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早期佛教图像的开创之功
叶原 杨涛
巴蜀成体系的石窟寺最早可追溯到6世纪初广元千佛崖石窟，这一时间节点要稍晚于西北、中原、江南等地。但是，早在东汉末年佛教初传中土，多数中土人士尚不熟悉佛教教义与图像之时，佛教图像便已频繁见于巴蜀。据此而论，巴蜀可谓是佛教初传中土时的一大重镇，这时期巴蜀的代表性佛教图像大致如下。
重庆丰都出土的“延光四年”（125年）砖室墓钱树树干处有1尊佛像。这是已知出土最早的佛教图像遗存。钱树侧面有阴线刻铭文“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佛像头顶的束发形似肉髻，面部较为清晰，鼻梁高挺，双目深陷，鼻下有须尾上卷的胡髭。身披袒右式袈裟，衣纹凸起，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下半身残损。
四川绵阳发现的何家山1号崖墓东汉中晚期钱树树干上有1尊佛像。这尊佛像头顶饰有高肉髻，面部五官刻画清晰，鼻下可见胡髭，身着通肩大衣，衣纹呈U形自然垂落。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衣摆，呈结跏趺坐姿态。
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中晚期青铜制钱树上有6尊佛像。树顶有1尊佛像，树干上另有5尊佛像。树顶佛像头顶高肉髻，面部特征鲜明，鼻梁笔直高挺，唇上胡须卷曲，面相有鲜明异域特色。身披通肩大衣，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持玉璧状器物，结跏趺坐于座上。佛像左侧有一跪姿侍者，头戴尖顶帽，其背后饰有花卉图案，顶端与左侧的装饰则类似莲花纹样。树干上的5尊佛像体型与造型极为相似，皆有肉髻，双眼微阖，脑后有圆形头光。身着袒右式 U字形下垂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袈裟下摆，呈结跏趺坐姿势。
四川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一棵东汉中晚期陶制钱树树座处有1尊佛像。该佛像左右各有一胁侍，衣着与五官已模糊不清，下方刻有“龙虎衔璧”。佛像结跏趺坐，头顶高肉髻，面容短而饱满，五官立体，嘴部微张似含笑意，身披通肩大衣，衣纹呈下垂式平行排列，褶皱细密且连绵不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自然垂于身侧。
四川绵阳双碑白虎嘴东汉晚期崖墓出土的4尊陶制佛像。其中，19号墓出土的1尊佛像头顶肉髻，五官损坏无法辨认，身披通肩大衣，衣纹清晰可见，左手施无畏印，呈结跏趺坐姿势。49号墓出土的3尊佛像形象相同。中间的一尊佛像最为清晰，头顶有明显肉髻，眉骨突出，与挺直的鼻梁相连，身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呈结跏趺坐姿势。
重庆国友博物馆藏东汉晚期陶制钱树树干上有6尊佛像。造像基本相同，头顶高肉髻，脑后有头光，双目微微闭合，鼻下有卷曲状胡须，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下垂呈U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呈结跏趺坐姿势，佛像背部有三列带芒的钱币纹。
四川泸州博物馆藏东汉晚期陶制灯台上有1尊佛像。佛像位于灯座中部，端坐于以盛开莲花为装饰的高台上，肩部与三个灯盘的支架相接，佛像为螺发肉髻，面部轮廓清晰，眼部凹陷颧骨突出，眉间饰白毫相，面带微笑，身着通肩大衣，衣纹呈U字形平行下垂，细腻清晰，双手握于胸前。
重庆忠县涂井崖墓出土东汉晚期至三国前期的陶制钱树上的数尊佛像。其中，5号墓出土钱树上有6尊，佛像均匀分布于钱树主干上，各尊尺寸与造型基本一致，均头顶高肉髻，面容清瘦，五官刻画清晰可辨，身披通肩式大衣，衣领呈U形自然垂落，衣纹线条流畅，右手作无畏印，左手轻握衣角，呈结跏趺坐姿势。14号墓出土钱树上有8尊，佛像均位于钱树主干，其大小和造型风格与5号墓佛像大致相同。不同的是，这些佛像背部两侧均装饰有蝉纹。
