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州郡地图、图经编修考论
陈锐霖
摘 要：从隋唐到北宋，中央朝廷建立较为稳定的地图定期造送制度。作为王朝常规政务程序之一，地图不仅象征疆域版图，成为王朝掌握州郡治理的基石，也服务于地方治理。相较之下，唐代图经虽自武周时期已渐趋完善，至开元、天宝之际广泛流行，在地方政务治理中具有权威地位，但始终未形成有固定撰修周期和频率的制度。其编修多依赖特定政治契机和地方长官自发推动，缺乏常态更新机制。中晚唐时期，地方长官通过厅壁记和其他图经之外的体裁弥补图经信息不足、滞后的问题。北宋时期，唐代由地方主导的图经撰修活动转为中央统筹，内容日益规范，深刻影响了南宋地方志的编纂。
关键词：地图 图经 造送制度 地方治理
自两汉魏晋以来，撰述方志者荦荦大观。逮至隋唐，图经与地图成为地方地理撰述的标准模式，地图、图经的编修和造送始终是隋唐至北宋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从地图和图经两个独立载体的制度区分出发，考察二者在编修程序、编撰周期上的不同。通过廓清以往对唐代州郡地图和图经编修、造送等关键节点史实的误读，重新审视二者在唐廷搜集、指掌地方地理中的作用。在更准确认识地图、图经地区编修普及情况和更新频率的前提下，进一步评估二者在中央掌握地方地理、郡守治理地方中的角色和作用。
前人多以《新唐书·百官志》为依据，认为唐代图经存在三年或五年定期造送的制度，视图经为较地图造送更便捷的文字公牍。但因《新唐书》与其他唐代材料矛盾，一些研究著作自身即前后抵牾。辛德勇指出：“隋唐时期各州郡虽然每隔三年要定期上报一次地图，但纂修图经并没有固定的周期，也不可能有这样密的频度。”系统考察《唐六典》《唐会要》及五代、北宋政书可知，定期呈送制度始终仅适用于地图。隋、唐、北宋图经均无固定撰修周期，其编纂更多依赖朝廷临时政令或地方长官的推动。刘知几“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的慨叹，正是武后、中宗朝，中央层面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制度渠道获取地方风土更新的反映。
本文重新梳理地图定期编修在文献层面的依据，结合敦煌地志文书、州县厅壁记及碑文中图经的实际编修和应用场景，揭示唐代图经在非常规制度的状态下，仍然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由于图经本身形式与体例的限制，中晚唐的地方地理撰述还采用了志、记等非官方标准模式的体例，以补充图经之不足。隋唐至北宋时期地图的常规造送制度、图经的非常规编修，奠定这一时期王朝地理体系的根基。
一、唐宋地图的常规造送制度
地图之设由来已久，秦汉皆有天下地图。北齐时，中央已设置专门职官掌管地方地图，北齐尚书省置虞曹“掌地图，山川远近”。地图是中央控制疆域的象征，隋朝设置“职方”作为隋唐地图管理机构。隋文帝为杨雄择封号，“命职方进地图”，循州总管樊子盖开皇时入朝，特奏岭南地图。隋大业中，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地图是隋朝中央政府了解地方地理的基础文献。
唐承隋制，职方“掌天下之地图，主四方之职贡”。韦执谊贞元时任郎官，曾与同僚在职方阅览诸道诸州地图。贞元十七年（801）贾耽修成《海内华夷图》，其中陇右部分面临“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的困境，可见贾耽也大量参照了职方地图。州郡地图的定期呈送是唐代职方掌地图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唐六典》《唐会要》明确记载唐代定期造送制度及中唐时期的调整。
《海内华夷图》（图源：南皮发布）
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
二书明确记载州府三年或五年定期造送者是以州府为单位的地图。安史之乱后，依制地方应进呈朝廷的各项政务一度停废，至建中元年（780）重建王朝秩序，地图造送制度恢复正常运行，改三年为五年，并规定州县若有城邑建设、山川形势变动，可不受五年一造送规定的限制。《唐六典》和《唐会要》分别记载安史之乱前、后的造送制度，明确指出对象为“地图”。
逮至北宋，《新唐书》的撰修者受宋制“职方掌受诸州图及图经”影响，将地图和图经混称：
