中的“當街廟”更清楚地反映出它們與八旗基層體系的關係：或者是堆撥所在地，或者由八旗都統衙門建立或管理。七排一段大牌坊胡同南口路東的二聖庵，僅一座山門和三間北殿，是典型的當街廟。在現藏于大英圖書館内的乾隆《京師内城圖》中，這座小廟被標注爲鑲藍旗滿洲栅欄堆撥，并記名爲“二郎廟”。民國寺廟檔案稱此廟爲闔街公建，由貧苦旗人寄居并管理。離它不遠的八大人胡同土地廟（七排一段），乾隆時期是鑲白旗滿洲堆撥，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鑲白旗滿洲四甲喇官兵重修此廟，并爲廟裏貢獻鐵香爐一口。七排三段石碑胡同關帝廟在乾隆時期還是鑲白旗滿洲栅欄，不見于任何寺廟記録，但在道光年間已成旗人捐贈并管理的當街廟。西城區大院胡同伏魔庵（七排九段），歷來不見于寺廟登記，但緊鄰鑲藍旗滿洲栅欄，至民國初年已完全變成派出所，很可能因其歷來就是八旗分汛所在。七排十段太平橋大街伏魔庵，在乾隆《京城全圖》上注有廟名，而在大英圖書館藏《京師内城圖》和國家圖書館藏《北京内外城全圖》中，此處都標注爲鑲藍旗滿洲栅欄。事實上，爲維持基層治安，栅欄與堆撥常設于胡同路口，與當街廟的位置高度重合，二者産生功能上的交叠并非不可理解。夏仁虎的《清宫詞》中説，京城旗人將土地神稱爲“龍虎將軍”，爲旗人官兵所重，所祭之處以後門外黄瓦土地廟爲代表。他所説的應即鼓樓東大街黄瓦財神廟，亦是非常典型的當街廟。這一説法從側面證明了八旗官兵與當街廟之間的關係。

和前面六卷一樣，本書的完成也仰賴中法國際合作“北京内城寺廟碑刻與社會史”項目組的集體勞動。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的講師雷陽撰寫了本書興隆寺（七排七段）廟志的初稿，在真武廟（七排一段，南水關）、彌勒庵（七排二段）、關帝廟（七排五段）等數座寺廟寫作上也頗有出力。李緯文以古代圖像與文獻資料爲依據，爲本書繪製了法華寺（七排四段）、顯靈宫（七排十段）與大光明殿（七排八段）的復原圖，他如今已是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的研究人員，中法兩國的學術傳統經他之手凝聚于這些復原圖中。本書兩座清真寺廟志的寫作尤其得益于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張鋒阿訇，他不僅慷慨寄贈《北京清真寺碑文輯録述要》一書，還提供了關于清真寺的諸多寶貴信息。本書中各處寺廟的踏勘記録延續近二十年，其間諸多同人曾提供幫助。2023—2024年間，我重返當年曾調查過的寺廟時，師友們的身影歷歷在目。由于人數衆多，前六卷中亦有説明，兹不再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本卷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景晶女士、閆悦女士擔任責任編輯，霍瑋女士、楊安東女士進行了書稿校對。她們的認真、負責與專業令我們贊嘆并感激不盡。

“北京内城寺廟碑刻與社會史”項目以及《北京内城寺廟碑刻志》叢書，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國遠東學院與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合作成果，自2023年起由北京市文聯文藝創作扶持專項資金項目提供寶貴的資助，我們對此表示萬分感恩，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鞠熙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