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东北竹类地名的文化地理解读|地理|巧家|彝良|昭通|永善|滇东北竹|盐津|镇雄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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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透过昭通竹类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见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内涵，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现代竹产业的发展，坚定“以竹代塑”的信念，对环境保护、文化建设、旅居康养，亦有借鉴意义。【方法】该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数据源自“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结合历史文献及案例分析，对与竹资源利用相关的地名全面梳理，分类阐释，深入解读。【结果】数千年来，昭通各族人民在乌蒙山区这片竹类资源极为丰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积淀了众多的竹类地名：带“竹”字的地名380余个，70余处“笋”字地名，以及200余个含“箐”字的地名。围绕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衍生出了数以千计的生产活动和相关的地名集群，蕴含着极为深厚的竹文化内容。【结论】昭通先民对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历程，就是区域人地关系历史的精彩缩影，竹类地名反映了生态环境、自然物种与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多重关系，彰显了充满智慧和创意的工匠精神。

关键词：昭通地名；竹资源；竹产业；工匠精神；竹文化

昭通市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习称“滇东北”；下辖昭阳区（市政府驻地）、鲁甸、巧家、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水富（县级市）九县一区一市；2024年末户籍人口637.5万，有彝、回、苗、壮、白、布依、哈尼、土家等45个少数民族；市域面积2.3万km2，海拔最高点4044.85m，最低267.57m，高差达3777.28m，平均海拔1699.17m（云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

昭通境内的乌蒙山脉素有“云贵高原屋脊”之称，垂直差异远大于水平变化的立体气候孕育了品类丰富的竹资源。已知原生竹类15属78种，竹属数占世界17.0%，占全国和云南38.5%，竹种数占世界4.4%，全国8.6%和云南的19%。昭通国土面积仅占全国0.24%，云南5.8%，竹类种属资源的富集程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少见。2024年，昭通竹林面积超过45万hm2，种植面积最大的是筇竹（Chimonobambusa tumidissinoda）和方竹（C. quadrangularis）。大关、盐津、镇雄3县，先后被中国林学会授予“中国筇竹之乡”“中国方竹之乡”“中国赤水源方竹之乡”荣誉称号。

数千年来，昭通各族人民在乌蒙山区这片竹类资源极为丰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积淀了众多的竹类地名。初步统计，今日昭通大地上仍有带“竹”字的地名380余个，70余处“笋”字地名。此外，还有200余个带“箐”字的地名，也是昭通竹林景观的方言记录，如大竹箐、小竹箐、箐林、箐口、箐沟、长箐、横箐、火烧箐、大黑箐等。《辞海》释“箐”为“竹名”，也指“竹木丛生的山谷”。《中国地名通名集解》亦指出：“箐”为“山间的大竹林，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吴郁芬等，1993）。围绕着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衍生出了数以千计的生产活动和相关的地名集群，隐含着极为深厚的竹文化内容。昭通竹类的主要群落类型有筇竹林、方竹林、水竹（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林、毛竹（Ph. edulis）林等，在地名中都有着相应的记录。全市筇竹地名不下50余处。彝良海子坪有742.5hm2全国仅存的天然毛竹林（郑进烜等，2007），属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竹地名29处，如：水竹乡、水竹坝、水竹埂、水竹林、水竹坪等。箭竹（Fargesia spathacea）地名有：箭竹塘、箭竹沟、箭竹堡、箭杆山等。盐津“方竹林”，即因出产方竹得名，2022年该县方竹面积近6万hm2。镇雄方竹资源于乾隆年间曾因大量采笋而“蹂躏将尽”（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近年镇雄方竹产业势头发展良好，2022年全县竹林面积突破6万hm2，方竹近5.3万hm2。

目前，国内关于竹类地名的专题性研究，仅见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李睿（2000）探讨了中国竹地名的分布及结构特征，发现“以竹命名的地名所处的范围，与竹林的天然分布范围十分吻合”。而郝诗雨等（2017）通过竹地名的类型细分与空间分布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各省区竹地名数量与其天然或人工竹林面积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均未涉及竹产业及相关的衍生地名，对竹文化地名所蕴含的人地关系挖掘亦显不足。

随着中国政府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对“竹科学”与“竹文化”的创新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名作为区域文化的特殊载体，其中特色鲜明，饱含乡土气息的竹类地名更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既是研究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的指示器，也是了解民俗宗教、风土人情的生动教材，亦有助于加深对环境变迁、生态演化的认知。该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数据源自“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结合历史文献及案例分析，对与竹资源利用相关的地名进行全面梳理、分类阐释、深入解读。透过昭通竹类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见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内涵，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现代竹产业的发展，坚定“以竹代塑”的理念，对环境保护、文化建设、旅居康养，亦有借鉴意义。