职方郎中、员外郞，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新唐书》记载前后矛盾，职方郎中所掌、鸿胪所奏仍为地图、图，“五年乃修”之制出自建中元年诏令，各州定期修、上的材料却变为图经。当以《唐会要》所引诏令原文为确。北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引《唐六典》，“按《唐六典》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圣朝因之，有闰年之制”；南宋绍兴年间董弅亦云“至唐立制，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朱、董引地图定期造送之制为续修图经提供合法性依据，但均明确指出对象为地图，至景定年间周应合修《建康志》，受《新唐书》的误读影响，遂将定期撰修制度模糊为“图志三岁一上，法也”。
地图以图为主，图经以经为主，地图与图经是名目独立的两种文献，不可混为一谈。唐、五代及北宋诏敕凡称地图、图经、版籍，均指代明确，三者各自独立，没有相互附丽关系。地图和文字因载体形式不同，阅读便利程度、涵盖内容多寡也不尽相同。与地图相比，图经便于阅读，内容丰富，贾耽“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的说法正体现了地图与文字记注独立且互补的关系。元稹先绘制《京西京北图》一面，由于地图尺幅宽大不易阅览，月余后又撰修《京西京北图经》4卷。太和八年（834）田牟进呈图文，史称“《入蕃行记图》一轴，并《图经》八卷”。地图为单独州图，图经指独立于地图的地理文献，版籍则是地方统计文书，《唐六典》《唐会要》仅列地图，不云图经，不宜将定期造送制度扩展至图经。
为进一步申明，不烦冗赘列出五代对地图、图经造送的规定，五代时期的记载明确区分地图、图经，各有规定。
后唐天成三年闰八月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今后权罢。
长兴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郞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剏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奉敕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悮。……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
（天成三年）闰八月，吏部郎中何泽请废户部蠲纸。奉敕：“……若广给蠲符，深为弊事。昨者所为地图方域逐闰重叠上供，州郡之中，皆须厚敛，而犹寻降诫束，并勒废停。今此倖端，岂合更启？逐年蠲纸宜令削去。”
（长兴）二年四月夏，诏罢州县官到任后率敛为地图。
《五代会要》关于天成三年（928）闰八月“闰年合送图经、地图”的记载有误。罢送本末详见《册府元龟》，何泽引用当月诏令云“地图方域”，不及图经，王权引用“准例”，亦云“送尚书省职方地图”，推测闰年造送者仅有地图。天成三年此次暂罢地图造送，是有鉴于州郡借机厚敛的弊病，不久即恢复了地图造送的常规制度。王权的奏文同时提及地图和图经进呈，但其着眼点在于各州旧图未经勘校，遗漏众多，需详加修订，故建议先进呈图经。各州府存有旧图，正反映出地图制度的连续，而图经造送属“奉敕宜令”特别诏令的非常规要求，地图、图经分别由不同诏敕处分，更可见二者非属同一进呈程序。故王权给出了年终进纳的期限规定，将图经作为丧乱之后普查地方地理的补充。
北宋地图造送制度延续唐、五代成规，据《宋会要》记载：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上尚书省，以闰月为限。
淳化四年，令诸州所上闰年图自今再闰一造。
真宗咸平四年八月，职方员外郎吴淑言：“……乞今后令逐路转运从今闰各画本道诸州图一面纳职方，自是每经十年命一次画图送纳。”从之。
真宗咸平四年八月诏：“诸州所上闰年图，自今每两闰一造，每三次纳仪鸾司，即一次纳职方，换职方旧图，却付仪鸾司。其诸路转运司即十年一造。”
李宗锷祥符图经《序》亦云“今闰年诸州上地图”，闰年所上，地图而已。北宋以职方、仪鸾司为地图管理核心部门，地图、图经分属不同的编撰程序，所有关于造送制度的安排，皆针对“地图”设置。宋初诸州三年一上地图、版籍至尚书省；太平兴国二年（977）改为一闰；咸平四年（1001）改为州图两闰一造、路图十年一画，州图每纳三次仪鸾司，即纳一次职方，替换藏于职方的旧图。从隋至北宋，地图始终作为朝廷掌握地方地理的重要政务文书处于常规制度之下，定期更新、呈送。