四川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三国时期画像石刻中有2尊佛像。其中一尊佛像雕刻于墓室中门门楣正中，呈结跏趺坐姿势；头顶高肉髻，带有圆形头光；身着通肩式、呈U字形下垂的大衣，衣服显得厚重，衣纹凹凸感明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处较为模糊，难以辨识。另一尊佛像位于左右室门楣正中，虽残损严重，但仍可辨识出是一尊带有头光、呈结跏趺坐姿势的佛像。
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门额的三国时期画像石刻中有1尊佛像。位于崖墓前室东壁，面部有所残损，头顶高肉髻，脑后带有圆形头光。其身着通肩大衣，衣领呈U字形下垂，衣纹规整平行，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服一角，呈结跏趺坐姿势。
二、巴蜀早期佛教图像的“神仙术”色彩
佛教初传中土之时为化解中土社会的隔阂，有意选择依附神仙术的发展策略，佛教图像往往与神仙术图像相杂糅，这一特征也适用于早期巴蜀佛教图像。一个典型的表现便是，上述佛教图像多见于钱树之上。在汉代，钱树亦称神树，其上常附有西王母、东王公之像，乃巴蜀当地特有的随葬明器，有护佑墓主人升入仙境的寓意。钱树上附有佛像，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将佛陀视为类似于西王母、东王公那样的，可协助墓主人升入仙境的本土神祇。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作为巴蜀最早的石窟寺，广元千佛崖石窟采用了摩崖造像的形式，此后巴蜀多数石窟寺也出现摩崖造像。而上述佛教图像中的何家山1号崖墓、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双碑白虎嘴东汉晚期崖墓、忠县涂井崖墓、柿子湾1号崖墓、麻浩1号崖墓等处佛教图像，也同样采用了摩崖造像形式。据此而论，后世巴蜀石窟寺对于摩崖造像形式的偏好可追溯至东汉末年。
此种对摩崖造像形式的偏好一方面源于巴蜀多山的地形，另一方面则与东汉末年巴蜀当地神仙术或者说早期道教的仙山崇拜传统有关。譬如，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曾在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隐居修道。其间，感太上老君（老子）降临，授之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并赐予符箓、法器等，从而创立了“正一盟威之道”（即五斗米道），鹤鸣山因此成为五斗米道创教的祖庭，被确立为“第三鹤鸣神山上治”。包括巴蜀在内的早期中土佛教既然选择依附神仙术的发展策略，故巴蜀道教的仙山崇拜也得以一并为佛教所吸纳。在此情况下，早期巴蜀佛教图像多刻凿于山崖处，竟开后世巴蜀石窟寺摩崖造像之先河。
尽管尚处于依附本土神仙术的地位，但早期巴蜀佛教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佛教图像特征，如基本为结跏趺坐姿势，佛像头顶有高肉髻并刻有发纹，头后有圆形或椭圆形顶光，右手施无畏印，或施无畏印的变形，穿着通肩式大衣，大衣衣纹呈U字形下垂。此外，彭山摇钱树座的一佛二胁侍的“佛三尊”形式也说明佛像的制作者对佛教图像仪轨具备相当认识。无论是规范的手印、坐姿和服饰，还是较为完备的“佛三尊”形式，均反映出这些佛教图像的制作者对佛教的造像仪轨，以及相关的教义已有相当程度了解。
在东汉末年佛教图像初现巴蜀，中原也陆续出现类似带有神仙术色彩的佛教图像。下面试举两例予以说明。
再看山东滕州市汉墓中出土“六牙白象”画像。画面中六牙白象被三象奴驾驭，白象身后紧随一麒麟或神龙。《因果经》有乘六牙白象入胎的记载，《修行本起经》和《旧杂譬喻经》记载六牙白象宝为能仁菩萨的七宝之一。六牙白象在佛本生故事中象征佛陀前世，在此画像石上则与麒麟、朱雀等本土传统祥瑞动物并列，且受人驱使，完全脱离了原有的佛教叙事语境，转化为纯粹的吉祥符号。