1 竹材资源的利用与交通地名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见到筇竹杖和蜀布等，“问之，云贾人市之身毒国（印度）”。这些货物都是通过秦汉时期就已开通的民间商道销售的，即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昭通正是这条古老国际通道上的1个重要节点。筇竹为中国特有，昭通则是其最主要的原生地，民间俗称罗汉竹。今日，昭通境内还有50余处相关地名。如：罗汉、罗汉林、罗汉山、罗汉水、罗汉坡、罗汉沟、罗汉坝、罗汉坪、罗汉关、罗汉村、罗汉林梁子、罗汉林垭口、罗汉林海子等。

《太平御览》引《广志》云：“笻竹出南广”（李昉等，2008）；《舆地纪胜》谓：“筇竹生马湖江岸”（王象之，1992）。《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乌蒙府出产筇竹”（刘应李，2003）。《乾隆镇雄州志》载：“筇竹，土人呼罗汉竹。跨山亘谷，密匝回环数百里”（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这些记载，与今日昭通筇竹地名分布完全吻合。汉晋时期的南广郡包含今镇雄、盐津、彝良、威信等地，该区域至今仍有30余处罗汉竹地名；元明时期的乌蒙府辖区为今昭阳区、鲁甸、大关等地，尚存20处罗汉竹地名；马湖江岸有永善、绥江、水富，还有3处罗汉竹地名。2022年大关竹林总面积超过6.7万hm2，其中筇竹林面积4.5万hm2，占世界筇竹面积的70%以上。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他在大夏时见到筇竹杖的信息，受到高度重视。《汉书·张骞传》云：“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武帝不仅四处遣使探路，还加大了开发西南夷的力度，最终打通了“南夷道”，在昭通境内设置了郡县。大汉开疆拓土的伟业，与小小筇竹杖的商贸线索交错展开，演绎了一段精彩纷呈的传奇故事。

有人认为张骞所见筇竹杖是蜀地所产，但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之至泸、叙间卖之，一支才四五钱”。所谓“徼外蛮”，即生息于昭通境内的蛮僚族群。其实，战国末至汉武帝时期，昭通部分境域属蜀郡或受蜀郡监管，亦可视为蜀地。汉代，昭通所属之犍为郡仍与蜀郡、广汉合称“三蜀”。

宋代诗人黄庶《筇竹杖》赞曰：“生来节便高，故有扶危力”。《竹谱》还记载了昭通境内另有适合作杖的优质竹材：“桃枝出朱提郡，曹爽所用者也”。《桂海虞衡志》云：“桃枝竹多生石上，叶如小棕榈，人以大者为杖”。

竹类资源在人类交通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深山峡谷，索桥飞渡；急流险滩，竹筏破浪。不仅江河水运中的撑篙、纤绳常由竹材供给，陆上交通的滑竿、背篓、挑担、拄杖亦与竹子相伴。从鲁甸“索子上”（产销绳索）、大关“吊桥”、永善“溜上”、镇雄“筏竹坝”“渡船坝”、鲁甸“韦家渡”、盐津“半边渡”“林家渡”等地名中，依稀可见先民跨越江河险阻的身影。

竹索即用竹篾编成的缆索，常用于牵挽舟船，或架设索桥、浮桥。索桥起源于中国西南山区（李约瑟，2003），亦称绳桥、悬桥、吊桥，古称“筰”或“笮”。《太平寰宇记》云：“凡音笮者，即土夷人于大水之上制藤为桥，谓之笮”（乐史，2007）。《汉书·地理志》谓：“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金沙江古称“绳水”，因江面上有索桥或溜索而得名。

昭通早期索桥均为竹索或藤桥，《读史方舆纪》载，明代牛栏江下游：“江阔水急，夷人用藤索横江，贯以木筒，过者缚于筒上，用游索往来相牵以渡，谓之索桥”。乾隆年间昭通牛栏江上仍有藤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1）。大关黄葛铁锁桥，古为竹索桥，道光十八年（1838年）改建铁索桥。高山峡谷中，索桥虽然惊险，实际并不可怕，相对而言，浮桥、舟渡的风险更大。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率部架浮桥抢渡金沙江，导致了严重伤亡，“浮桥有三处，······均用篾缆牵过金沙江对岸，上铺木板。······过者仅及其半而浮桥遂断，人马溺死江中者不知凡几”（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今日昭通还有10个“吊桥”地名。民国时期绥江板栗坪上河口，仍在使用竹料造桥，因水流湍急，时毁时修（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大关“金竹桥”、威信“斑竹桥”，虽非竹材搭建，却因桥边有金竹（Ph. sulphurea）、斑竹（Ph. reticulata‘Lacrima-deae’）而得名。

溜索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巧家“关溜”、鲁甸“杨家溜”、镇雄“摆溜湾子”、大关“沱溜湾”等。鲁甸“官溜”，即因当地1位官员曾在此修建溜索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徐旭生从宜宾至昭通途中，还见到横江上有多处索桥，并做了生动记录（政协昭通市委员会，2019）：

