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牲口那天，整个生产队跟炸了锅一样。
会计赵德厚站在场院中间，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册子边角卷得跟炸油条似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全队八十三户人家的名字。他身后是牲口棚，里面拴着队里攒了二十年的家底——三头牛、五匹马、四头骡子、两头驴，还有一匹谁都不想要的豁牙老骆驼。
场院上围了一百多号人，抽烟的、吐痰的、交头接耳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旱烟叶子和牲口粪尿混合的味道。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地上的影子缩成一小团，每个人的脸都被晒得油光光的。
那是1983年的秋天。
解散生产队的消息是八月传下来的。上面开了会，说以后不搞大集体了，地分到户，牲口也分到户。消息一出来，整个村子就变了味。有人高兴，有人发愁，更多的人是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以后不用听队长吆喝了，发愁的是往后这日子就得全靠自己了。
高兴的人里头，有我爹一个。
我爹叫刘德财，在村里属于那种干啥啥不灵、吃啥啥不剩的主儿。生产队的时候他还能混个满工分，反正大家一块儿磨洋工，多他一个不多。可这要分家了，他那个愁劲儿上来得比别人晚了整整半个月。等别人都愁完了开始盘算怎么种地了，他才后知后觉地慌了神。
“长河，你说咱家能分个啥？”
我叫刘长河，那年十九岁，初中毕业在家里待了两年，整天跟着队里的大车跑运输。听见我爹这么问，我说分啥都行，只要有口气儿的，总比分块石头强。
我爹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的烟。
分地的事前三天就定下来了。按照人头，我家分了十一亩二分地，三亩水浇地在河湾那边，剩下八亩多是旱地，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块。我爹拿着地契看了半天，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发愁，最后把地契往炕席底下一压，说了句“种吧”。
然后就到了分牲口这天。
会计赵德厚站在场院中间，清了清嗓子，那动静跟老驴叫唤似的。周围叽叽喳喳的声音慢慢静下来，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手里那本花名册。
“都听好了啊，今天分牲口，规矩我再说一遍。”赵德厚把嗓门扯得老高，“队里现有的牲口，按市价估了值，每家按人头上限，先挑后算账。你挑的牲口价钱超过你该得的部分，掏钱补给队里；不够的，队里补钱给你。都听明白没？”
人群里哄了一声，表示听明白了。
“那行，现在开始。第一家，赵德厚。”
会计把花名册往胳肢窝底下一夹，转身就朝牲口棚走。人群里立刻炸了锅，有人喊“凭啥你先挑”，有人骂“黑箱操作”，赵德厚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凭我是会计，要不你来算账？”
他挑了那匹最好的辕马。
那是一匹五岁口的青骒马，身高体壮，四条腿跟柱子似的，拉起大车来一个顶俩。队里往年交公粮，全靠这匹马打头。赵德厚把那匹马牵出来的时候，马打了一个响鼻，前蹄刨了刨地，一看就是好牲口。
我听见身边好几个人同时骂了一声。
接下来是第二家，队长周满仓。周满仓没要马，挑了一头四岁的黄犍牛，骨架大，膘情好，一对角又粗又亮。他把牛牵出来的时候拍了拍牛脖子，冲人群里笑了笑，说这牛耕地有劲。
第三家是民兵连长孙大彪，牵走了另一匹好马。
第四家是会计的小舅子，牵走了一头驴骡——公驴配母马生的，体型比马小，比驴大，耐力好，干活儿实在。
人群里的骂声越来越大，但该挑的还是接着挑。这就是规矩，从古到今都一样——分东西的时候，定规矩的人先拿，拿完了才轮到剩下的人。
我和我爹站在人群最外边。
我爹个子矮，踮着脚往里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别把好的都挑走了，别把好的都挑走了……”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说爹，咱家排在第六十七位，轮到了还能有好东西？
我爹不说话了。
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场院上的人少了一半。挑到牲口的人牵着手里的牛马骡驴往家走，脸上带着各不相同的表情。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有骂骂咧咧的，有一言不发闷头走路的。
