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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淮河文化纵论②
沈国冰
前 序
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太白顶，流经豫、鄂、皖、苏四省，全长约1000公里。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气候与地理的分界，也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一月0℃等温线大致经过的地方。2000多年前，晏子使楚时便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道出淮河两岸的气候、水土差异。这条河流所孕育的淮河文化，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地理与文化的过渡带，兼具北方的雄浑质朴与南方的灵动婉约，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吴楚文化、儒家文化与道家思想。吴春梅教授对淮河文化有独到见解和深刻研究。
淮南作为淮河中游的重要城市，是淮河文化的典型代表与核心承载区之一。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东徙都寿春，今淮南市寿县由此成为楚国最后的都城，楚文化的最后精粹在此浓缩聚集。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此招纳天下贤士，编撰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淮南子》，使淮南地区成为西汉前期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此后，“淝水之战”的鼓角争鸣、宋金对峙的烽火连天、治淮抗洪的世代奋斗、煤电能源的无私奉献，共同铸就了淮南淮河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文围绕淮南淮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从治国理政智慧、坚韧不拔品格、开放包容气度、敢于斗争精神、民生民本思想、甘于奉献情怀、敢为人先意识七个维度，尝试着系统梳理这一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启示。
一、治国理政智慧
淮南淮河文化的治国理政智慧，集中体现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一书。此书又名《淮南鸿烈》（鸿为大，烈为光明，意即大光明之书），约成书于汉景帝中后期至武帝即位之初，由刘安招致宾客方士三千余人共同编撰而成。全书“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军事等诸多领域。梁启超称其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誉之为“绝代奇书”。这样一部诞生于淮河中游的巨著，其治国理政思想跨越两千余年，至今仍具有深邃的时代价值。
《淮南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在于对老子“无为”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先秦时期，老子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宁，依据“道法自然”的理念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淮南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无为”的本质是“不易自然”，不违背客观事理，不凭主观意志妄为，而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无所作为。《淮南子》指出：“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这“自然之势”即指事物的客观规律。《淮南子》以神农、尧、舜、禹、汤等圣王为“无为而治”的楷模，说明真正的“无为”恰恰需要统治者全身心致力于为民兴利除害，“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这种将“无为”与“有为”辩证统一的政治智慧，在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淮南子》研究的泰斗陈广忠教授，对《淮南子》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有深刻研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提出了“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这一命题直面回答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造福人民。《淮南子》经历了秦朝暴政与秦末战乱的时代，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总结了秦朝忽视民生导致政权迅速消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必须扎根于百姓的民生福祉。在此基础上，《淮南子》还提出了“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的变革意识，强调利民的具体路径与政策必须随时代变迁而调整创新。这种既坚持“利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又强调“法与时变”的改革精神的治理思想，将价值坚守与制度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此外，《淮南子》以黄老道家为主干，在批判吸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思想的基础上，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道治”模式。它既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是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历史地鉴秦之失，谋汉之兴。它强调“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治理主体首先要做好“自治”。这种综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学术格局与治国思维，恰如淮河地处南北过渡带的地理特质一般，在兼容并包中寻求最优治理方案。从“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到“法与时变”的改革意识，再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智慧，《淮南子》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是淮南淮河文化奉献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依然闪耀着穿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二、坚韧不拔品格