水声汹涌，间有独索桥。大索下有一绳，以若干竹环系于大索上，以备手攀。下悬一竹方筐，可坐。是日未见过者。又有于大索下悬一小舟以备渡者。······见有过独索桥者。停滑竿观之。第一人猿攀大索，并带细绳过彼岸，此细绳即以若干竹环套于大索上者。第二人第三人将所负系于细绳上，第一人从彼岸缓拉，未几即到。

永善“溜筒江”，位于金沙江边，以溜索横渡而得名。张泓《滇南新语》谓：“两岸险逼，无隙可施铁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悬绳飞渡，既充满智慧，也需要勇气。

据《昭通地区志》统计，1990年全区还在使用的溜索（钢缆）、溜船（小木船系于溜索上攀索过渡）尚有28处，很多溜索进入21世纪仍在使用。直到2017年底，“溜索改桥”工程已陆续建成，包括云南在内的西部七省，结束了1168个建制村（约4000个自然村），近326.7万人仅靠溜索出行的历史，彻底改变了溜索地区群众的出行方式（姚金莹，2021）。千百年来，积淀于昭通大地的索桥、溜索、渡口地名，将永远铭记着先民们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

2 竹林景观的地名记忆

竹类是昭通优势植物，作为重要的衣食之源，一直受到老百姓的珍视。竹林作为1种土地利用类型，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昭通境内光叫“竹林”的地方就有29处。还有100余个带“竹林”的地名，如：大竹林、小竹林、长竹林、竹林湾、竹林冲、竹林坝、竹林坪等。

特别是看到唐家竹林、孔家竹林、马家竹林、赵家竹林、徐家竹林、田家斑竹林等，带有姓氏的竹林，可知许多竹林并非全是野生的，也有人工栽培和管护的，绥江“自竹山”提供了确证，村居周围自种竹子较多，故名。镇雄“秧氹”，老百姓在此挖嫩竹栽种；“海竹秧”“竹秧坪子”都与竹子移栽有关。华竹寨、竹庄沟、竹林边、竹林头等，均以村寨为参照命名。

元代《云南志略》记载了昭通境内土僚蛮的竹棚：“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李京，1986）。《新唐书·南平僚传》描述僚人竹楼为：“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阑”。宋代学者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南方竹乡少数民族房屋：“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僚人原居岭南，汉晋时期沿珠江上溯进入昭通境内，生息于南广河、横江流域。《太平寰宇记》载：“南广溪洞内，并是诸僚”。今日，昭通地名中仍有上百个“棚子”，如：牛棚、羊棚、荞棚、秧棚、车棚、香棚子、花棚子、烟棚子、新棚子、老棚子等。

竹篱茅舍的景观，在昭通地名中也有着真切的记录。镇雄“竹林”，就是因为住户周边翠竹成林而得名。鲁甸“竹园子”，因当地人户多用竹栅栏围菜园，以防禽兽，故名。彝良“芦茅寨”，因芦茅竹较多得名。康熙年间，陈聂恒《边州闻见录》载其途径彝良核桃坪所见：“茅屋数楹，编竹篱以御鹿豕”（谢本书，2011）。竹棚茅屋，就地取材，昭通不乏“茅草”地名，如茅坡、茅草、芭茅河、黄茅埂、丝茅坪、白毛草地等，故有不少“草房”地名，如镇雄“草房”、威信“草房寨”、盐津“草房头”、鲁甸“茅棚子”等。

彝良“大竹”，据说是明朝年间，当地农民大量种植竹子，以备成林后建房和采笋而得名。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昭通地区土特名产志》记载，金沙江、关河和白水江流域一带的农民尤其喜欢种竹，盐津庙坝乡7600多户农家，有5600多户栽有竹丛，许多人家都在绿竹掩映之中。该县“花竹坪”，因斑竹较多，俗称花竹，故名。竹子粗大者可以作甑子，细小者可以作笤帚，恰好彝良“扫把山”，就是人们在此砍竹子做扫把出售而得名；巧家“扫把林”亦然。昭通竹类资源仅从地名中就能统计出二三十种：

罗汉林（筇竹）、方竹林、水竹坝、楠竹林、荆竹坪、石竹箐、刺竹坪、茨竹坪、华竹寨、桦竹、滑竹坡、箭竹塘、海竹秧、金竹坪、绿竹埂、黄竹林、黑竹林、苦竹、甜竹、冷竹、花竹、花斑沟（花斑竹）、白甲岗（白甲竹）、竹菜溪、矮竹坪、石竹箐。