二、唐宋图经的非常规编修
图经的最早记载见《华阳国志》所引《巴郡图经》，官修地方撰述普遍以“图经”命名始自隋代。值得注意的是，图经并非随着唐朝的建立，就立刻在各州普遍推行。唐代图经在碑记、表章中明确引用的时间多在开元、天宝以后，尤以大历、贞元、元和、长庆时期最为集中。尽管图经被引用的时间不能直接反映其撰修时间，但从敦煌文书和传世文献来看，高宗以前的图经记载几乎一片空白。王德琏高宗年间编修《饶州记》，自叙详载古人之迹、水陆体势、习俗风谣，刺史事迹，又记营县废兴、府寺、山水川源，其类目与敦煌P2005文书有诸多重合之处。若此时饶州已行用官修图经，何烦迎合地方长官另编一著述，以便观者“庶其观者不出户，而备览土地风俗焉”。
与隋至北宋稳定运行的地图造送制度相比，图经撰修并无常规制度，其撰修和续撰往往依赖特定政治契机的推动和地方长官的维持。唐前期河陇图经固定的规范类目说明图经初始撰修动力源自朝廷的统一诏令，因而呈现出标准文书的形态。但在非常规的造送制度下，中央未建立图经常态征集和管理机制，仅偶有敕令征集图经，如开元五年（717）褚无量建议行幸所到州县据图经录报，属于临时的政务举措，事实上未将地方图经纳入持续更新的档案体系。图经编修、续撰活动取决于地方长官，缺乏来自中央的制度约束，难免懈怠，流于形式。因此，在唐代看似地方普遍撰修图经的繁荣下，图经的撰修和保存程度因时因地不同，地理内容的及时更新程度也往往滞后。逮至北宋，唐朝由地方主导的图经编修模式让位于中央统一管控下的政令，图经编修主导权收归中央，统一颁下四方，体例、内容更为规范，但仍然没有固定的编修周期。
（一）作为地方撰述的图经和隋代的编纂
图经在隋代地方的流行和使用较为模糊。如前所述，隋大业年间地方通用的地理文献并非图经，而是地图，地方所进地理文献包括文字形式的风俗、物产和独立的地图。《隋志》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书为大业年间大规模地方信息普查的结果。诸郡所上形式如何，史无明文，地图之外，地方是否已经有固定体例的“图经”也颇为可疑。《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征引“隋图经”之名出自郎茂《诸州图经集》，郎茂“图经”的定名很可能并非由于隋时地方已通行有一种被称作“图经”的文献，而是采汉魏旧名。郎茂与崔祖浚共同撰修《州郡图经》，完成时间当在大业八年（612）郎茂获罪离京之前。郎茂约大业二年、三年任尚书左丞，因此能够将诸郡上尚书省的“条其风俗物产地图”纂修成书。
《隋书·经籍志》另载《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不著撰人，该书和郎茂《州郡图经》很可能同是将通过“地方——上省”行政程序获得的资料汇辑而成的产物，但前者侧重物产、土俗。《太平寰宇记》引《隋图经》佚文，主要与山、川，碑刻、祠庙等古迹所在位置及典故有关，部分条目涉及物产、风俗，郎茂将汇辑的文书资料定名为“图经”，书成藏于秘府，似未再分郡颁下地方。是书100卷见载《旧唐书·经籍志》，开元时仍存，故《文选》李善注能够引用《上谷郡图经》《宣城郡图经》《弘农郡图经》《江都图经》《东郡图经》《历阳郡图经》等，题名是就其具体郡名篇章而言。
《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引《隋图经》，记载了开皇十六年（596）增置的弓高、赞皇、唐、新乐、易、交城等县，开皇十八年改易县名的柳城、稷山等县，载大业初所置宕昌郡、绛郡、马邑郡、渔阳郡、魏郡，又记仁寿三年（603）分置濛、凯、简州，炀帝大业二年（606）废省三州各县属益州之沿革，可证图经时间在大业以后。与此同时，图经佚文不乏大业二年省废州县、三年改州为郡之前的痕迹，保留了诸如开皇初已废的丰州，大业初并废的丹州、并州，开皇十六年置但大业初并入石邑的鹿泉县，大业三年已改名为卫县的朝歌。一方面，图经、地图可能摘抄旧文，已废、已改州作为区划沿革的一部分得到保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隋炀帝初改州为郡，行政建置在使用中的混乱现象，故郎茂题名为《州郡图经》。
（二）中央和地方双重动力下河陇图经的撰修与续补