挑到第五十三家的时候，好牲口已经全没了。牛剩下一头老得牙都掉了半嘴的老黄牛，马早就没了，骡子剩下一头瘸腿的，驴剩下一头小得跟狗似的驴驹子，还有那匹谁都不肯要的豁牙老骆驼。
第五十三家是王寡妇。她在花名册上看了半天，最后选了那头小驴驹子。牵出来的时候驴驹子赖在地上不肯走，王寡妇拽着缰绳拖了十几步，驴驹子四蹄撑地，脖子伸得老长，跟拔河似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
王寡妇涨红了脸，使劲一拽，缰绳从驴笼头上滑脱了，她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人群笑得更响了。王寡妇坐在地上愣了两秒钟，然后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重新把缰绳拴好，这回她没硬拽，蹲下来摸了摸驴驹子的脖子，不知道跟驴说了句什么，那驴驹子居然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笑的人不笑了。
我看着王寡妇牵着小驴驹子的背影，觉得这个村里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点说不清的东西。
轮到第六十七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赵德厚看了看花名册，喊了一声：“刘德财。”
我爹赶紧挤过去。场院里只剩下那头老黄牛、那头瘸腿骡子和那匹豁牙老骆驼。老黄牛趴在地上，嘴里慢悠悠地反刍着，眼皮耷拉着，一副啥也不在乎的样子。瘸腿骡子站在一边，右后蹄虚点着地，不敢吃劲。它的毛色灰扑扑的，身上有几块地方的毛都磨秃了，露出灰白色的皮。个头倒是比普通骡子大一圈，骨架也粗，就是瘦，肋骨一根一根地撑出来，像搓衣板。
老骆驼没人看。它自己待在最角落里，豁开的嘴唇里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嘴角流着一线口水，眼神是一种看破红尘的淡然。
我爹在这三头牲口面前转了三圈。
他先看了看老黄牛。老黄牛抬起眼皮瞄了他一眼，又垂下去了，那个意思是：爱买不买。
他又看了看豁牙老骆驼。老骆驼冲他打了个喷嚏，喷了他一脸唾沫星子。
最后他站在了瘸腿骡子面前。
“长河，你看这个咋样？”
我蹲下来看了看骡子的右后蹄。蹄子倒是没什么外伤，就是不敢踩实，不知道是筋还是骨头的问题。骡子的耳朵往后抿着，眼睛半睁半闭，整个神态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不是害怕，不是痛苦，倒像是……在等什么。
我说爹，这骡子瘸了一条腿，干不了重活。
我爹蹲在骡子面前，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傍晚的光线里慢慢散开，罩住了他的脸。
“就它吧。”
赵德厚在花名册上记了一笔，说瘸腿骡子作价八十块，你家该得的牲口款是一百二十块，队里倒找你四十。他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数了四张十块的递给我爹。
我爹接过钱，揣进怀里，然后从地上捡起骡子的缰绳。
骡子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我记得很清楚。不是牲口看人的那种眼神，倒像是一个人在打量另一个人的那种。就那么一下，然后骡子把眼睛转开了，右后蹄还是虚虚地点着地。
我和我爹牵着瘸腿骡子往回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会计的声音：“最后一家，赵老蔫儿。剩那头骆驼，你要不要？”
赵老蔫儿的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要，咋不要。”
走了大概半里地，我回头看了一眼。赵老蔫儿牵着豁牙老骆驼，慢悠悠地走在村道上。老骆驼走一步，脖子上的铃铛响一声，在傍晚的安静里传得很远。
我爹牵着骡子走在前面，骡子瘸着一条腿，走起来一颠一颠的。我爹的步子也不大，两个人——不对，一人一骡，并排走着，步调倒是出奇地一致。
“爹，你说这骡子还能治好吗？”
我爹没回头。
“谁知道呢。”
第二天一早，我去请了镇上兽医站的葛老六。
葛老六在方圆三十里是个名人。他爹是旧社会走乡串户的骟匠，到了他这一辈学了兽医，给牲口看病的手艺是祖传的。他这人有个毛病，说话爱卖关子，啥事都不肯一口气说完，非得绕几个弯子，把人急得抓耳挠腮了才肯吐出实情。