元代学者胡三省《资治通鉴》（司马光，1956）注云：“蜀人谓篁竹之间为箐，谓林为丛箐”。箐字从竹，亦可表示竹林幽深之色，如“老黑箐”“小黑箐”等。昭通地名中，“箐”作为竹林混生的山谷景观，其中既有竹子，也有树木野草，如：小竹箐梁子、樟木箐、杉松箐、桂花箐、化桃箐、荨麻箐、白蒿箐；还有动物：猴子箐、野鸡箐、白鹿箐、蚂蟥箐、老鼠箐、野猪箐、猫猫箐（虎狼出没）等。这些竹木茂盛之地，还有诸家聚落分布：杜家箐、高家箐、何家箐、夏家箐、苗家箐（苗族所居）。甚至这些山箐中的农作物也留在了地名中：包谷箐、麦子箐、苏子箐、木瓜箐等。

“朝与竹相对，暮与竹相亲”，竹子作为最常见的庭院植物之一，营造了宜居可人的景致与环境。清代学者李渔说：“种树欲其成荫，非十年不可，······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树。”昭通苗族村寨前后有参天大树，或千杆翠竹，被视为神树和神竹，精心呵护，虔诚敬祀，不许乱砍滥伐（程恩光，2008）。彝族中的“青彝”支系，传说其祖先是从“金竹”中诞生的，世代坚持编织竹器为业，在迁徙中，哪里有竹，就到哪里安家（何耀华，1981）。

《乾隆镇雄州志》载：“海竹，空中，为咂酒杆”。《恩安县志稿》谓：“昭通苗族宴会，以咂竿酒为敬”。翼王石达开率军进驻威信麟凤坝，与当地士绅咂酒言欢，留下了“翼王坪”这一纪念地名，还有广为流传的即席赋诗（云南省威信县志编纂委员会，1999）：万颗明珠一瓮收，孤家到此也低头；五龙擎托乾坤柱，吸得黄河水倒流。

生动有趣的竹林景观地名，铭刻着先民们开发资源、建设家园、改造环境的成败得失，记录了芸芸众生乐天知命的生活勇气和热爱乡土的真挚感情！

3 蔚然大观的竹制品与工匠地名

竹子独特的材质，具有其他植物难以替代的功能。劳动人民利用其天然的中空性，发明了笕槽引水、筒车提水的技术，就地取材，经济适用，极大地缓解了山区环境中的引水、灌溉的难题。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如彝良“高笕槽”“检槽”，大关“笕槽湾”，巧家“笕槽沟”，鲁甸、镇雄都有叫“高笕槽”的地名，因架设竹管或木槽引水，离地面较高而得名。“竹笕”亦称连筒，王祯《农书·农器图谱》言：“连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王祯，1981）。

北宋梅尧臣《水车》诗云：“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读史方舆纪要》卷70四川兴文县“水车河”条载：“居人以竹为轮，高二三丈，斜列以筒，汲水而上，可溉田畴，号曰‘筒车’”（顾祖禹，2005）。镇雄县就有处叫“大水车”的地名，另有“车子坝”，用水车灌田；“同车”（筒车），曾用龙骨车在河边抽水种田；“同车河”其实是以筒车在河里抽水；“铜车河”，用筒车提灌，后音变为铜车河。盐津“车子湾”，地处山湾，曾架有水车。绥江“筒车坝”，昔人用筒车提水灌溉。“天车坡”，以水车抽水溉田，故名天车（即田车）。“水能利物，轮乃曲成”，水利是山区垦殖的重要保障，这些地名中记载的连筒、水车景观，充分体现山区农民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和开拓精神，宋人赵蕃有诗赞曰：“两岸多为激水轮，创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涝，惟此丰凶岁岁均。”

王祯《农书》对筒车的制作和使用也有详细说明。镇雄恰有1个“车匠沟”（制作水车的匠人居此）的地名，记录了水车技艺的传承。除车匠外，昭通地名中还有铁匠、篾匠等众多工匠：铁匠寨、篾匠溪、木匠沟、车匠湾、解匠河沟、桶匠沟、上皮匠街、银匠岩、毡匠营、石匠房、铧匠湾子、机匠湾子（织布机）、香匠沟。

这些令人难忘的百工技艺及其背后的工匠精神，丰富了昭通地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有趣的是，在镇雄“山匠”（猎人）这一地名中，还把掌握捕猎技术的猎人也视为匠人，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岁月中，昭通先民曾经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技艺。

昭通民众生产、生活中的竹产品，举目所见者，难以胜数，如：竹笋、竹楼、竹竿、竹席、竹帘、竹篱笆、竹背篓、竹斗笠、竹筷子、竹碗箩、竹扇子、竹床椅、竹书架、竹茶具等。过去，芒部还有叫“裹”的机构，专门负责竹制品生产。直到今天，当地仍有“裹底”背箩之称。盐津大黎山盛产水竹，清代运输京铜之竹篓，多用当地竹材编造。民国时期，绵纸、篾席、竹椅子等为大关县特产。盐津工匠制作垫席、箱、笼、篾、扇等物，细密精制。烙花工，其奇者，以一方竹上烙山水人物、翎羽花草，靡不备肖，生动有致（杨宇明等，2019）。