武周时期，图经逐渐成为地方撰述的标准体例，在地方普遍流行和使用。《沙州图经卷第一》（S.2593））、《沙州图经卷第五》（P.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P.2005、2695）是唐代图经典范之作，《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呈现了武周至开元年间，地方图经由历任刺史陆续增补、删减的动态撰修过程。中央政府的推动是唐代图经编修的源动力，P.2005分门别类列出水、渠、泽、堰、堤、殿、咸卤、湖泊、驿、州学、县学、社稷坛、杂神、异怪、庙、冢、堂、土河、古城等事项，附云：
监牧 羁縻州 江河淮济 海沟 陂宫 郡县城 关铲津济 岳渎 铁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节妇列女 营垒 陵墓 台榭 邮亭 矿窟 帝王游幸 名臣将所至 屯田
右，当县并无前件色。
沙州按照规定的标准清单陈述事类有无，这一过程揭示了图经撰修不仅是地方的自发行为，还受到朝廷为了解地方风土、在疆域范围内推行普查活动的影响。地方响应朝廷政令编修完成之后，图经的编纂和续补便由地方刺史主导。李无亏载初元年（689）至延载元年（694）任沙州刺史，继任者依次为陈玄珪、李思贞、能昌仁、杜楚臣。但P.2005仅记载李祖隆、李无亏、陈玄珪、杜楚臣4位刺史事迹。刺史功绩在唐图经及南宋以后地方志中的存录，与推动撰修或补撰的地方长官本人有直接关联。本文书记载李无亏修建水利设施和驿路的功绩，夸耀其家世、勋爵，尤其是节取天授二年（691）李无亏进祥瑞表奏四条、载初元年采录民间歌谣状，足见李无亏本人在图经撰修过程中的深度参与。
高宗、武后时期是沙州乃至河陇图经奠基时期。传世文献中有确切时间的唐朝图经最早出现在景龙中至景云二年（711）间，时任安西大都护郭元振通过验查图经知晓毒河源头在安西南、葱岭西北，此图经很可能是安西都护府或周边地区图经。景龙二年（708），梓州玄武县与简州金水县竞争铜官坑，侍御史即依据两县图经，判定铜官山当归属玄武县，图经编纂更在此之前。敦煌文书又将图经上限的记载提早到高宗、武周时期，《沙州图经卷第五》有武周新字，《西州图经》（P.2009）与李无亏在任时间也略有重合。《西州图经》多处出现“庭州”地名，庭州贞观二十年（646）置，后渐“萧条荒废”，显庆中重置，长安二年（702）改置北庭都护府。《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载西州四至道里，皆称“北庭”，不称“庭州”。据此推测，《西州图经》编撰时间当在显庆以后、长安二年前。
大中五年（851），张义潮兄弟奉陇西瓜、沙、伊、肃11州天宝时图经、户籍归唐。由此推知，天宝时陇西各州已普遍撰修图经，但陇西地方图经的撰修在天宝之后已经停滞。《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武周后至开元四年（716）间皆无相应补修痕迹，仅记开元四年修葺张芝墨池兼立庙事，详列县令赵志本及当地望族张氏众人姓名，P2005全卷叙事以“州”为道里基点，唯“张芝墨池”条以县为道里起点，系当时官员或张氏后裔出于自矜目的补入。沙州各图经的例子表明，是否补撰，何时补撰，取决于地方主政者意愿。
（三）图经非常规的编修、补撰与他途
如前所述，河陇地区的图经在武周时期中央政令的推动下已渐趋完善，政令推行范围必不限于河陇地区。但开元、天宝年间的记载表明，即使是政务最为规范的盛唐，朝廷也未能全面掌握各州图经。开元五年，褚无量上表请求令玄宗自长安幸洛阳途经各州县“据图经具录先报”应当致祭的名山大川、帝王忠臣烈士陵墓；天宝五载（746）正月，玄宗“令所司各据图籍改定”重复和荒诞不经的山水名称，次年朝廷方统一颁下。山川、陵墓是图经必备类目之一，正是由于唐代图经缺乏定期造送的常规制度，朝廷难以一一确知地方风物的详细情况，只能由地方长官查考本郡地图、图经后上报，即所谓“具录先报”“所司各据”。
尽管图经体例来自中央规范，但文献记载表明，图经的编修和补撰由地方主动进行，因而导致地方通行的图经版本始撰时间有先后，早至武周，晚至上元以后。图经的补撰不是常规活动，故同一署名版本的图经可能百年间在乡土中代代相传。图经撰修者身份多元，夔州、湖州、润州图经撰修者分别为郡参军源乾曜、游士陆羽、邑人孙处玄。源乾曜景云中迁谏议大夫，神龙二年（706）前为夔州参军。源乾曜图经见长庆二年（822）刘禹锡《夔州刺史厅壁记》、会昌五年（845）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刘禹锡称其“言风俗甚备”。陆羽图经见颜真卿大历七年（772）至十二年任湖州刺史时的碑记，引用内容包括项王神灵事迹，西亭距城里数、乌程县步数。贞元十五年（799）顾况受李词委托撰写《湖州刺史厅壁记》，也参考了陆羽图经。陆羽至德、上元间寓居吴兴，著有《吴兴历官记》3卷、《湖州刺史记》1卷，图经之作盖亦在此时。
