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沂蒙山腹地一个偏远的山村里。这里的土地薄,像老人手背上绷紧的皮,下面就是嶙峋的骨头。父辈们一辈子在这骨头上刨食,力气和汗水都渗进去了,换来的谷子刚够填饱肚子,多余的一个子儿也挤不出来,日子是实心儿的,沉甸甸的,没有一点虚浮的享乐。

我生日小,挨到七岁,才趿拉着不合脚的布鞋,走进村里的“育红班”。城里人叫学前班,我们这儿,就叫这个名儿,育红,养育一点红苗苗的意思。城里娃娃四岁就进了那彩色的“园”,我们这里,只匀得出一年,像给旱地浇最后一道保命的水,然后,就该跌跌撞撞地,扑进“一年级”那条更窄的土路上了。

七岁,在班上已是“大”学生。我们村小,小得像被世界随手丢在山坳里的一颗石子。拢共四间大屋当教室,一间老师的办公室,西边墙角挨着,便是用半截土墙隔开的茅厕。后来,紧贴着办公室又长出一个小房间,是老师的宿舍,给外村来的老师歇个午觉,偶尔也过夜。

教室前有三个瘦棱棱的花坛,栽着些灰扑扑的冬青和永远长不高的黄杨,有时也见几株地瓜花,开得没心没肺的艳。院子正当间,倒是一个正经的圆花坛,直径怕有两米,里面不种花,种着一丛竹子,瘦,但绿得倔强。花坛前头,立一根木头旗杆,绳子磨得发毛,国旗升上去,除了刮大风,很少降下来,寒暑假老师会把它收好,像收藏一件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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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的,是办公室门口那棵杨树。树上用铁丝牢牢绑着一只铁铃铛,旁边还挂一个长铁钩,头弯成方方的直角。上课,下课,全凭它“当当”的声响。那声音穿透土墙,能漫到整个村子,听见了,心就跟着一紧,或是一松。

七岁到十岁,人的魂儿是不肯安安分分坐在板凳上的。那四十五分钟,长得像没有尽头的田垄。耳朵总竖着,等那一声解放的“当”。铃声一响,人便像炸了的豆子,蹦到院子里。“打宝”、“攻城”、“拾子”、“下四”……名目繁多,尘土飞扬。赢了的,脸蛋涨得通红,输了的,也只是一抹鼻子,下一局又嚷着“再来!”。那些游戏,如今想来,规则简陋得可笑,可当时那份争抢的、毫无杂质的快乐,却真真切切,填满了每一个黄昏。

三年,在记忆里被拉得悠长,回头望,却又短得像打了个盹儿。我在这个巴掌大的院子里,读完了“育红班”,读完了二年级。三年级,便得走到五六里外的邻村去。路是走惯了的山道,可心,却好像从此被扯开了一道口子。回村小的次数,像秋天的树叶,一次比一次少。后来,我读到初二,听说村小已经没有几个孩子了。新生的娃娃,直接就送到邻村,从“育红班”一直念到五年级。我们的村子,我们的院子,就这样,被轻轻地越过了。

院子没了人气,荒败起来是吓人的快。先是听说屋顶漏了雨,后来,墙也开始歪斜。我读高一那年,爸妈在饭桌上说起,学校卖给本村一户人家了。语气淡淡的,像说一件极寻常的农事。土地买卖寻常,可一个“学校”被买卖,我听着,心里那根关于“家”的弦,似乎也跟着松了,铮的一声,余音空洞。

大一寒假,我回了村。经过那扇锈红色的大铁门,发现竟没上锁,只虚掩着。犹豫片刻,我推开了它。门轴发出漫长而痛苦的“吱呀······”,像一声沉睡了太久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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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空荡荡的,脚步声显得突兀而响亮。我走到我待过的那间教室。木框的门斜倚着,一推,簌簌地落下一阵灰。黑板还在,墨绿色的漆面龟裂出无数细碎的纹路,像一张枯涸了太久的老河床。教室里空空如也,只有尘土在从屋顶一个大窟窿漏下的光里,无声地飞舞。那光柱,亮得刺眼,照出地上凌乱的砖瓦。