民国《大关志稿》载，当地某位有心人见四川商贾所贩玩具等多用篾丝织成，欲仿其形制改用藤编，历试3年仍未得要领，遂向当地竹工匠人学习，技艺精进，以所制碗盒、藤簸参加滇省会展，获优奖。另有某君“善竹工，能以薄篾竹织枕席，尤能精制团扇，以篾丝织出山水人物花鸟或多种文字，民国初年获巴拿马竞赛优秀奖”（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盐津普洱竹帘曾在全国评比中名列第四；巧家某位艺人用篾丝精制竹帐，重不过200g，玲珑剔透，巧夺天工（昭通地区行政公署地方志办公室，1993）。不少竹编制品，既是日用器物，又是艺术品，如绥江之竹编画，颇具工艺美术品位，提篮、食盒、竹帽、竹筐、花瓶、竹扇等，也精美实用。

昭阳区“篾锁街”“摇篮村”“篮子冲”，镇雄“斗笠寨”，彝良“斗笠山”等地名，记录了竹制品的生产和交易。巧家“干彝村”“刚彝村”，据说都是指彝族篾匠居住之地。在昭通众多的形象地名中，还有撮箕、筲箕、簸箕、筛子、箩篼、背篓、篮子、扁担、刷子等农具：折扇街、椅子山、石笼箱、篮子冲、鸡罩炉、柜子洞、撮箕口、簸罗寨、簸箕岩大梁子、筲箕洼、筛子坪、包篼坪梁子、烘笼寨、水帘洞、灯笼山、刷把滩、扁担石。

彝良、永善、大关、盐津、威信等县，还有直接叫扇子、碗箩、撮箕、灯笼、簸箕、筲箕、锅圈、鸡笼的地名。全市带“撮箕”的地名有19个，“簸箕”20个，“筲箕”21个。

水富“篾匠溪”，反映了竹器制造专业分工的史实。竹器制作工序有：选竹、除枝、去节、破竹、分篾、刮青、制丝、编织。这些都离不开刀锯，昭通地名中有近30余个带“刀”“锯”的地名，对此作了生动的诠释：弯刀卡、刀口湾、刀砍岩、白刀岭、剥刀梁、笔刀岭、薄刀岭、关刀田、解锯、锯灯槽、剪刀洞、剪刀湾、司刀圈。

盐津“竹根坡”，因竹林被大量砍伐，只剩竹根而得名；永善“竹箭沟”，曾有茂密水竹，砍伐后留茬，俗称签，故名竹签沟，后音变为竹箭沟。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镇雄、水富居然有两处叫“磨刀”的地名。彝良、威信、巧家地名中都有“磨刀石”，另有10余处磨刀溪、磨刀沟、磨刀埂、磨刀石梁子。昭通江河中的磨刀石，晋代就已声名远扬，《华阳国志·蜀志》载：“崩容江出好磨石”。所谓“崩容江”，即贯穿昭通境内的横江。

4 竹笋产业衍生的地名集群

昭通竹类资源丰富，地域分布广泛，既有春笋、秋笋，也有冬笋。绥江白甲竹，春、秋打笋，并可造纸；还有一年四季都能生笋的月季竹。因此留下了众多的竹笋地名，如：竹笋、笋子、笋子沟、笋子坪、打笋坝、笋子棚、高笋坝、一笋坝、笋子老林高山、冬笋塘、黑笋沟、笋厂、笋叶厂、各笋沟（竹笋种类较多）。

僰道（包括昭通水富、盐津一带）苦笋早在宋代就已被《方舆胜览》列为特产。黄庭坚《苦笋赋》云：“僰道苦笋，冠冕两川”。《乾隆镇雄州志》载，每年笋出之际，“远商四集，构棚倩工挖煮，负鬻黔蜀”。民国《盐津县志》记当地筇竹笋生产：“绵亘约六十里之地俱产之······每年春笋生时，近山居民负蓑戴笠，深入林箐，掘笋剥箨，篓负归家，贮存釜中，加水煮沸，令少熟取起，抗干复熏以硫黄，方久藏不腐”。该书还记各乡亦产竹荪（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仅镇雄一县就留下了一二十处加工竹笋的地名，如笋厂坪、新厂、夹竹厂、冉家厂、冬笋塘、笋子棚、老厂等。地名中，采笋、煮笋的用具也一应俱全，挖笋的有锄头沟、一锄地等。竹笋加工的炊具地名更是多姿多彩：铁锅寨、罗锅田、大锅洞、砂锅厂、土锅房、甑子溪、甑子岩、锅底寨、小锅圈、大锅圈岩、支锅山、三锅庄、锅铲湾、灶孔湾、石灶孔、火盆底、火钳坳。