《旧唐书·经籍志》载孙处玄《润州图经》20卷，孙处玄长安中任左拾遗，神龙初弃官归乡。阙名《重修顺祐王庙记》记述庙祝张文瑾先天二年（713）重新雕刻神仪的事迹，云八月工毕，其文引孙处玄撰《重修顺祐王庙碑》《润州图经》，孙氏碑记作于先天二年三月，则《润州图经》先天二年业已成书。值得注意的是，阙名《记》揭示了孙氏碑撰作背景，“成公奉计入朝，言发朝夕，吴郡孙处元撰碑”，孙氏《碑》详载前刺史毕构、今刺史韦铣、司马成敬亲自参与致飨，盛赞上下官吏德行，且曰三月戊寅功毕。事实上由《记》可知，八月方才工毕，即孙氏《碑》特为司马成敬入计而作。开元制，造籍之年州县户籍三月三十日纳讫，装潢之后送尚书省，尚书都事须六月一日召集诸司令史核覆各州计帐使所纳计帐，则“成公奉计入朝”的时间当在四月至六月之间，正与孙《碑》特意制作的时间对应。祠庙是图经类目之一，但承担起地方官吏彰显政绩、与中央交通的作用的是单独的碑记，而不是及时更新的图经。
图经是否修撰或补撰不在朝廷规定之内，也就导致地方官员对图经续撰积极性不高，前述间隔十数年的写作者仍然不得不参照同一版图经。与沿用开元、上元前旧图经相应的是，部分偏僻荒远州县直至元和年间仍然缺乏可参考的图经。柳宗元《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诗中记述唐廷采柳州风俗、柳州无典籍可征事，“《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至贞元年间贾耽撰《华夷图》才有柳州山川风俗的记载。面对唐廷征求遗俗的命令，柳宗元不得不尝试从《周书·王会篇》等典籍中寻找相关记载。
由于中晚唐时期修撰、补撰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吏，各地图经的撰修和保存情况各不相同。依赖旧经，图经损毁、零落，不加以补撰者有之，如《西蜀图经》“主兹务者不胜其烦，遂尽削而潜焚之。长吏至，即据显者集为一轴以献，繇是百不书一”。新修、新撰者亦有之，吴与《漳州图经序》载州郡沿革止贞元元年（785），记兴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惎录奏，贞元元年十一月敕从之，此版《漳州图经》撰述于漳州迁治这样的大事之后。一说作者吴与是元丰五年进士及第的宋人，但该《序》自称“皇唐”且沿用兴元二年年号，当是唐人记当时事。淳熙四年（1177）颜师鲁《漳州重建州厅记》“尚叹息四百年间漫无所考”，若北宋末另有吴与《图经》，何至全然不叙北宋建置沿革，而致颜师鲁有此慨叹。
世殊事异，如何弥补图经内容不足，是地方官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晚唐的地方官吏借助图经之外的多种文本体裁作为图经的补充。地图、图经之外，由于二者固定体例和类目的局限，中晚唐以降的地方也转而寻求其他非官方标准的体例和载体书写地方叙事。厅壁记盛行于中晚唐，记载州郡历代沿革和刺史德政是刺史厅壁记的常见内容。新任地方官吏借助图经、地图了解地方基本信息，撰写厅壁记，但反之，厅壁记也可用来增补图经滞后不足之处。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介绍湖州沿革、土贡物产，记叙重点在刺史沿革，择取东晋以来及唐代名刺史，略述大历以来刺史颜真卿、袁高、于、刘全白、李锜事迹，赞美现任刺史李词显赫家世、仕宦经历，到郡为政功绩。顾况“总两家之说”，搜集晋至唐刺史总计197人，“两家”即李纾旧《厅壁记》和陆羽《图经》。陆羽曾著《历官记》《刺史记》，所撰图经很可能囊括了二书对前代刺史的记载。唐代的历任刺史，尤其是上元至建中二十年间或依据前吏部侍郎李纾旧记。以厅壁记补本州图经缺漏的做法又见夔州，刘禹锡《夔州刺史厅壁记》总叙夔州春秋以来沿革，尤详于武德至开元都督府设置，天宝乾元间州郡更名及防御使置罢，自叙“今以郡国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事实上是增补源乾曜图经开元以后的内容。李贻孙承刘禹锡厅壁记后，在刘禹锡补充州郡更名基础上，续补夔州都督府“或加或去”、今为都督府的沿革变化。
