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了张椅子，本想去十八楼的天台坐着看书，最后还是走向了二楼的露台。那里不知是物业还是这幢楼里的邻居，侍弄着上百盆的花草，大部分我都叫不上名字来。只知道冬天下雪时，总有人会把它们挪进室内的连廊上，落叶在白天会被保洁用扫帚扫去，等到春天来临，它们又会一盆接着一盆地出现在这里。像是遵循着某种秩序。

不会脱轨的秩序。

其实我很久不看书了，就像是很久没看过侯麦，很久都没再打开过任何新浪潮电影。我每日都在生活的缝隙里哄骗自己，用疲惫的幻觉合法化地行使懒惰的权利，用社媒消磨时间，把日子切割成无聊透顶的模样。按部就班的，没有任何新鲜事可言。

很偶尔的、极少数的情况下，我会答应一些外出的邀约或是心血来潮地邀请别人涉足我的平常日子，不是喝杯咖啡或吃顿晚餐，而是坐在湖边，听彼此的话语落入对方的眼里。她送我侯麦的餐布，问我喜欢哪些导演，对我说上海的影展，山西的古建，讲她一个人旅游时认识的朋友，谈旅游的计划和工作的苦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很擅长倾听，像是一只缄默的听录笔，开始与结束完全由对方掌握，我只负责刻录这些画面与文字，企图弄懂在我之外的生活能拥有哪些不同的模样。

她说，她很向往自由。这是个我多久未曾蒙面的字眼，我已很久不奢想这些抽象的符号了。因为我早就清楚知悉，她未竟的下一句一定是：可惜生活的苦闷已然接踵而至。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首先要看的，便是存款的数字。于是我没接话。这些问题太现实了些，直教人从那刚搭建起的巴别塔上失足跌下，掉进世俗的庸常日子中去，那样的日子不擅长侍弄这些自由的话语。她告诉我，人生需要“脱轨”的勇气，只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只敢以轨道，锚定人生的边界。后一句话大概是我说的，没办法，我总要为自己的生活说几句好话，聊以慰藉那些活在这些日子里的“我”的心灵。干涸了太久的土地，很难为几场淅沥的春雨而妄自澎湃，催生出雀跃的嫩芽。只要我肯定自己，便是否定了她的期许。

我不做这么残忍的事。决心不与她透露半分，关于贫瘠与疲惫的真相。

中途我们又聊到些电影的事情，我竭力搜刮了最近观看过的影片，最终只想起我已经很久没进过影院的事实。被迫的，我只好用曾经还未活进缝隙里的自己伪装点像模像样的东西来。我想，她应该认识的，是两三年前的我。这么说来，只要肯定她，又只能否定现在的我。

这倒是件不大难办的事。

二楼的露台起了风，我不大甘愿地携起椅子，停止回忆今天的种种。果然，春天与希望、自由，或是侯麦与是枝裕和，对我来说都太过奢侈了。如今起风了，我缺少遮风避雨的物什，我不得不又要回到我的房子，藏进生活的罅隙里，苟且并狡黠地活着。

我不再去十八楼了看书了，那里太高太虚浮，会令我眩晕害怕。
我也不再向往做只飞鸟了，终于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盆被搬来运去的，痴傻呆楞的，叫不上名来的东西。

抄起凳子，熄灭了香烟，我终于决定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