淮南淮河文化中的坚韧不拔品格，深深根植于楚文化的精神基因之中。楚国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著称于世，这也是楚文化历久弥新最具特色特征和时代价值。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路”是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衣服，意指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旧衣服去开辟山林。楚国先王熊绎最初封于荆山之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的疆域，等级在公侯伯子男中位居末等。然而楚人不畏艰难，数代国君与国民奋力开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最终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全国首部长篇历史纪实文学《考烈王》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成为楚文化最鲜明的标识之一。千百年来，它被反复传颂、反复践行，深刻融入了淮河淮南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血脉之中。
楚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战国末期迁都寿春的历史篇章中得到了最为悲壮而又最为动人的展现。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也叫作熊元。《史记》记载了考烈王两个名字熊完、熊元）“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彼时的楚国已非昔日雄踞南方、问鼎中原的霸主。自楚怀王客死秦国之后，楚国在强秦的持续打击下节节败退，都城多次东迁。然而，楚考烈王没有选择屈服。这位17岁便只身赴秦为质、在敌国都城度过十年人质生涯的一代雄主，以非凡的坚韧与胆识执掌日暮西山的楚国。在春申君黄歇的辅助之下，考烈王执政25年，灭鲁国，救赵国，领衔担任合纵长发起第五次“五国联军攻秦”，实现了晚楚中兴宏图大业。正是在这次合纵攻秦失利、秦国报复在即的危急关头，考烈王毅然决定迁都寿春。以寿春为都城的十八年（学界也有十九年之说），是楚国八百余年历史中最后的落日余晖，也是楚人坚韧不拔品格最凝重的写照。楚国在寿春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四位国君，直至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即便在覆灭前夕，楚国仍没有放弃抗争，展现了绝不屈服于强秦威逼、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淮南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所在地，承载了楚文化的终章与余韵。楚国在寿春长期用心经营，将其建成为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列国都城之一。楚国在从公元前241年东徙寿春之后，即将楚国王室及贵族精英阶层的珍宝重器一并辗转迁移至此，让寿春成为八百年楚国史上最后一个全面浓缩、聚集与承载楚文化历史遗产的“胜地”。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各类文物一万余件，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楚国最后的辉煌，更向后世传递着楚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从“筚路蓝缕”的开创之艰，到“迁都寿春”的守成之难，楚人绝不服输、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薪火相传。今天，当我们站在寿春城遗址，远眺淮水东流，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在绝境中奋力一搏的古老王国的不屈精神。这种坚韧不拔的品格，穿越两千余年的时光，依然激励着淮河儿女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以顽强奋斗书写新时代的光辉篇章。
三、开放包容气度
淮南淮河文化的开放包容气度，首先根源于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区位。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气候、地理与文化的天然过渡带。淮南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楚吴文化、儒家规范与道家思想碰撞融合的前沿。南方文化的轻灵阴柔与北方文化的雄浑阳刚，在淮河地缘文化中有机地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区位，塑造了淮南淮河文化兼具北方的雄浑质朴与南方的灵动婉约、融合庙堂的哲思智慧与市井的烟火生机的独特气质。从《淮南子》的“贯通天人、包容百家”，到花鼓灯“既舞且歌、情节一体”的表现形式，再到豆腐“化平常为神奇、纳百味于一味”的创造哲学，无不体现着兼容并蓄、创新求变的智慧。淮南处于中国南北分界带中线的相对南端，正是这种“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特殊位置，成就了其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与气象万千。方川先生对此有深刻研究。
淮南淮河文化的开放包容气度，在宋金以淮河为界长达一百余年的对峙与融合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展现。南宋建立后，宋、金基本沿着秦岭-淮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从此，淮河成为宋、金对峙的天堑国界。这一时期的淮河是一条伤心千古之河，承载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悲愤与忧愁；但它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遇、碰撞与融合的重要场域。尽管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但伴随着战争的进行，不同民族百姓大范围的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金源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在淮河流域碰撞及合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以淮水为界限的南（宋）、北（金）朝，史称“划淮而治”。在这一百二十余年的对峙中，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争斗厮杀，也有一系列议和与交往，南北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从未完全隔绝。
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金朝女真权贵深受汉文化影响，如仆散安贞三代位居宰执，却醉心于法书、碑刻的收藏，“千金购求，必得而后已”。同时，中原汉人也受到女真文化的影响，范成大出使金朝后记载：“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其制尽为胡矣”。南宋诗家词人们在淮河岸边唱响了爱国主义时代主旋律，他们的诗篇中既有对故土的深切怀念，也有对金戈铁马的历史记录。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一生便始于淮水。他出生于寿春段（今安徽省寿县）淮河官船之上，其父陆宰时任淮南西路官员，在奉诏进京述职途中，因夫人临盆而泊舟于“淮之湄”。这场发生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黎明时分的疾风骤雨，与陆游的第一声啼哭交织，似乎预示了他与国家命运共浮沉的一生。由于金兵南下、时局动荡，其父陆宰未能赴任新职，转而携家回到生活多年的寿春暂居，并在此置有田产。陆游在寿春度过了襁褓与孩提时代，约三岁左右才因战乱南迁返回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在淮南的这段早年岁月里，他不仅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更亲身经历了“淮边夜闻贼马嘶”的惊险逃难，目睹了父辈谈及国事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的悲愤之态。这些颠沛流离的亲身经历与深切的家国耳濡目染，将抗金复国的种子深深埋入其幼小心灵。