葛老六骑着自行车来的。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个油布包，里面是他吃饭的家伙——针管、药瓶、削蹄刀，还有几样叫不上名字的铁家伙，叮叮当当地响。
他把自行车支在我家院子里，摘下头上的草帽扇了扇风，眯着眼看了看拴在枣树上的骡子。
“就是它？”
我说就是它。
葛老六没急着上前。他站在三步开外，把骡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他眯着眼睛，目光在烟雾后面闪了闪。
“牵出来，遛两步。”
我把骡子从枣树上解下来，牵着它在院子里走了一圈。骡子走得很慢，右后蹄还是虚点着，每一步落地都比另外三条腿轻，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似的。
葛老六看完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
“拴回去。”
我把骡子拴回枣树上。葛老六这才走过去，先是绕着骡子转了一圈，然后伸手摸了摸骡子的脖子，顺着脊背一路摸下去，摸到后胯的时候停了一下，用手指按了按几个位置。骡子的肌肉在他手指下面微微跳了跳，但它没动，只是耳朵朝后转了转。
葛老六蹲下来，一只手托着骡子的右后蹄，另一只手顺着蹄子往上摸，摸到膝盖——不对，骡子那叫后膝——的位置，他的手指停住了。
他按了一下。
骡子的腿猛地一抽，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但它还是没动。
葛老六的手没有拿开，又按了第二下，这回按得更深。骡子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后腿抖得厉害，但它硬是站着没挪窝。
“行了。”
葛老六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我爹从屋里端了两碗水出来，一碗递给葛老六，一碗自己端着。他问：“葛师傅，这骡子的腿……”
葛老六接过水碗喝了一大口，用手背抹了抹嘴，没说话。他又走到骡子跟前，掰开骡子的嘴，凑近了往里看了看。
这一看，他的表情变了。
他本来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突然间整个人顿住了。他把骡子的嘴掰得更开，头几乎要伸到骡子嘴里去了，看了一会儿，又把骡子的嘴唇翻起来看牙口。
骡子被他摆弄得很不耐烦，打了个响鼻，喷了他一脸唾沫星子。葛老六浑然不觉，他把骡子的嘴合上，又掰开，再看了一遍。
然后他松开手，后退了一步。
“你花多少钱分的？”
我爹说：“作价八十，队里倒找四十。”
葛老六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们父子俩都愣住了的话。
“小子，你爹捡大便宜了。”
我看了看我爹，我爹看了看我，两张脸上是同一种表情。
“葛师傅，这话怎么说？”
葛老六又摸出一根烟点上，这回他吸得很慢，烟雾在他脸前面聚成一团，把他的表情遮得严严实实。
“你们知道骡子看牙口怎么看吗？”
我们摇头。
“马骡看八颗牙，驴骡看六颗。这头是马骡，你们看它嘴里的牙——磨面平整，牙口方正，第三对切齿上的黑窝还没磨平。”他顿了顿，“按牙口算，这骡子今年最多四岁半。”
四岁半。
一头骡子正常的使役年限是十五年到二十年。四岁半，意味着它才刚刚开始干活。
“可是它瘸了一条腿。”我说。
葛老六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它没瘸。”
我和我爹同时出声。
葛老六走过去，把手按在骡子的后胯上，用力一推。骡子的右后腿突然踩实了地面，稳稳当当，一点瘸的迹象都没有。
“看见没？”
“可它明明……”
“它在装。”
葛老六松开手，骡子的右后蹄又虚虚地点了起来，恢复了之前那个瘸腿的姿态。它站在那里，耳朵朝两边支棱着，眼睛半眯着，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院子里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
我爹的烟袋从手里掉在地上，烟灰撒了一鞋面，他浑然不觉。
“它……装的？”
“装的。”葛老六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然后用脚尖点了点地面，“这骡子聪明得很。我不知道它以前经历过什么，但它知道怎么装瘸。而且装得像，我刚才按它后膝的时候，那个位置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它抖成那样，全是装出来的。”
他又补了一句：“装瘸装到肌肉都跟着配合，这种骡子我活了五十二年，头一回见。”