我走近斑驳的土墙,上面竟还有歪歪扭扭的铅笔字,画着分辨不出形状的图案。我伸出手,指尖刚要触到,又缩了回来。那些字迹太轻,太模糊,仿佛我的一口气,就能将它们吹散,吹回到十多年前那个握笔的、脏兮兮的小手里去。

忽然间,那些被尘土覆盖的一切,都活了过来。我听见同桌压低声音的窃笑,听见老师用木尺点着黑板的“梆梆”声,听见窗外那“当当”的、主宰了一切的铃声。我看见一张张红扑扑的、糊着鼻涕的小脸,看见那些在花坛边追逐的、不知疲倦的身影。他们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隔着厚厚的、名为“时光”的毛玻璃。他们都去了哪儿呢?像我一样,背着行囊走进了更大的城市,还是留在了这片山坳,继续在薄土上叩问着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像一阵风,曾在这个院子里打过旋儿,然后各自散入茫茫的山野,再无交集。

我慢慢走出来,沿着南墙根,那曾是我们“攻城”的战场,走到旗杆下,仰望那截光秃秃的木杆,走到花坛边,看那丛竹子,竟还是绿的,只是绿得有些寂寞,有些苍老。最后,我停在杨树下。树早已枯死,树皮剥落,露出惨白的骨干,那个铃铛还在,锈成了一个疙瘩,那弯方的长钩,垂着头,像在凭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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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里其实什么都没变。院子还是这个方方的院子,教室还是那四间教室,花坛、旗杆、枯树,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可一切又都彻底变了。这里不再是一个“学校”,它抽去了“读书声”、“铃声”、“嬉闹声”这些灵魂,便只剩下一具名叫“荒园”的躯壳。人活一口气,地方,大约也活那么一口“人气”。

我退出来,轻轻带上门,那“吱呀”声,像是最后一声告别。

后来,我大学毕业,为生计奔波,偶回故乡,车子掠过村口,远远望见那一片低矮的轮廓。院墙塌了好几处,像老人豁了的牙,屋顶的凹陷更大了。枯杨不知何时已被伐去,空余一截矮桩。唯有那丛竹子,从断墙残垣间探出些倔强的绿意,在风里索索地响。

我忽然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停下车,再进去看一眼。脚已经踩了刹车,手也握住了门把。可最终,我没有推开那扇门。我不敢。我怕走进去,连那点关于“荒园”的、带着凄凉诗意的记忆,也会被眼前更彻底的废墟所吞噬。就让它停在那里吧,停在我大一那年冬天,那个有阳光、有尘舞、有依稀字迹的午后。有些地方,只适合在回望里活着。

我想,这个院子,总有一天会彻底消失的。或许是被风雨夷为平地,或许是被新的屋舍覆盖。在这里念过书的娃娃会长大,变老,把这里的故事讲给他们的儿女听;在这里教过书的老师,会把这个地名写进泛黄的日记里。然后,儿女也会老去,日记也会湮没。直到某一天,最后一个记得这片院子的人,也闭上了眼睛。那时,关于这里的一切,所有的喧闹与寂静,所有的开始与结束,才真正归于永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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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会依旧吹过这道山梁,草木会依旧岁岁枯荣。仿佛,从来就没有那样四间教室,没有过一个绑着铃铛的杨树,没有过一群因为下课铃声而欢呼奔跑的孩子。仿佛,这里一直就是一片安静的、寻常的山坡。

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可我知道,我们确实在那里,读过书,认过字,玩过“攻城”和“拾子”,在那铃声响起的许多个清晨和午后,我们曾经真实地、热气腾腾地活过。这,大概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