昭通带“锅”字的地名多达120余个，遍布全市各县区。老锅厂、下锅厂、上锅厂、顶锅厂等，“锅厂”地名40余处。洗锅用的“刷把”（刷把滩）也可在地名中找到。甚至加工竹笋的工棚发生火灾的事件，也被镇雄“火烧棚”这一地名记录下来。腌制竹笋的坛罐、木桶、石缸、瓢盆之类的地名也极为丰富：罐子窑、坛罐厂、坛罐窑、坛子口、缸子坪、石缸坝、木桶沟、扁桶山、桶桶厂、盆窝、金盆湾、玉盘、大石盘、瓢厂、挖瓢冲、瓢儿塆。

全市带“碗”字的地名多达上百个，仅“碗厂”就有27个。所谓“饭碗”其实就是生计问题，竹子关乎老百姓的“饭碗”。从地名中还可以看出，过去昭通制造碗具的工艺和材质，既有陶瓷，也有竹木，如盐津有两处“车碗溪”，都是因为过去在此用竹木生产碗具而得名的；彝良“车棚”生产竹木碗、盆。

竹林作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其间还有丰富的飞禽、走兽、昆虫、菌类和其他植物。如野兔潜匿林区，新笋出土常被其啮食，野兔的出没及危害亦为笋农所关注，故有兔耳坪子、兔儿湾、兔二（儿）山等地名。采集、捕猎曾是农民生计的重要补充，老百姓对竹林中的动植物也非常熟悉和关注，留下了许多地名：竹牛坪（1种吃竹的虫）、蜂岩沟、花蛇沟、老蛇窝等。镇雄不仅有“竹鸡山”，还衍生出上、下竹鸡山。彝良“彩鸟”，各种色彩绚丽的鸟类栖息于竹林中。常在竹林中采集的食物也有记录，如“折耳根坪子”“折耳根垭口”以及“菌子山”“菌子场”等。竹海林莽，难见天日，进山打笋，容易迷路。为此，地名中记录了两种解决办法：“敲梆坪”，打笋迷路时，敲梆联络或呼救；“磬铃口”，打笋时，为防迷路，常在竹林边挂上磬铃，以声响确定方位。这些深藏于地名中的劳动智慧和生活勇气，令人惊叹。

竹子与稻、麦同科，有的籽实也可食用，虽然竹子开花较为罕见，但在昭通地名中仍然留下了几处珍贵的记录。大关“勒米坝”，即因穷人曾在此采集竹米以度饥荒而得名，“勒”即采集之意；镇雄“瓜竹沟”，亦因竹子开花得名“花竹沟”，后谐音为瓜竹沟。竹子开花、结实，数十年才发生1次，往往是整林齐发，繁实累累，绵延几十里乃至百里，之后尽皆枯死（王利华，2013）。康熙年间，官员陈聂恒经过彝良时，正逢筇竹开花大片枯死的年景：“槁死道旁者以万万计”。他发现“分水岭而上为筇竹，下为水竹，无一杆夹杂”（谢本书，2011）。在灾荒频发的饥馑岁月中，竹米为灾民带来一缕生机，故在乡土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昔日，老百姓在深山箐林中采集竹笋，时常遭受猛兽威胁。昭通地名对虎豹、熊罴、豺狼、野狗、野猪等出没之地，也有着详实记录。如：老虎山、老虎洞、豹子沟、豹子坪、熊窝、熊路、熊叫、老熊塆子、野熊塆、熊榨梁子（安榨板捕熊）、花狼沟、野狗塆、野猪凼、野猪塝、野猪塘、野猪沟、野猪窝梁子等。其中，熊和野猪的地名各有30余处。1头野猪一夜间可将数十亩竹笋及嫩竹全部食光（陈嵘，1984）。老百姓常视其为破坏竹笋之祸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由此产生了许多捕猎地名，如：打猪沟、勒猪坝（下套）、小榨坪（设榨板）、抬榨坪、关猪洞（设机关捕捉）等。野猪喜洗澡，常栖息于山泉、水凼边，镇雄“诸宗海”，即因野猪常在此洗澡，鬃毛掉落水中，人称“猪鬃海”，后谐音而得名。民国《昭通志稿》载：“虎为镇山之王。北乡老林、王家山间有之；豹，捕食牛羊等；狼，俗呼野狗，性凶残，四山有之；豺与狼同类异种，形如犬，黄褐色，性尤残，四山皆有，荒年尤多。野猪，较大而性残烈；狗熊，形类狗而烈，四山皆有之。”

水富“黑虎山”“老虎湾”、盐津“老虎沟”、彝良“大虎寨”，皆因曾有老虎而得名。彝良“野物垭口”、镇雄“野物大地”集中反映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出没的关注。威信的“约伴沟”，传说虎豹较多，过往需结伴而行；“小闹”，深山老林野猪较多，需结伴喧闹而过才安全。过去，面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昭通先民常用弓弩箭矢等捕猎工具应对。民国《昭通志稿》谓：“箭竹，质极坚韧，又称矛竹”。乾隆《东川府志》载：“用六七尺长竹子，一头削极细，约二尺许，如线帚，桐油煎过，使用刀箭不能入，刺物甚利，用以猎兽”（梁晓强，2006）。昭通苗族“善制弩箭，除毒蛇，制猛兽”（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历史上，野生猛兽对民众的危害，《昭通地区志》的记载（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令人震惊，殷鉴不远：1957年，昭通县野兽肆虐，吃掉小孩19人、马38匹、猪26头，县兵役局组织打兽队59个，731人，猎获野兽近万只，打兽队伤亡22人。