我走过去，蹲在骡子面前。
骡子低着头，用它那双深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那眼睛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温顺，不是倔强，更像是一种……掂量。它在掂量我这个人。
我说：“你为什么要装瘸？”
骡子当然不会回答。
它只是把眼睛转开了，右后蹄虚虚地点着地，姿态松弛而从容。枣树的影子投在它身上，斑斑驳驳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影子晃了晃，它的耳朵也跟着转了转。
葛老六在旁边又开口了。
“这骡子光看牙口还不算什么。你们看它的骨架——前胸宽，肩胛斜，四条腿的蹄子又大又圆，蹄壁陡立。这是走马的身架。”他绕着骡子又走了一圈，用手比了比它的体高，“我目测这骡子肩高在一米五五往上。普通骡子能长到一米五就顶天了。”
他停下来，看着我和我爹。
“这骡子它爹——不对，它爸，不是普通的种公马。”
我爹的烟袋还在地上躺着，他忘了捡。
“啥意思？”
“意思是它爸极有可能是一匹纯血马，或者至少是混了纯血血统的改良马。这种马当年只有部队的军马场和省里的种畜站才有。”葛老六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七几年的时候，咱们这边确实来过一批军马场的种公马，说是改良本地马种用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项目停了，那些种公马就撤回去了。但中间出过几匹混血的骡子，体形、耐力、负重都比普通骡子强出一大截。”
他看着拴在枣树上的骡子。
“如果我没看走眼，这就是其中一匹。”
院子里又安静了。
我爹慢慢蹲下去，从地上捡起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又装了一锅烟。他划火柴的时候手有点抖，划了三下才划着。
“葛师傅，照你这么说，这骡子值多少钱？”
葛老六想了想。
“市价不好说。因为识货的人没几个。你要是拉到骡马市上卖，人家一看它瘸腿，能给你出一百块就算烧高香了。”他顿了顿，“但要是有识货的……三百，五百，都不算多。”
我爹吸了一口烟，没说话。
葛老六收起油布包，跨上自行车，一只脚踩着脚蹬子，另一只脚撑着地。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匹骡子，骡子也看着他。
“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们。”
“葛师傅你说。”
“这骡子既然会装瘸，说明它之前被人使过，而且使它的人手段不轻。”葛老六的声音变得严肃了一些，“牲口不会无缘无故装病。只有被打怕了的牲口，才会琢磨出这种保命的法子。”
他的脚一蹬，自行车轱辘碾过院子的泥土，留下一道浅浅的车辙印。
“对它好点。这骡子比人精。”
葛老六走了以后，院子里只剩下我、我爹，和那匹装瘸的骡子。
枣树的影子拉得更长了，太阳快要落到西边的山后面去了。晚风从河湾那边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淤泥的腥味。远处不知道谁家的狗叫了两声，然后安静了。
我爹蹲在枣树底下抽完了那袋烟，把烟灰磕在树根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长河，把它牵到牲口棚里去。”
我家之前没有牲口棚。生产队的时候牲口都集中养在大队的棚里，各家的院子里只养猪养鸡。前两天我爹从河滩上扛了几根柳木回来，靠着院墙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顶上盖了油毡和稻草，地上铺了一层干土。
我把骡子牵进棚里，拴在一根柱子上。又从屋里端了一盆麸皮拌豆饼，搁在它面前。
骡子低头闻了闻，没吃。
它抬起头看着我。
棚子里的光线很暗，它的眼睛在暗处亮着，像是两块被打磨过的琥珀。我被它看得有点发毛，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它低下头，开始吃料。
吃得很慢。不是那种饿急了抢食的吃法，而是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像是在品尝。中间它停下来两次，抬起头看看我，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吃。
我站在棚子外面，一直看到它把盆里的料吃完。
