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杨静带着活动经费和密电码潜入上海。他的具体任务是联络一名前国民党少将专员，协助建立地下电台，并伺机破坏上海市政供水与供电设施。杨静按照上线给出的地址找到了联络对象。两人完成接头后，杨静离开。几个小时后，上海市公安局干警在老北站将正准备转移的杨静抓获，其随身携带的密件全部被缴。随后，潜伏在上海的多个特务及爆破器材窝点被公安机关悉数查获。出卖杨静的，正是他刚刚接头的联络对象。派杨静执行这次任务的，是潜伏在香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恭澍。陈恭澍一直认定，这名联络对象是他最可靠的旧交。
这名联络对象名叫范纪曼。范纪曼与陈恭澍早年均就读于黄埔军校。范纪曼一九零六年出生于四川梁山，一九二六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大革命失败后，范纪曼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随后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在求学期间重新寻找到地下党组织并归队。陈恭澍生于一九零七年，原本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延误转入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后，陈恭澍进入戴笠操办的“洪公祠特训班”接受特工训练，结业后加入军统，负责策划实施了多起针对进步人士的暗杀行动。
一九三五年，陈恭澍在北平策划针对石友三和殷汝耕的暗杀行动，因计划泄露遭到当局通缉，被迫紧急撤往南京。撤离前，陈恭澍将统管华北特务活动的军统北平站代站长一职，交由范纪曼代理。根据台湾档案机构保存的戴笠时期拟增薪人员名单，范纪曼的名字被记录在册。范纪曼在此职务上停留数月后，主动脱离军统，前往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纪曼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木简书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陈恭澍随后也被调往上海担任军统上海站站长。两人在上海重逢，陈恭澍继续依靠范纪曼提供情报。一九四一年，陈恭澍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并投靠日伪机构，范纪曼借此关系打入日伪内部获取情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上海局势混乱。范纪曼接到中共地下党指令，负责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以及地下党员李一鸣。范纪曼穿上国民党少将军服，在打入汪伪政府的地下党员李时雨的配合下前往监狱。汪伪监狱长沈冠三因畏惧汉奸罪责不敢阻拦，范纪曼以提审部属为由，在未办理任何移交手续的情况下将杨树田带出监狱。此时李一鸣已被日军带走。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调整了范纪曼的工作方向，指示其设法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内部。一九四七年，在地下党员张子羽的协助运作下，范纪曼成功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国防部二厅是当时国民党主管军事情报的核心部门，范纪曼被正式任命为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专门负责搜集和研判国际情报。国民党方面为这个情报组拨付了高额的专项活动经费，范纪曼利用这笔资金，在上海霞飞路租下一处房屋作为公开的办公地点。在随后的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内部调动频繁，范纪曼利用该合法身份，接触到了大量国民党军方的兵力调拨、武器配置和战略部署机密。他将这些核心军事情报整理后，源源不断地传递给解放军前线，为战役的走向提供了直接的数据支持。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及党政机构开始向台湾撤退。陈恭澍在撤离前专门找到了范纪曼，极力劝说其一同前往台湾。为了打消范纪曼的顾虑，陈恭澍甚至建议范纪曼与妻子彭雅萝办理离婚手续，以便能够作为单身人员迅速随军撤离。范纪曼以各种借口拒绝了该提议。陈恭澍未能识破范纪曼留下的真实意图，独自随国民党撤离。不久后，范纪曼因内部叛徒出卖，遭到中统特务逮捕。由于他具备国民党国防部少将的公开身份，中统在审讯期间未能查实其真实的中共党员身份。最终，范纪曼在看守所内通过一块木板翻越围墙成功越狱，并在上海正式解放后，公开向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报到。
一九五零年，陈恭澍在香港策划对大陆的渗透。他认定范纪曼的能力和关系网能够在华东地区建立特务组织，于是派遣杨静潜入上海联络范纪曼。范纪曼在接到杨静送来的信件和密码本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陈恭澍在上海的潜伏网络被悉数抓获。
陈恭澍逃至台湾后，国民党情报系统发生重组。陈恭澍因在大陆时期的行动失败失去信任，逐渐被边缘化。晚年时期，陈恭澍在台北撰写了多卷回忆录。在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范纪曼在北平提供使馆情报、在上海协助其开展特务工作的过程，并在书中对范纪曼的能力给予了极高评价。直到病死，陈恭澍在书中都没有提及范纪曼的中共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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