人们在深山密林、江河溪涧中打笋、渔猎，除了毒蛇猛兽外，蜂虿、蚂蟥、蚂蚁、蜈蚣、蜘蛛、毒蜂等也会造成伤害，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毛蜂洞、牛角蜂湾子、毛拉山（毛虫）、雷公山（蜈蚣）、蜘蛛湾、蚂蚁子沟、蚂蟥沟、蚂蟥坪、蚂蟥坡、蚂蟥箐等。

古代捕鱼捞虾用的竹筏、渔笼、钓竿等，都取材于竹林。昭通江河溪涧中的鱼虾，见诸地名者如：鲇鱼洞、花渔洞、小鱼沟、鲤鱼滩、鱼鳅寨、渔江溪、鲤鱼奔滩、虾子溪等，以“鱼”打头的地名多达100余个。历史上，昭通鱼类资源极为丰富，《华阳国志》甚至有“江多鱼害”的记载（任乃强，2007）。过去人们常在河边用石头围坝，将鱼拦于坝中，用撮箕或背箩打捞，产生了“鱼坝”“鱼坝村”等地名。盐津“打鱼坝”“渔船坡”，昭阳区“打鱼村”，永善“撮鱼坝”，彝良“渔棚子”，以及大关十景地名“吊桥渔火”，皆为渔业生产的地名记忆。由昭阳区的“鱼饵山”（山形似鱼饵），亦可知钓鱼活动的普及性。透过这些生动的地名故事，可以更加真切地理解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复杂关系。

美国学者房龙说：“人类的历史是饥饿者寻找食物的记录。”昭通先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竹类资源赖以为生，不避千难万险，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昭通大地上，数以千计的竹类生产活动地名，凝聚了万民百姓对生产、生活的感悟，对区域地理环境的深切认知。

5 竹纸生产与文教地名

竹帛简牍，青史绵绵，竹子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论衡·量知》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王充，1974）。运筹帷幄也与竹子难分难解，中国数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算筹”，最常见的制作材料乃是竹子。竹筹也曾在昭通少数民族中流行，境内的乌蛮到叙州贸易，常于寺院之中群聚赌博，“折竹为筹，以记胜负”（陆游，1997）。竹资源的开发利用，除关乎衣、食、住、行外，还对书画艺术、诗词歌赋、文体娱乐、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造纸术的发明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非凡，尤其是以嫩竹为原料的竹纸更是独具一格，为底蕴深厚的中华书画艺术增添了无穷魅力。民国《昭通县志稿》谓：“昭属北二区，山多丛竹，近山居民取以造纸，供应不穷，约有造纸者十数家，出产颇丰”。民国《盐津县志》载，该县“有造纸工厂四五十家，每人一月可舀草纸二百余捆”。今天昭通境内仍留有69处“纸厂”地名。如：纸厂塆、纸厂坪、纸厂坡、上纸厂、兴隆纸厂、梅家纸厂、徐家纸厂、聂家纸厂等。名“纸厂”者30个，“纸厂沟”20个。《绥江县县志》说：“境内竹山最广，除制器、建屋、采笋外概用以造纸，故造纸业甚为发达。全县纸厂约二百余家，平均每家二槽，每槽可出纸万刀”（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清续文献通考》云：“纸厂普通称‘纸槽′，分布极广。······原料为竹、树、皮、藁、苇、草、旧纸等。竹纸产于南方”。

纸厂俗称“纸槽”，彝良、威信、镇雄都有叫“纸槽”“纸槽沟”的地名，巧家“槽房”因建有纸槽得名。民国《盐津县志》载，造纸的“办料”方法为：“冬春之间，伐取嫩竹，劈为竹片，篾扎成捆泡之池中，每百斤加石灰五十斤”。该县“箭竹塘”，即因村内多箭竹，曾建水塘备料造纸而得名。古语云“捣竹为纸，伐木为舟”，建池塘，设纸槽、制造竹纸，多选近水傍溪之地，不仅便于竹材沤制、竹麻漂洗，且大量原料需捣烂，水碓便成为首选。如威信“水碓沟”“水碓塝”，水富“水碓溪”，盐津、绥江都有“水碓梁子”等。水碓见于汉代，用作粮食加工，传入西南亦为舂米之用，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又大量用于捣制纸浆。“岂惟捣香粳，兼之造竹纸”，水碓在造纸中的广泛应用，充分体现了先民与时俱进的劳动智慧。