天黑透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炕烧得热，后背烙得慌，翻个身凉快一会儿，等后背热了又翻回来。我爹在隔壁屋里也没睡着，我听见他起来三次，每次都在院子里待一会儿，然后回来。
第四次他起来的时候我也起来了。
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地面白花花的，像下了一层薄霜。我爹站在牲口棚外面，手搭在棚柱上，看着里面的骡子。
骡子卧在干草堆上，右后腿伸直了搁着。月光照在它身上，把它灰色的毛色照成了一种浅浅的银白。它的耳朵偶尔转一下，然后不动了。
听见我出来，我爹没回头。
“长河，你说这骡子之前是谁使的？”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队里的牲口来来去去，有时候从别的生产队调过来，有时候跟公社交换，有时候是上面拨下来的。这匹骡子什么时候来的我们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下午去问了周满仓。”我爹的声音在月光里听起来有点哑，“他说这骡子是前年从公社牧场调过来的。调过来的时候腿就瘸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它瘸腿，队里没人爱使，就让它跟着老驴拉磨、碾场，干点轻活。”
前年。
也就是说这匹骡子在队里待了两年，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个瘸子。
“周满仓说，牧场的人交代过，这骡子脾气怪，别硬使。问到底怎么个怪法，牧场的人不肯说。”
我爹的手在棚柱上握紧又松开。
“它装了两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匹骡子，装瘸装了两年，每天用三条腿站着，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三条好腿上，右后蹄永远虚虚地点着地。拉磨的时候一圈一圈地走，每一步都是瘸的。碾场的时候拉着石磙子转圈，也是瘸的。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个废物，没人多看一眼。
它就这么活了下来。
“爹，睡吧。”
我爹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
“长河，这骡子跟人一样。”
“被打怕了的，才最知道怎么活下去。”
第二天一早，葛老六又来了。
这回他没骑车，是走着来的，手里提着一个布袋。进了院子也不说话，径直走到牲口棚前面，把布袋打开，从里面掏出一瓶黑乎乎的膏药、一卷纱布，还有一把木头削成的小刮板。
“葛师傅，你这是……”
“治腿。”
葛老六蹲下来，把膏药涂在刮板上，均匀地抹在骡子的右后膝上。黑膏药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药味，混着松香和草药的气息。骡子站着没动，但它的耳朵朝后抿着，整个身体绷得很紧。
“它不是装瘸吗？怎么还要治？”我爹凑过来问。
“装瘸是装的，但它那条腿上确实有旧伤。”葛老六手上不停，“我昨天按的时候摸到了，后膝外侧有一条旧筋伤，伤得不算重，但一直没好利索。它装瘸是后来的事，最开始是真的瘸过。”
他把膏药敷好，用纱布一层一层地缠上，动作很轻。
“这伤是被打的。”
葛老六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有人用棍子或者鞭杆子抽过它的后腿，抽到了筋。下手不轻，而且不止一次。”
骡子的肌肉在纱布下面微微跳动着。
缠完纱布，葛老六站起来，把剩下的膏药和纱布收进布袋里。他看着骡子的眼睛，骡子也看着他。
“行了。隔三天换一次药，换五次就能好透。”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等它的腿真的好透了，它就不用装了。”
葛老六走的时候，骡子突然冲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匹骡子叫。声音不高，闷闷的，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拖着一个长长的尾音，在早晨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葛老六回过头，看了骡子一眼，咧嘴笑了笑。
“知道了，不用谢。”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这匹骡子的全部本事。
换到第四次药的时候，它的腿已经能踩实了。但它还是装瘸。只要有人看着，右后蹄就虚点着，走路一颠一颠的。只有半夜没人的时候，我透过窗户偷偷看过一次——它在牲口棚里四条腿站得稳稳当当，甚至还用右后蹄刨了刨地上的干草。