此后，尽管陆游一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但淮水始终是其家国情怀与诗歌创作的重要精神锚点。他的诗篇中反复出现“淮南路”“淮汴”“淮颍”等意象，寄托了对沦陷故土的深切眷念与恢复中原的坚定信念。直至晚年，当他在孤灯下泪看长子带来的淮上地图时，仍悲怆写下“胡尘漫漫连淮颍，泪尽灯前看地图”的诗句。这份始于淮水之畔的痛切与执着，贯穿了陆游的生命，最终凝练为临终嘱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千古绝唱。周强先生是较早提出陆游与淮南渊源的学者之一。淮河的水声涛涛，不仅回荡着战争的鼓角，更激荡着跨越民族隔阂的文化共鸣。
纵观历史，淮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绵延不绝的融合线与连接线。它见证了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汇与互动，承载着多元一体格局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这种以开放包容姿态实现南北交融、多民族共生的文化特质，为今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淮南作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枢纽城市，其自古形成的开放包容气度，正转化为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格局的文化软实力。
四、敢于斗争精神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于斗争精神，首先鲜明地体现在淮河儿女世世代代与水患抗争的历史进程中。淮河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历史上长期畅通入海，并无水患。然而，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州（今河南省滑县）开挖黄河改道南流以阻金兵；公元1194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黄河河水挟带着万亿吨泥沙夺淮入海，淮河入海水道被堵，从此淮河沿岸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灾难史。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水在淮河流域泛滥达九年之久，水利工程千疮百孔。淮南位于淮河中游，淮河自王家坝向下进入中游500公里，河床浅、河道平缓，落差仅有19米，历史上多涝灾水患。然而，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淮河儿女，不屈不挠地与洪水抗争着、拼搏着。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筑堤修坝，用智慧创造水利工程，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坚守家园、生生不息。
新中国建立后，淮河治理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处连降大雨，灾情惨重百年未有。毛泽东同志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出发，从7月到9月，连续四次对淮河救灾和治理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并督促要治理淮河。1950年11月6日，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委员会成立。治淮工程于1950年11月全面展开，豫、皖、苏三省300万民工日夜奋战在淮河工地上。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伟大号召极大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工地上出现了“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动人景象。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治理，昔日水患频发的淮河终于得以安澜。寿县古城墙在历史上多次抵御洪水，城内两处月坝的设计堪称天才，无论城外水位多高，城内的生活废水都能利用虹吸效应排出。寿县古城被誉为“铁打的寿州城”，正是淮河儿女敢于与洪水斗争、以智慧化水患为安澜的精神写照。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于斗争精神，同样闪耀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战场上。那一年，前秦苻坚率领八十万大军南侵东晋，东晋大将谢石、谢玄仅领八万兵马迎战。双方在今寿县一带展开决战，史称“淝水之战”。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军阵容严整，远望八公山上黑压压的树木以为都是晋兵，心中十分恐惧，这便是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战役之中，秦军因战术不当损失惨重，苻坚自己受伤，仓皇而逃，听到风声鹤鸣也以为是敌人追兵又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即出于此。东晋以八万兵力击败八十万前秦大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淝水之战发生在淮南大地上，它所体现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成为淮南淮河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苻坚以数十倍于晋军的兵力压境，可谓泰山压顶。然而谢玄等东晋将领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抓住战机，最终以弱胜强。这种在强敌面前不退缩、在逆境中求突围的斗争精神，与淮河儿女治水抗洪的奋斗精神一脉相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淮河文化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伟大精神力量。今天，这种精神在淮南大地上依然生生不息。从产业转型攻坚克难到城市更新破旧立新，从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到生态修复持之以恒，正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书写着开拓进取的壮丽诗篇。
五、民生民本思想
淮南淮河文化的民生民本思想，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芍陂这一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之中。芍陂，又名安丰塘，位于今寿县南30公里处，约建于春秋楚庄王时期，由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筑，距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据《淮南子》等古籍记载，孙叔敖为振兴楚国的农业与经济，察地形、观水势，“宣导川谷、陂障源泉”，利用天然洼地汇聚大别山区淠河等河流来水，形成巨大的人工水库，开创了古代水利工程“蓄、引、提、排”综合功能的先河。芍陂“周百二十里”“纳川吐流，灌田万顷”，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比都江堰还早三百多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于2015年将其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芍陂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工程技术的卓越，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勤政爱民、泽被后世的民生民本思想。