与造纸相应的还有“竹麻”地名，如镇雄“竹麻湾”，当地居民曾用竹纤维制作竹麻；威信“竹麻”，盐津“竹麻林”，都是指用嫩茨竹制作竹麻。慈竹（Bambusa emeiensis）“篾皮可为绳，甚固，又可为麻”（杨柳，2022）。先民在开发利用竹子的过程中发现了嫩竹的纤维素含量远高于老竹，故用于制麻、造纸。《边州闻见录》记录了康熙年间，川南和昭通的竹麻生产：“秋冬以慈竹为之······熟之以绞索捆履，呼竹麻。及春，老不复用”（谢本书，2011）。竹纤维的利用首创于中国，故国外有“中国纤维”之誉。麻竹（Dendrocalamus latiflorus）当地又称“甜竹”，其纤维可织绳、造履，是我国南方栽培最广的竹种之一。彝良“甜竹林”，即因早年人们在此种植甜竹而得名。盐津也有甜竹塆、甜竹坳等地名。

山竹和水竹“秆细，可为笔管”，竹叶亦可以供书写。昭通境内，凡带“笔”字的地名，几乎都与用竹管制造的毛笔密切相关。如：文笔、笔山、文笔山、文笔河、笔花山、笔架山等。昭通带“墨”字的地名有“翰墨池”“墨翰乡”，还有“砚池山”，昭通地名中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不仅有“文字”内容，还有“书卷气”：一字沟、八字山、八字墙、十字岭、十字路、十字街、大十字、大字塘；书房、书房湾、花书坝、万卷书、月潭书院、书楼、老学堂、崇文路、启文街、文阁、文庙。

镇雄赤水河中有一瀑布，岩石层层堆叠如书卷，故名“万卷书”。大关石门关清代字库塔，反映了民间敬惜字纸的习俗。威信“背书坝”，相传此地有户人家，渴望儿子考中秀才，将其关在屋内背书而得名。

清代永善副官村（今绥江）举人凌光斗《桧溪》诗云：“儿童知诵读，灯火映柴扉”（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2006）。勤学苦读，少不了灯火照明。竹子也可用于照明，烛竹“土人采以代烛”，油竹“水浸，晒干为燎，可代烛”。《边州闻见录》还记载了昭通先民用竹片摩擦取火的方法（谢本书，2011）：山民无取火具，破大竹插地，以两片横夹之，置枯叶或竹屑其中，用力上下，烟焰勃然，名“扯火”。

镇雄恰好有一处叫“扯火坪”的地名。锯竹取火是1项古老的技术，《淮南子·说林训》云：“槁竹有火，弗钻不燋”。明代学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说：“竹火易取，常用无毒”。“竹火”是劳动人民利用竹林资源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是对竹材特性深化认识的产物，具有深远的影响。

竹纸与竹材制成的灯笼，在昭通乡土地名中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灯笼山、灯笼包、挂灯寨、挂灯坪等。灯笼的妙用，还书写了一段昭通战争史上的传奇。雍正六年（1728年），乌蒙叛乱，怀远将军率兵进剿，至大关栅子门，却久攻不下，最终以竹灯笼挂于羊角之上，趁夜驱赶上山，诱使敌方将滚木礌石投放殆尽，得以破此要塞。当地岩壁上还留有“怀远将军刘崑于雍正六年正月十六夜破此关”的摩崖石刻。

6 结论与启示

昭通先民对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历程，就是区域人地关系历史的精彩缩影，竹类地名反映了生态环境、自然物种与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多重关系，彰显了充满智慧和创意的工匠精神。丰富多彩的竹类地名也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宝贵史料，昭通竹类地名生动地记录了区域竹产业的开发历程，深入解读这一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为题中应有之意。

昭通历史上的采笋活动，曾受到众多野生动物的侵扰与伤害。今日，这一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猪、黑熊等种群数量的增多，在竹笋生产及相关的文旅活动中又日渐凸显，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鉴古知今，人与动物如何才能和谐相处，也是1个须长期关注的课题。

竹子堪称世上生长、更新最快的植物，作为使用历史悠久的可降解天然材料，被公认为塑料的重要替代品。推行“以竹代塑”，不仅要加强科技创新，也要弘扬和传承竹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文化的力量凝聚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创造更广阔的应用前景。从昭通竹类地名中，亦可感知竹子独特的生态功能和审美价值，筇竹、方竹，风骨禀异；毛竹风姿优雅，韵味悠长，堪称绿美昭通的亮丽名片。

修竹留风，幽篁清雅。昭通竹类地名，见证了古人的匠心独运与巧夺天工。他们不仅创造了经济适用的竹器、赏心悦目的竹艺，还构筑了竹林茅舍的田园诗画。中华竹文化，以其因地制宜、自然和谐的生活实践，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大道至简的艺术境界，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共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