除厅壁记外，地方长官主导了多种体裁地方记、志的编纂，尤其是开辟图经之外的新体例。约永泰二年（766），刺史封某网罗搜集义宁以来刺史名氏，纂《九江郡国志》。因西蜀图经百不存一，户曹参军蔺宏宗草成书稿，西川节度使白敏中更命幕僚卢求刊益，卢求“不欲以图经为目”，“搜访编简”，撰《成都记》5卷。中和二年（882）崔致远补柔远军从事吴降《录异图》，且曰“交趾四封，图经详矣。然而管多生，境迩诸蕃，略采俚谭，用标方志”，则是在图经之外，另开辟“录异”为方志的传统。搜编“俚谈”的做法不仅见于边疆地区，乾宁三年（896）乌程县令余某延请县人太学博士邱光庭增补本县故事，唐初苏颋、大历中李绅轶事两则图经皆不载，杨夔慨叹“岂前政之未知乎，抑知而不为乎”，更可见增补图经在唐中后期不是常见的做法，也非地方长官职责分内事务。
（四）官方主导编修下的北宋图经
与唐代的地方主导模式不同，北宋图经的编修是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下的行为。北宋官员严格区分图和经的性质，李宗锷强调“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地图由地方政府依照规定周期造送，“载言”之作图经的搜集则通过统一诏令的方式，在中央政令的规定下不定期撰修，但两次图经之间间隔数十年，更可见图经的撰修并非轻而易举，而是耗时费力的大事。北宋图经的一般流程是州府编修、进呈图经，中央政府选派官员刊订，书成颁下。大中祥符图经编修即经历了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过程，“亟诏方州，精加综辑。曾未半载，悉上送官。……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各州纂辑资料，李宗锷笔削褒贬。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中央政府制定凡例，“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由朝廷颁下，书成之后无需再有地方政府进呈中央的环节，所谓职方“掌受诸州图及图经”，其“受图经”指藏书而言。
北宋一朝有四次纂修，两次颁定天下图经的行为：开宝四年（971）任命卢多逊撰修未成，开宝六年卢多逊另从江南取得十九州图经，八年另任命宋准修定诸道图经，是为《开宝图经》。景德四年（1007）真宗令诸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补图经缺漏，又命孙仅总校，但孙仅以诸道体制不一，请“创例重修”。此次重修以真宗东巡所过州县图经为先，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李宗锷《新修诸道图经》1566卷修定进上，并令职方“遍牒诸州，如法收掌”。次年八月别写录颁下诸道图经，共计342本，是为《大中祥符图经》。
尽管祥符有图经“每闰依本录进”的规定，但似乎并未推动图经定期增修，李宗锷所修祥符图经至南宋初仍是各州府图经重要基准。祥符图经以降，南宋由地方官推动、佐吏和士人参与的图经或地方志编纂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再无权威图经的编纂。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增补祥符图经阙漏，撰《图经续记》3卷及《吴门总集》，元丰距祥符70余年中“其间近事，未有纪述也”，至元符年间苏州通判祝安至州，从朱长文子耜处得到《续记》前，所见仍唯有旧祥符图经。绍兴九年（1139）距祥符图经颁下已128年，《严州重修图经》仍是在祥符旧经基础上辑补广新。陈仁玉追忆杭州旧志，上溯乾道初周公淙《志》，周《志》又“因祥符之旧，始为之志”。歙州自祥符图经之后，前书皆废，祥符图经又毁于战火，故自绍兴后至淳熙《新安志》编成的五六十年间，地方官府只能抄取计簿文书，加以里魁亭父之隐实编为册，作为了解地方的辅助。
祥符图经是南宋方志编撰的范例和重要资料来源，现存宋元方志有多部大量征引了“祥符旧经”“祥符经”。前举淳熙《新安志》最终编成得益于从民间重获《祥符图经》，则“纲目粗设”。曾丰举隆兴府宋以来图经方志，仅有《祥符图经》、宣和洪刍《职方乘》等3书，淳熙《隆兴府图经》是在曾丰覆校3书，增乾道、淳熙以来事迹基础上，经郡上佐、郡士等多人制定凡例，编摩、笔削而成。谈钥嘉泰元年（1201）所编《吴兴志》，常引“旧经”“统记”，前者指祥符图经，后者指真宗时左文质撰《吴兴统记》。