孙叔敖被司马迁在《史记》中誉为“天下循吏第一”。他原为布衣贤士，因德才兼备被楚庄王任命为令尹。他主持修建芍陂，带领百姓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使大片旱涝无常的土地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芍陂建成之后，楚国农业经济大为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为楚庄王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孙叔敖不求个人名利，将全部心力投入为民造福的事业之中，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追求，与《淮南子》后来提出的“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一脉相承。这种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的思想，成为淮南淮河文化中最为温暖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更为可贵的是，芍陂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代良吏贤臣接续守护、不断完善的千秋事业。此后的千百年间，东汉的王景、魏晋的刘馥、宋代的张旨等历代良吏贤臣，都曾对芍陂组织过大规模的清淤、扩修、加固，不断延续和增强其生命活力。隋代赵轨将水门增至36个，进一步完善了灌溉系统。1988年，芍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纳入淠史杭灌区后，经过持续整治，现蓄水约73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63万亩。从孙叔敖开凿芍陂到今天安丰塘继续发挥灌溉效益，两千余年间一代代人对这项水利工程的精心维护与不断改进，正是民生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延续。源远流长的治水文化，凝结了无数先贤以民生为念、以百姓为重的政治情怀。
芍陂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水利工程技术范畴，而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中勤政爱民、造福百姓的精神丰碑。今天，当我们站在安丰塘畔，面对一望无际的浩瀚水面，遥想两千六百年前孙叔敖带领民众一锄一锹筑堤修堰的场景，不能不被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博大情怀所深深打动。“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不仅是一句古训，更是历代先贤用行动写就的治国箴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孙叔敖勤政爱民、一心为民的精神品格，芍陂历经两千六百余年泽被百姓的历史贡献，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六、甘于奉献情怀
淮南淮河文化的甘于奉献情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煤电能源建设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深刻的体现。淮南因煤而生、因煤而兴，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城市、电力工业的摇篮，也是我国14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两淮基地的重要组成。“华东的煤，一半在安徽；安徽的煤，七成在淮南。”这句流传已久的话语，道出了淮南在全国能源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更为震撼的是，长三角地区每用4吨煤就有1吨来自这里，上海每用6度电就有1度来自淮南。这意味着，当长三角万家灯火点亮、工厂机器轰鸣之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光明与动力，正是由千里之外的淮南默默输送而来。淮南人民将大地的馈赠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不竭动力，以无私奉献支撑起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
淮南的煤炭开发与电力建设，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境内火车站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达到18个，乌黑的煤炭通过一列列货运火车运往沪苏浙等地。淮南拥有8家现代化大型火力发电企业，电力装机容量1500万千瓦，是“皖电东送”主战场。多年来，淮南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放在首位。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无论转型压力多大，淮南始终坚守着能源保供的重任。这期间，煤矿工人和电力职工以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着淮河儿女的大爱与担当。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正是淮河文化中“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深情守望在新时期的生动延续。
进入新时代，淮南的奉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新的维度上展现出更加丰富而深远的意义。面对“双碳”目标带来的转型压力，淮南没有固守传统能源优势而裹足不前，而是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毅然踏上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从传统煤电基地向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转型，从资源驱动向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绿色食品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命健康产业七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通江达海的江淮运河淮南国际物流港开工建设，“淮南-宁波港”“淮南-上海港”铁海联运班列开通。淮南经济从偏重、偏粗、偏硬向更轻、更精、更智转变，城市内涵正在发生重大蜕变。
甘于奉献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为国家输送能源的默默坚守上，也体现在为绿色发展承担转型阵痛的勇气之中。作为资源型城市，淮南面临着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治理等历史遗留问题。但淮南人民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在产业转型中开辟新局，在绿色发展上寻求突破。这种以大局为重、以长远为计的奉献精神，与古代孙叔敖勤政爱民、芍陂泽被后世的民生思想一脉相通，是淮河文化在新时代的赓续与弘扬。从煤炭基地到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淮南的转型之路本身便是一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时代实践。淮南人民以行动证明：奉献不仅在于源源不断地输出光明与动力，更在于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勇于自我革新、舍小利而谋大义。