我没拆穿它。
腿好透了以后，我爹试着让它拉车。
我家有一辆旧板车，是分地的时候一起分来的，车架子还结实，就是轮毂有点锈了。我把板车推到院子里，把骡子牵出来套上车。
骡子站在车辕中间，回头看了看车，又看了看我。
它的右后蹄虚点着。
“行了，别装了。”我说。
骡子没动。
“院子里就咱俩。”
它的右后蹄慢慢踩实了。
我扬起鞭子在空中抽了一个响，没落在它身上。骡子的耳朵朝前一竖，四条腿同时发力，板车的轮子咯吱咯吱地碾过院子的泥地，稳稳当当地出了院门。
那天我们往河湾的地里拉了七车粪。
七车。
普通的骡子拉三车就开始喘了。这匹骡子拉完第七车，除了脖子上出了一层薄汗，呼吸一点不乱。它站在地头，低着头啃了几口田埂上的草，耳朵悠闲地朝两边转着，像是在听风。
我爹蹲在地垄上，看着这匹骡子，手里的烟袋忘了点。
“长河，葛老六说得对。”
“啥？”
“你爹捡大便宜了。”
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一匹有着军马血统的骡子，被人打到后腿筋伤，然后学会了装瘸。它在公社牧场待过，在生产队里装了两年瘸，最后分到了一个谁也看不上的农户家里。
它的眼睛后面藏着什么？
我试着跟它对视。每次对视超过几秒钟，它就把眼睛转开了。不是害怕的那种转开，是一种……不想说太多的那种转开。就像一个见过太多事的老头，你问他过去的事，他摆摆手，说都过去了，不提了。
有一天傍晚，我牵着骡子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口的老井。井边坐着几个老人，看见我们一人一骡走过来，其中一个叫孙有田的老头突然开口了。
“长河，你这骡子，我见过。”
我停下来。
“孙爷爷，你在哪儿见过？”
孙有田八十多岁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黄豆。他眯着眼睛看了看骡子，又看了看我，干瘪的嘴唇动了动。
“七六年，县里开物资交流会，我去看热闹。那年的交流会来了一个省城马戏团的，带着几匹牲口表演。其中有一匹骡子，会数数，会认字，会跟着锣鼓点跳舞。”
他的手指了指我牵着的骡子。
“跟这匹长得一模一样。”
骡子的耳朵动了动。
“后来呢？”我问。
“后来？”孙有田想了想，“后来听说那个马戏团散了。好像是团里的人犯了什么事，牲口都被卖掉了。那匹骡子听说被一个公社牧场买走了，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他看着我。
“如果真是那匹，你可好好待它。这牲口见过大世面，也遭过大罪。”
那天晚上，我把骡子牵回棚里，破例多给它拌了一盆料。
它低头吃料的时候，我蹲在旁边，伸手摸了摸它的脖子。它的毛比普通的骡子细，摸上去有一点滑。它吃料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吃。
“马戏团。”我说。
它的耳朵刷地竖了起来。
然后慢慢放平了。
“你会数数？”
它没理我。
“你会认字？”
它把嘴从料盆里抬起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过去的事，不提了。
我把手从它脖子上拿开，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走到牲口棚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骡子站在暗处，月光从棚顶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它身上，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光斑。
它的眼睛在那些光斑中间亮着。
第二年开春，发生了一件事。
隔壁村的吴大脑袋牵着自家新买的枣红马来我家配种——不对，是来找我家的骡子比试比试。
吴大脑袋大名吴德贵，因为脑袋大，脖子粗，被起了这么个外号。他去年冬天在骡马市上花三百块买了一匹枣红马，三岁口，身高体壮，据说有蒙古马的血统。吴大脑袋逢人就吹，说他这匹马跑起来四蹄腾空，整个公社没有对手。
不知道谁告诉他，说刘德财家分到的那匹瘸腿骡子，腿好像好了，而且有点邪门。吴大脑袋一听来了精神，非要牵马来比一比。
他来的那天，院子里围了二十多号人。
吴大脑袋的枣红马确实漂亮。通体枣红色，鬃毛又黑又长，站在院子里昂着头，前蹄不停地刨地，鼻子里喷着白气，一看就是脾气暴烈的主儿。
他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和我爹。
“老刘，敢不敢？”
我爹看了看我，我看了看骡子。