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从今存宋初文献中辑佚隋唐五代旧图经，将所有图经视为宋前图经，从而强调唐代州郡普遍撰修图经，不免有扩大之嫌。辑佚图经的重要文献《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及稍晚，彼时宋开宝八年已修成图经。尤其是《太平寰宇记》书成乐史一人之手，体例相对一致，且引文标注明确出处，其文引“隋图经”“旧图经”“图经”，考虑到宋开宝八年即有通行天下之图经，“图经”或指开宝图经，“旧图经”指宋前唐、五代旧经。《太平寰宇记》“宜州”引《图经》云：（羁縻十六州）“见管逐州山川、四至、户口、城县、河江、古迹可得而观……所有赋租，宜州差人征催，皇朝因之。”知此《图经》有宜州及所管羁縻州户口，而宜州户云“旧户图籍不载”，载“皇朝”主、客户数，其后温泉、思顺等羁縻州，亦载“今管主、客”，明此《图经》为宋初图经。
据图经名判断图经时间应避免以下误区。首先，因图经以郡命名判断成书于唐天宝至乾元之间不甚妥当。唐之郡名流行于宋代为州之雅称，《元丰九域志》具载每州郡名，北宋之《吴郡图经续记》，南宋初乾道之《四明图经》，淳熙之《新安志》，嘉泰之《会稽志》《吴兴志》以郡名或别名称。其次，据北宋州县改置判断该图经时间在北宋以前，忽略了北宋图经的编纂时间和州县更名废置时间的先后。如《太平广记》引《朗州图经》二则，有学者认为朗州“北宋初改为鼎州”，为隋唐时代作品，但朗州改鼎州在大中祥符五年，开宝图经在更名之前。再如《太平御览》引《邺县图经》，《太平广记》引《莫州图经》有莫县，学者以为邺县、莫县北宋皆废，故图经撰成于隋唐时期，然而莫县、邺县熙宁六年废，不能作为否定其为宋开宝图经的依据。
三、唐代图经和地图的地方意义
尽管唐代图经的编修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但作为中央朝廷规定的地方撰述的标准模式，其纲目有成规，其所叙州县风土，是地方文化传统历史合法性的来源。作为一种官方的、具有地方史书意味的撰述，图经在地方治理中逐渐具有权威地位，影响了州县对地方政治、文化、空间的认同。同时，地图由于其空间可视的表达形式和及时更新的特点，不仅是中央朝廷认知地方地理的基础，也成为州县治理的必备工具。本节将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探讨图经、地图如何在行政中使用、阐释。
唐中后期，地方佐吏向新任地方官吏呈递图经已成为必要程序之一，所谓新任官吏，不仅包括州县长官刺史、县令，也包括主要僚佐长史、参军等。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长庆三年）想象郑权到任岭南节度使场景，云“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节度使到任，管下各州应送呈图经给节度使。前引卢求新撰《成都记》，据卢求追叙，早先西蜀图经详备，朝野人士多求借图经写录，“主兹务者，不胜其烦，遂尽削而潜焚之。长吏至，即据显者集为一轴以献，由是百不书一”。如前所述，唐前期各州已普遍撰修图经，但后续补撰缺少强制力的约束。一方面，向新任地方官吏献图经是惯例；另一方面，地方长官能看到的图经有可能是陈旧的、残损的。
理想情况下，州县官吏通过版籍了解户口、赋税等统计信息；通过地图、图经掌握地理要素和风土人情。地方官吏从图经了解历史沿革、山川源流、人物掌故、祠庙古迹、道路交通等政务施行和地方交接的基础知识。祠庙信仰是地方传统的重点，神祠历经数朝不衰，地方长官和上佐应到郡礼谒，官吏祭祷的态度被认为与一地是否风调雨顺息息相关，“前后二千石及上佐下车。辄先祭而始莅职。如慢黩不虔。应时致祸”，如遇风雨灾荒，地方长官应遣人或亲自致飨。由唐人碑文引图经可知，图经记载包括祠、观、庙列圣事迹、灵应故事，建置、修缮缘由等各个方面。雷闻认为，中晚唐图经“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确定祀典的主要依据”。图经辅助地方长官了解下情的功能延续到了北宋时期，乾兴元年（1022）寇准贬雷州司户参军，“既至，吏献以图经，首载州东南门至海岸十里”，向新任地方官进献图经是公认的程序，新到任者也需要借图经了解州县基本地理。
在地方上，唐代图经扮演了权威的文化资源宝库的角色，可以提供故事、旧制供官长参考。殷侑奏改当管与陵号、它州县同名四县，新改县名取自图经所载乡名、水名，桂州永丰县、富州开江县、唐州平原县各据《图经》所载水名改为丰水县、马江县、思和县。图经记载故事，为施政者提供可以效法的范例和纠正的目标。《图经》载丹徒练湖周回40里，便于灌溉和水路交通，刘晏任转运使时已被当地百姓筑堤横截14里，两相对比可见近年隔断情况，故刘晏奏请禁止隔断练湖。苏州旧有常熟塘，图经载其灌溉之利甚详，贞元以来渐淤泥堆积，刺史李素、县宰李暵、主簿李仲芳等人疏凿旧塘以期恢复灌溉的功能。兖州莱芜县县小户少，节度使曹华奏仿贞观三年（629）废莱芜入博城县故事，并莱芜入乾封县。对比故事和新变化，也可彰显为官政绩，如杭州图经载钱塘湖“湖水溉田五百顷”，白居易时经改进堤防和蓄泄，可灌溉的公私田多达千余顷。