七、敢为人先意识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为人先意识，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春申君黄歇开发江南的历史功绩之中。黄歇，战国末期楚国令尹，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治国，招贤礼士，理内政、修外交，一度使楚国由弱变强。然而，黄歇的历史功绩远不止于辅佐楚考烈王、稳定朝政，他更为卓越的贡献，在于开创了长三角地区早期开发的先河。
公元前248年，黄歇向楚考烈王献出淮北十二县封地，请求改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黄歇选择吴都旧墟作为都邑，重建城郭和宫室，并在太湖南岸设置菰城县。他致力于开发江东之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早期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史记》记载，黄歇经营江东仅十年，在多地留下治水利、兴农桑、固城邑的实绩。他将楚国都城寿春的先进技术、文化、理念带到江东，推动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融合，极大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在江阴，他组织疏浚芙蓉湖，主持开凿申浦河、黄田港，使之成为江潮出入总汇，将水利建设与田地开垦结合起来。在苏州黄埭，他治理水患、筑堰成埭，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称之为“黄埭”。在上海，他主持疏浚河道，黄浦江由此得名。他还开凿支渠分流洪水、通灌溉，让贫瘠之地变良田。黄歇开发江南十年，使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渐变为“鱼米之乡”，被誉称为开发长三角的伟大先驱。
春申君黄歇敢为人先的意识与行动，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今天的沪苏浙皖四地，皆有春申君的雕像和以春申命名的道路、桥梁、湖泊。上海的申城、黄浦江，江阴的申港、黄田港，苏州的黄埭、春申君庙，湖州的菰城遗址，都是对这位开发先驱的“集体记忆”。这些遍布三省一市的“春申印记”，不仅是长三角文化同源的生动佐证，更昭示着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传统。从黄歇开发江东到淮南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穿越两千余年的时空，在淮河之畔生生不息。今天，淮南积极融入合肥都市圈、深度对接长三角，加快推进产业转型与科技创新，正是春申君敢为人先精神在新时代的接续与传承。淮南推进合淮同城化、建设江淮运河国际物流港、发展新兴产业等战略举措，无不彰显着勇于开拓、敢于争先的精神品格。淮南因煤而兴而不囿于煤，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产业转型中闯出新路，这正是黄歇开发江南、开拓进取的精神血脉在淮河儿女身上的当代延续。
结 语
淮河汤汤，文脉绵长。从孙叔敖修建芍陂、泽被千秋，到春申君开发江南、开风气之先；从楚国迁都寿春、于绝境中坚韧图存，到《淮南子》荟萃百家、融通古今；从“淝水之战”以少胜多、不畏强敌，到宋金对峙南北交融、开放包容；从淮河儿女世代治水、化患为安，到煤电能源无私奉献、点亮万家……淮南淮河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精神特质，为中华文化贡献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样本。
纵观淮南淮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治国理政智慧、坚韧不拔品格、开放包容气度、敢于斗争精神、民生民本思想、甘于奉献情怀、敢为人先意识，七大维度相互支撑、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它们既根植于淮河两岸的文脉，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与意义。《淮南子》的“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穿越两千多年依然回应着治国理政的根本命题；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人在困难面前永不言弃；南北兼容、多民族融合的开放气度，为促进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治水抗洪和“淝水之战”的斗争精神，彰显了以弱胜强、化危为机的民族智慧；孙叔敖勤政爱民、芍陂泽被后世的民本情怀，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通；煤电能源的无私奉献，诠释了舍小利而谋大义的崇高境界；春申君开发江南的敢为人先，与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主题遥相呼应。
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发展盛。当前，淮南正处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刻提炼和弘扬淮南淮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千年文脉全面融入城市发展肌理，推动淮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为美好淮南建设注入澎湃不息的精神动力与发展活力。当淮河文化的智慧之光穿越时空照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土地，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熠熠光彩。
需要特别陈述和说明的是，关于淮南淮河文化时代价值的七个方面提炼，不过是基于个人学术视角的一次尝试性梳理与归纳。淮南淮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厚，如同淮河水系般蜿蜒交错、支脉繁多，任何试图以有限框架对其“时代价值”作出终极定论的尝试，都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本人所提出的这七个方面时代价值，既非定论，更非唯一。这只是众多解读路径中的一条，也是学术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重在包容。不同的学者因知识结构、研究旨趣、观察视角的差异，完全可能从同一文化土壤中开掘出截然不同的时代意蕴。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而非需要克服的缺陷。因而，这份研究不建议被视为某种“标准答案”，而是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引子”，使得更多学界同仁加入到对淮南淮河文化时代价值的探讨与争鸣中来。
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一座孤岛，而是无数思想交汇、碰撞、融合的广阔原野。不同声音的交织，不同见解的对话，恰恰是推动认知深化的最佳路径。本人期待看到更多学者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元学科视角出发，对淮南淮河文化作出各自富有创见的时代价值解读，甚至对本人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批评、补充与超越。
唯有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淮南淮河文化的丰厚底蕴才能在争鸣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光彩。愿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学术原野，让“思想的淮河之水”永远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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