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别拿现在的穷人，给过去的地主翻案！|佃农|佃户|地主|拨乱反正|旧社会|翻案|长工

文/胡铁瓜

你上网碰有没有碰见过这种膈应人的话？

“当年的地主大多是本分人，一辈辈省吃俭用攒钱买地，最后家产被抢，老冤了”

“那帮穷人闹了半天打倒了地主，到头来不还是穷？折腾这一场纯纯白费功夫”

每次瞅见这话，我都想问问说这话的人：你去问过你家太爷爷太奶奶没有？当年他们过的是啥日子？

你嘴里那“省吃俭用的好地主”，当年是咋把你祖辈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你知道吗？

你嘴里那“到头来还是穷”，跟当年的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心里没数吗？

今天咱们不喊空口号，不扣大帽子，就拿实打实的史料、当年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把这事彻底唠透。看完你就知道，拿着现在吃饱穿暖的日子，给当年的地主翻案，到底有多荒唐。

咱们先整明白最核心的事：这些人现在嘴里喊的“穷”，跟旧社会佃户的“穷”，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他们现在说自己穷，无非是新款手机舍不得买，城里买房首付凑不齐，孩子暑假去不了国外游学。可你再穷，饿不着肚子，冻不着身子，孩子能免费念九年书，生病了能去医院，不想在这个厂子干了，卷上铺盖卷就能换下一家。你有得选，你再难，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没人能把你当牲口使唤。

可旧社会的穷，是没得选的穷，是连“人”都算不上的穷。你生下来，就注定是给地主扛活的命，地是人家的，规矩是人家定的，你从生到死，每一口气，都得看人家的脸色。

现在那帮给地主翻案的，最爱叨叨的就是“人家的地是一辈辈抠搜攒钱买的，凭啥说分就分？”这话纯纯是睁眼睛说瞎话。去翻任何一本地方县志、民国时候的农村调查报告就知道，旧社会那些占着几千上万亩地的大地主，没几个是靠自己种地攒钱买的地，绝大多数的地，都是靠抢、靠霸、靠着权势讹来的。

就说那个被翻案翻烂了的刘文彩，现在网上有人给他洗，说他是“大善人”，修学校、修公路。可你知道他手里那一万两千多亩地，到底是咋来的吗？

他弟弟刘文辉是四川手握兵权的军阀，刘文彩就靠着这层关系，当了当地的税捐总局局长，凭空能给你整出几十种苛捐杂税，什么花捐、锄头捐、厕所捐，离谱到农民进城挑粪都要交税，就靠着搜刮民脂民膏攒了第一笔黑心钱。之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霸地，看上谁家的地肥沃，就给人家安个罪名抓起来，要么放高利贷逼得人家破人亡，只能卖地抵债，短短几年功夫，就把大邑县近一半的土地，都弄到了自己手里。

他给佃户定的规矩，从根上就堵死了你翻身的可能：租地先交押租，一般是全年地租的一半，交不上押租，你连地边都摸不着，收租用的是特制的大斗，比官方标准斗大出两成，交租的时候用这个大斗往里量，你跟他借粮的时候，就用小斗往外放，一来一回，佃户平白无故就多欠了两成的债。

赶上灾年，地里颗粒无收，租子也一粒都不能少。交不上就牵你家的耕牛、搬你家的锅碗瓢盆，最后连你住的土坯房都能给扒了，还不上债，就把你家儿女拉去当丫鬟、当长工，一辈子给人家当牛做马。

你管这叫“省吃俭用”？这叫明抢，叫靠着权势世世代代薅穷人的血！

可能有人抬杠：我不租他的地不行吗？我去别的地方打工、去别的地方谋生不行吗？

在旧社会，你根本没得选。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全是一个或几个大地主的，你不租他的地，就没地可种，没地种，就只能饿死。你想跑？乡公所的保长、甲长全是地主的亲戚和心腹，出门要路引、要介绍信，没有地主点头，你连县城都出不去，私自跑出去就是流民，抓回来轻则打个半死，重则直接丢了性命。

河北安国县有个叫刘青山的普通农民，1943年租了当地地主赵家的三十亩地，那年闹蝗灾，庄稼被蝗虫啃得只剩个光杆，收成连往年的三成都不到。他低三下四地去赵家求了好几次，能不能今年减点租子，明年加倍补上。赵家的管事眼皮都没抬，只甩给他一句话：蝗虫是天灾，租子是规矩，天灾归天灾，规矩归规矩，一粒粮食都不能少。

最后实在交不上租，赵家当天就派家丁把他家唯一的耕牛牵走了，水缸、锅碗瓢盆全搬空了，连他老婆陪嫁的一对银镯子都硬生生撸走了。他老婆哭着去赵家理论，被家丁按在门口打了一顿，直接扔在了大街上。刘青山去县里告状，县长连他的状子都没接，只说了一句“租地交租，天经地义”，就让人把他赶了出去。

这种事，在旧社会不是什么稀奇事，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常态。整个基层的权力，全在地主手里攥着，官府是人家的靠山，规矩是人家定的，道理从来都不在穷人这边。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忍到忍不下去，就只能像杨白劳那样，喝卤水了结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算明白了，这笔债，他这辈子、下辈子、子子孙孙都还不上。

连命都攥在人家手里，你还想读书识字？还想生病找大夫？

现在给地主翻案的，总说“地主也办义学，也给穷人看病”，可他们从来不说，旧社会的穷人，连读书的门都摸不着。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5.4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超过95%，很多村子几百口人，连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都找不出来。不是穷人不想让孩子读书，是根本读不起。村里的私塾，一年的学费最少也要几石粮食，那是佃农全家大半年的口粮，砸锅卖铁都凑不出来。

