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那个秋天，古龙把自己的日子过到了头。
这一年，他才四十七，正是壮年。
临走那会儿，旁人问他有啥放不下的。
他脑袋晃了晃，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追悼会就免了，干咱们这行写武侠的，死也要死得漂亮，像个大侠。”
这话听着那是相当提气，可你要是翻翻他当时的日子，那叫一个惨不忍睹：肝硬化、中风、血压高到爆表，兜里比脸还干净，甚至还背了一身还不完的酒债。
不少人替他惋惜，觉得这人把老天爷赏的一碗“才气”饭，给砸了个稀巴烂。
可你要是把他这辈子掰开了揉碎了看，你会发现，古龙这辈子根本不是失控的赛车，而是一连串精明到骨子里的“买卖”。
他心里一直有本账。
他不光算得门儿清，而且每次都敢把全部身家押上去。
第一笔买卖：拿“低端”换活路
古龙刚开局拿到的牌，简直烂透了。
1938年生在香港，后来漂到台湾。
爹是玩政治的，娘沉迷牌桌，家里别说热乎气，简直就是个冰窟窿。
最后爹妈散伙，当爹的找了新欢，把他和弟弟像垃圾一样扔在一边。
按理说，这种环境长大的娃，要么烂在泥里混黑道，要么咬碎牙关考功名。
古龙起初走的是后一条路。
这小子是个读书种子，考进了成功中学、淡江英专。
不出意外，他本该是个翻译官或者教书匠。
偏偏这时候，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脑子里装的是莎士比亚、海明威这种西洋文学的高级货，肚皮却饿得咕咕叫。
是守着“文学梦”饿死，还是放下身段填饱肚子？
他的选择是：写武侠。
那个年代的台湾，武侠小说那是地摊货，是引车卖浆之流打发时间的玩意儿。
对一个读外文书的文艺青年来说，干这个简直是自降身价。
可古龙心里有数：写诗写散文，那点稿费连两斤花生米都买不起；写武侠，给的多，能换大酒，能吃大肉。
1958年，他把笔锋一转，干了。
这步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是为了碎银几两去写“俗书”，但他手里的家伙事儿却是“顶配”。
他根本不屑于写什么招式套路、门派恩怨。
他把海明威那种短促有力的句子、日本侦探小说的悬念、西洋文学里对人性的解剖，一股脑全倒进了江湖里。
从这时候起，他找到了自己的独门绝技：降维打击。
他笔下的男主角，不是正襟危坐的大侠，而是赌鬼、浪荡子；女主角也不是刻板的侠女，是舞女、是情人、是酒杯里的倒影。
《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李寻欢的飞刀哪里是刀，分明是中年的无奈；《绝代双骄》里，小鱼儿和花无缺也不只是复仇，那是逃不掉的命。
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写；为了不吐，他不得不变。
谁承想，这原本为了混口饭吃的权宜之计，愣是让他砸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古龙江湖。
第二笔买卖：拿“安稳”换自在
时间晃到70年代，古龙的名号响彻江湖。
这时候，人生给他出了第二道选择题：日子到底该怎么过？
其实老天爷待他不薄。
在和几个舞女有过几段露水情缘，甚至搞出私生子后，他碰上了梅宝珠。
这姑娘是标准的好媳妇，高中学历，文静懂事。
她嫁给古龙，还给他生了三个大胖小子。
这会儿的古龙，钱有了，名有了，家也有了。
按常理，这时候最划算的活法是：收心养性，老婆孩子热炕头，把“浪子”洗白成“一代宗师”。
可古龙偏不。
这段婚姻也就撑了三年，彻底崩盘。
为啥？
不是梅宝珠不行，是古龙心里的算盘打法不一样。
对他而言，家的温暖就是绳索，意味着每天得对着同一张脸吃同一碗饭。
对于一个靠灵感和荷尔蒙活着的人，平淡的日子简直是慢性毒药。
他的徒弟丁情看得最透：“古大侠骨子里就是风里的沙，根本落不了地。”
于是，古龙做了一个让旁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不当“好丈夫”，彻底做回“浪子”。
离了婚，他彻底撒了欢。
舞女、明星、女学生，身边的女人换得比走马灯还快。
这种活法虽然在道德上被人戳脊梁骨，但从写作上看，却是他保持高产的燃料。
他要刺激，要新鲜，要那种在红尘里翻滚的痛快劲儿。
女人是故事的起笔，分手是故事的落款。
最疯的时候，他同时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还得应付四家出版社的催稿。
结果喝高了，把稿子寄串了门，搞得编辑大半夜还得改封面。
这种乱糟糟的日子，常人一天都受不了，古龙却乐在其中。
他用破碎的婚姻，换来了创作上的绝对自由和情感上的持续高潮。
这笔买卖，做人的账本上是亏的，但在艺术的账本上，他觉得自己赚翻了。
第三笔买卖：拿“寿数”换痛快
古龙晚年最大的争议，就是他对身体和钞票的挥霍。
大伙都知道他是酒蒙子，可很少有人琢磨，他为啥喝得这么不要命？
是因为酒好喝？
当然不是。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龙虽然住着豪宅，但家里经常冷锅冷灶，冰箱打开只有啤酒。
他当时简直是分裂的：一边是出版商挥着支票排队求稿，一年出五六本，一周写十几万字；另一边，内心巨大的空洞像黑洞一样要把他吞了。
这时候，他做了人生最后一笔，也是最惨烈的买卖：拿钱和命，买“热闹”。
他写字极快，拿到稿费就组局。
朋友来了，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他一口一个“兄弟”，XO洋酒像自来水一样往外倒。
有人算过，他是台湾最存不住钱的大作家。
他自己却嘿嘿一笑：“怕啥，我还有这颗脑袋。”
但这背后的真相挺凄凉：他怕孤独。
他写过一本《欢乐英雄》，书里嬉皮笑脸，热闹非凡。
可实际上，写这书的时候，他刚被情人甩了，老爹也没了，自己正陷在抑郁和酒瘾里爬不出来。
他用纸上的“欢乐”掩盖日子的苦，用酒桌上的“喧嚣”抵抗骨子里的冷。
1984年，古龙第一次中风。
医生下了通牒：再喝，就是找死。
摆在面前的路很清楚：
选A：戒酒保命，当个苟延残喘的病号。
选B：继续喝，维持“古大侠”的体面，直到挂掉。
换做旁人，肯定选A，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古龙选了B。
朋友去探病，躺在床上的他还贫嘴：“医生不让嘴喝，我心里正喝着呢。”
仅仅一年后，1985年，一场大醉再次引发中风，这回他没能醒过来。
走之前，他对那种小心翼翼、为了长寿而长寿的活法嗤之以鼻。
因为在他的字典里，“痛快”永远比“长久”值钱。
回过头看
古龙这四十七年，其实就是不断地在做“短线投机”。
他没像金庸那样，把人生修成一座庄严的庙堂；他把人生过成了一家永不打烊的小酒馆。
他用出身的苦难换来了看透人心的眼力；
他用家庭的破碎换来了无牵无挂的浪子人设；
他用身体的透支换来了短暂却耀眼的燃烧。
你说他亏了吗？
要是算寿命、算存款、算世俗的安稳，他亏得连裤衩都不剩。
但要是算留下的文字、算在读者心里的分量、算他自己追求的那种“快意恩仇”，他赚大发了。
他曾在书里写道：“只要有美女和美酒，无论如何，人生总是值得活的。”
这句话，不是他随手编的台词，是他拿命践行了一辈子的信条。
世上再无古龙，因为没人敢像他这样，把人生这笔账，算得如此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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