骡子站在枣树底下，右后蹄虚虚地点着地，眼睛半眯着，一副马上就要睡着的模样。枣红马冲它打了个响鼻，它连眼皮都没抬。
“怎么比？”我问。
“简单。”吴大脑袋指了指村外那条土路，“从村口到河湾桥头，来回十里地。谁先回来算谁赢。”
“赌什么？”
吴大脑袋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钱的票子，拍在马鞍上。
“十块钱。”
十块钱不是小数目。那时候一斤猪肉才一块二，十块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菜。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骚动，有人开始起哄。
我看了看我爹，我爹看了看骡子，然后点了点头。
我把骡子牵出来，套上笼头，翻身骑上去。骡子的背很宽，坐上去稳稳当当的。它感觉到我骑上来了，耳朵朝后转了转，像是在确认背上的人是谁。
“走着。”
吴大脑袋双腿一夹马肚子，枣红马长嘶一声，箭一样蹿了出去。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马蹄声密得跟擂鼓似的，转眼就窜出去几十米。
我的骡子没动。
它站在原地，右后蹄还是虚点着，眼睛还是半眯着。
人群里有人笑了。
“刘长河，你这骡子是不敢跑吧？”
“赶紧的，人都跑没影了！”
我俯下身子，凑到骡子的耳边。
“行了，别装了。这一仗，你给我挣回来。”
骡子的耳朵刷地竖了起来。
然后它动了。
没有扬鞭，没有夹腿，什么都没有。它自己就动了。
先是慢走了两步，然后步子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快。从慢走到快走，从小颠到大颠，然后——
它跑起来了。
我骑过队里的马，也骑过别人家的骡子，但我从来没有骑过跑起来是这样的牲口。它的四条腿像是装了什么机关，步幅极大，每一步落地都又轻又稳，几乎没有颠簸的感觉。风灌进我的耳朵里，嗡嗡地响，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地往后倒，快得连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我们追上了吴大脑袋。
不是慢慢追上的，是像一阵风一样从他旁边超过去的。超过去的那一瞬间，我侧头看了他一眼。吴大脑袋骑在枣红马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他的枣红马正在全力奔跑，口吐白沫，脖子上的鬃毛被风吹得根根竖起——但我的骡子超过它的时候，甚至没有喘。
骡子的耳朵笔直地朝前竖着，四条腿的节奏均匀得像一台机器。它的右后蹄——那条装了两年瘸的腿——每一步都踩得又稳又实，推动着整个身体往前冲。
到了河湾桥头，我勒了勒缰绳，骡子稳稳地减速，掉头，然后不用我催，自己又加速往回跑。
回去的路上，它比来的时候跑得还快。
我后来才知道，骡子这种牲口有一个特点——它一旦认准了方向是回家，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我们回到村口的时候，吴大脑袋的枣红马还在半路上。
围观的人群安静了。
我翻身下马——不对，下骡。骡子站在那里，浑身出了一层薄汗，呼吸比平时稍微急促了一点，但四条腿站得稳稳的。它把右后蹄在地上刨了刨，然后恢复了那个虚点着的姿态。
又开始装了。
我把吴大脑袋的十块钱接过来的时候，他的手是抖的。
“刘长河，你这骡子……”
“瘸腿的。”我说。
吴大脑袋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骡子一眼。骡子半眯着眼，右后蹄虚虚地点着地，一副马上就要站不住的样子。
吴大脑袋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人群散了以后，我把骡子牵回牲口棚。卸了笼头，给它打了一盆清水，又拌了一盆加鸡蛋的料——那是我爹交代的，说立了功得加餐。
骡子低头吃料的时候，我蹲在旁边看着它。
“你以前跑过比赛？”
它的嘴停了一下。
“马戏团也赛跑？”
它继续吃料。
“你还会什么？”
它把嘴从料盆里抬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它低下头，用右前蹄在地上划拉了几下。
我凑过去看。
泥地上一共有四道划痕。
三道长的，一道短的。
——三长一短。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老人，才知道有一种古老的骡马计数方式，就是用蹄子在地上划。三长一短，在某些地方的暗语里，代表一个数字。
十三。