就算你咬碎了牙，勒紧裤腰带让孩子读了两年书，认识了百十个字，又能怎么样？账房先生的位子，是地主家的本家亲戚，县里的差事，是地主在省城的同窗故交，你一个佃户的孩子，认识再多字，也还是得回来种地，永远摆脱不了佃户的身份，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我们大连的高玉宝，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人。他生在贫苦农民家，从小给地主放猪、当长工，一天学都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直到1947年他参军入伍，在部队的扫盲班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认字，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写出了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里面的《半夜鸡叫》，被选进语文课本，被几代人读过。

一个放猪娃，一天学没上过，最后能成为作家，这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不是他以前不聪明，是旧社会根本不给他读书识字的机会，根本不给他靠文化改变命运的可能。

读书是这样，看病更是能要了穷人的命。

1949年，咱们国家官方统计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这个数，不是连年战争拉低的，是日常的疾病、婴幼儿夭折、产妇死亡堆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也就是说，每出生1000个孩子，就有200个活不到一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每1000个生孩子的产妇，就有15个死于难产和产后感染。

在旧社会的农村，根本没有正规的医院，只有走街串巷的郎中。请一次郎中，要几斗粮食当诊金，抓几服药，又是几斗粮食，对佃农来说，这是全家几个月的口粮，根本拿不出来。绝大多数穷人生了病，唯一的选择就是硬扛。扛过去，算命大；扛不过去，就卷个草席子埋了，连口薄皮棺材都买不起。

一场痢疾、一场肺炎、一次难产，甚至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一个农村家庭，生五六个孩子，能活到成年的，往往只有两三个。这不是什么惨绝人寰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穷人的日常。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农村推行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发展中国家基层医疗的典范。那些背着药箱、踩着泥路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没有先进的诊疗设备，很多都是半农半医，农忙时下地干活，有人看病就背起药箱出诊。他们治不了癌症，做不了大手术，但他们能治痢疾、能安全接生、能给孩子打疫苗、能处理伤口感染、能治常见的感冒发烧。

就这几项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到1978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了41‰，孕产妇死亡率降到了100/10万，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一下子提高到了68岁。

这些，都是打倒地主之后，国家才能把医疗、教育这些公共资源，真正给到最普通的老百姓身上，而不是只服务于地主、官僚这些占人口不到10%的少数人。

很多人到现在还在问：穷人打倒了地主，也没有立刻变成有钱人，那到底图个啥？

我告诉你，他们图的不是立刻发大财，不是分了几亩地就一步登天，他们图的是个盼头，图的是子孙后代不用再世世代代当牛做马。

旧社会的穷人，最绝望的不是吃不饱饭，是一眼能看到头的人生。你生下来是佃农，你爹是佃农，你爷爷是佃农，你儿子、你孙子，也注定是佃农。一代一代，给地主扛活、交租、还债，像蒙着眼睛拉磨的驴，永远在那个圈里转，永远走不出来。整个社会的阶层是完全焊死的，没有任何上升的渠道，你再勤劳、再能吃苦，也摆脱不了佃户的身份。

山东曲阜有个叫孔照璧的农民，是孔家的远房旁支，可他家三代人都给孔府的大户当佃农。他爷爷那辈，种孔府的地，一亩地收一百斤粮，孔府要拿走七十斤，到他父亲那辈，地租涨到了八成，种一年地，到手的粮食连糊口都难。祖孙三代种了一辈子地，连顿饱饭都没吃过。

1946年当地土改，他家分到了十二亩地。那年孔照璧25岁，头一年给自己种地，打了三千多斤粮食，留足口粮、交了公粮，剩下的卖了，买了一头驴、一辆破胶轮车。他赶着驴车去赶集的时候，孔府的老管家看见了，回去跟当家人说：“照璧那小子，如今也人模人样地赶着驴车了。”当家人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这世道变了。”

孔照璧后来当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再后来当了村支书。他这辈子没发过大财，去世的时候存折上只有两万多块钱，但他靠着这十二亩地，养大了六个孩子，五个都读了书，两个考上了大学。他的孙子后来在济南当了工程师，孙女在上海当了医生。

他的子孙后代，彻底摆脱了祖祖辈辈当佃农的命运，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更好的人生。这种代际跨越，在旧社会，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这就是打倒地主，给穷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几亩地，不是几石粮食，是彻底打破了那个世世代代翻不了身的死循环，给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靠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

现在网上还有人抬杠，说“现在不还是有穷有富，跟旧社会有啥区别？”

说这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现在的贫富，是你跑的快不快的差距，是同一个起跑线上，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的差距。你今天是送外卖的，你儿子好好读书，能考上大学，能当工程师、当医生、当公务员，你今天在工厂打工，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开个小餐馆、小超市，能当老板。你有得选，你有翻身的机会，法律和制度从根上保障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

可旧社会的贫富，是生下来就定死的天壤之别。你生在佃农家，就注定要给地主家当牛做马；你生在地主家，生下来就有人伺候，就能靠着收租子锦衣玉食。你再努力，也翻不了天，你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

这两种差距，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还有人说，“当年打倒地主，就是仇富，就是抢人家的合法财产”。这话更是荒唐到了极点。

当年的土改，分的不是地主靠劳动赚来的财产，分的是他们靠着土地所有权，世世代代吸穷人血得来的不义之财。土地是农民种的，粮食是农民顶着日头、淋着雨种出来的，可大半收成全被地主拿走了，他们不用下地干活，就能锦衣玉食，就能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

这不是仇富，这是把本该属于农民的东西，还给农民，这是把世世代代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穷人，拉起来，让他们堂堂正正地当个人。

我知道，今天我说这些话，肯定会有人在评论区抬杠，会有人继续拿着只言片语给地主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