地图载体本身的特性使其能够更具象呈现空间，唐五代地图的定期呈递制度又意味着地域上更广泛的普及、内容上相对图经更高的时效。将地图作为处理地方事务参考的传统可上溯曹魏，孙礼以天府藏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清河、平原争界案，孙礼所利用地图是曹叡封平原王时地图，较为特殊。至南朝梁，已出现供太守政务参考制作的郡图，陆倕赴任浔阳郡，未至而教曰：“贵郡图载，其具存方策。……所撰郡图，可勿亲用。”唐代县级政区未必有独立的图经，但绘有地图，柳宗元撰《武功县丞厅壁记》，凭借陈南仲族子陈存所持武功县地图为记。
事实上，地图在地方为政中同样重要，与地方官吏至州查阅图经类似，文献记载了不少刺史按检地图的例证。州刺史不仅借助州地图查找祠庙、坟墓等古迹，还依据州图规划水道。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结据州地图查找舜陵、舜庙，不知处所，立庙西山。元和九年（814）道州刺史薛伯高查考道州地图，得象祠，以为淫祠，亟命毁是祠。范传正按察宣州地图，检得当涂县李白坟墓所在。李濆于滁州东北10里得古溪，标注在地图上皇道山之右。地方长官利用地图观察地形地貌，兴修水利。贞元初，杜亚出镇淮南节度使，“既下车，乃验图考地，谋新革故”，依据州图所画地形水势，谋划通爱敬陂贺句城湖，并“图以上闻”。卢钧僚佐李从事览地图见“北尽南阳故地”，疑此为古召堰，遂为卢钧谋划复召信臣故堤，凿枯沟，析为南流以广灌溉。即使某地确有图经，地方官仍会依赖地图获取信息，图经无法完全取代地图的作用。颜真卿在抚州时，抚州有图经，“一日按地理图，得属邑崇仁县华盖山有王郭二真君坛存焉。欣睹异事，未原其始”。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先引《归州图经》介绍屈原身世，又考“图籍”，得屈原旧宅在“州之东偏十里而近”，从叙述方式推断，此图籍当指州图。
地图造送是王朝常规政务，地图通过定期造送制度被纳入档案体系，成为王朝权力疆域的象征。从隋文帝时樊子盖进《岭南地图》，至元和年间田弘正献朝廷表忠心的包括献地图、编口籍、修职贡、上吏员一系列举动，元和十四年（819）收复河南平卢、淄青12州后即呈送地图、户版给宪宗，地图的功能一以贯之，兼具覆视方域的实用价值和归属王朝版图的象征意义，宪宗通过阅览新进地图、户版，设置了包括天平军节度使在内的方镇及军额，正反映出中央朝廷通过地图指掌地方的实用功能。
四、结语
从隋唐到北宋，地图与图经作为地方地理的主要载体，其编纂制度和实际运用呈现出显著差异。地图形成定期造送、统一纳入档案的常规渠道，唐代图经虽未形成常态的、长期的编修制度，却因其官修体例和记载风俗、故事等应用知识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唐代图经没有强制编修和续撰的制度，但由于图经在地方官交接、祭祀、水利修治等政务中反复被援引、使用，图经遂在普遍意义上被认为是州郡应设的常典。地图以其更新及时、形象直观的特征，不仅成为地方治理的常规工具，也在王朝中承担了疆域象征和指掌地理的双重功能。
地图、图经编修是否形成制度性的规定，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地理内容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流散的重要命题，关系到隋唐地理总志的撰修程序及内容来源。图经在隋唐时期的完善、流行，为北宋朝廷撰修天下图经奠定了体例、内容和制度上的坚实基础。北宋图经从地方自发的撰述、续补上升为中央统一部署的修撰活动，进一步整饬和规范地方地理内容，州县地理不仅是地方记述风土的文书，更是王朝的治理资源。更加普及和标准的图经日益成为地方表达认同和秩序的文化象征，进而为南宋地方志的成熟准备了条件。
来源：地方志研究（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1期）
作者：陈锐霖（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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