它到底在十三岁？还是它参加过十三场比赛？还是它有十三个主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四道划痕被它自己用蹄子抹平了，然后它低下头继续吃料，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年秋天，来我家看骡子的人越来越多。
有出三百块的，有出四百的，最高的一个贩子出到五百五十块。我爹蹲在门槛上，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又磕，最后说了两个字。
“不卖。”
贩子走了以后，我问爹，为啥不卖？五百五，够咱家花好几年了。
我爹看着牲口棚的方向，沉默了好一会儿。
“它不是牲口。”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进屋了。
我站在院子里，枣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落在牲口棚的油毡顶上，沙沙地响。
骡子站在棚子里，右后蹄虚点着地，耳朵朝着屋里的方向。
它在听。
很多年以后，我爹走了，老屋拆了，那匹骡子也不在了。我搬进了城里，过着跟所有人一样的日子。
有一回儿子学校布置作文，题目叫《我家最珍贵的东西》。他拿着作文本问我，爸，咱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说，是一匹骡子。
儿子笑了，说什么骡子，咱家又不是农村的。
我没解释。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很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太阳毒辣，场院上围了一百多号人，空气里全是旱烟叶子和牲口粪尿的味道。我和我爹站在人群最外边，等着分一头谁都不想要的瘸腿骡子。
梦里的骡子站在枣树底下，右后蹄虚虚地点着地。
它看着我。
我走过去，蹲在它面前，问了一个一直没来得及问的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
梦里的骡子没有把眼睛转开。
它低下头，用右前蹄在地上划了几下。
尘土散开，地上清清楚楚地留着四道划痕。
三道长的，一道短的。
三长一短。
然后它抬起头，转身走进了秋天的暮色里，右后蹄稳稳地踩着地面，一步都没有瘸。
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窗外的城市还没醒，灰蒙蒙的天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远处有一辆车按了一声喇叭，然后安静了。
我躺了很久，忽然想起来，那年葛老六最后一次来换药的时候，他站在牲口棚前面，抽着烟，眯着眼看着骡子。
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当回事。
现在想起来了。
“这骡子的牙口，我可能看走眼了。”
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夕阳里慢慢变形。
“它的第三对切齿上，黑窝是磨平了。但不是自然磨平的。”
“是被锉刀锉平的。”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
“有人故意把它的牙锉年轻了。为了让它的真实年龄，变成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葛老六走了以后，我站在牲口棚里，看着骡子的眼睛。
骡子也看着我。
夕阳从棚顶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它的瞳孔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它的眼睛里装着的不是一个牲口的记忆，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秘密。
那些被打断的腿，被锉平的牙，被藏起来的本事，被忘记的来历。
还有那些装瘸装了两年、三年、一辈子的活着。
我伸出手，摸了摸它的鼻梁。
它的鼻梁很硬，上面有一道细细的、几乎摸不出来的疤痕。那道疤痕从鼻梁一直延伸到嘴唇边，被毛遮着，不仔细摸根本发现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不知道是被什么打的。
它始终没有告诉我。
我也没有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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