以往学术界在把握东汉末年初传中国的佛教图像时，往往基于其与神仙术图像杂糅的特征，将这些佛教图像的表现方式归纳为“仙佛模式”。然而，从上述有关巴蜀与中原佛教图像的分析来看，这样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尽管都带有与神仙术图像相杂糅的特征，但与中原相比，巴蜀佛教图像具有发髻、穿着通肩式大衣、呈结跏趺坐姿势等清晰的佛教造像仪轨。这种差别也导致了两地佛教图像的一个显著不同，即虽然都被神仙术图像所包围，但中原佛教图像往往难以辨识出其与佛教间联系，而巴蜀的类似图像则可一眼即能认出其为佛像。有鉴于此，不能简单地将早期巴蜀佛教图像归入“仙佛模式”，而是应该将其视作由“仙佛模式”向造像仪轨清晰的真正佛像演变的过渡产物。
三、巴蜀早期佛教图像的传入路线
东汉末年巴蜀与中原佛教图像差异明显，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成因。简言之，巴蜀佛教图像的兴起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的“蜀身毒道”关联密切。“蜀身毒道”的主线自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穿越缅甸，最终抵达印度。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在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发现了“蜀身毒道”的存在，这是“蜀身毒道”首次见于文献记载。他向汉武帝报告，大夏见到了蜀布和邛竹杖。这些物品是从东南方向的身毒国（印度）通过蜀地商人运来的。这表明，早在形成官方文献记载之前，从蜀地到印度的路径就已经存在，并且是一条成熟的民间商贸通道。
同时，这条通道不仅促进了中外间的商品流通贸易，还成为传播艺术的走廊。上述佛教图像极可能是印度佛教艺术沿着“蜀身毒道”传入巴蜀的图像佐证，这在上述佛教图像的细节刻画上也多有体现。譬如，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钱树佛像穿着通肩大衣，衣纹以细密均匀的U形线条刻画，贴体自然，线条流畅，尤其是左手握持袈裟衣角的表现方式，与秣菟罗造像服饰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而佛像上唇的胡髭以及背后的头光也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特征。
事实上，沿“蜀身毒道”传入的不仅有犍陀罗与秣菟罗风格的佛教图像，还有相对完整的佛教教义和修行方法。得益于对佛教教义与修行方法的深入理解，东汉末年的牟子在交趾郡撰写了具有理论突破性的著作《理惑论》。《理惑论》系统地回应了当时中土人士对佛教的质疑，详细区分了佛教与道家神仙方术的区别，明确提出：“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将佛陀定位为觉悟的圣者，而非长生不老的神仙。这种辨别仙佛的意识超越了中原地区将佛教简单附会于黄老道术的“格义”之法。
《理惑论》中对佛陀尊格较为准确的阐释，反映出东汉末年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地区对于佛教教义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这为巴蜀出现具备清晰仪轨特征的佛教图像奠定了思想基础。相比之下，东汉末年中原对佛陀尊格的认识远不及南方，故中原的佛教图像表现出对神仙术较强的依附性，以至于难以将其从神仙术图像中辨识出来。
由于石窟寺在巴蜀出现的时间要稍晚于西北、中原、江南等地，这使得很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巴蜀石窟寺是由邻近的关中、荆襄等地输入的。但从上文分析来看，在中土早期佛教图像体系中，巴蜀是较早出现清晰造像仪轨者，且相关造像者对于佛教教义应有相当程度认识，而这两者正是石窟寺在一地形成规模与风气的先决条件。此外，对于摩崖造像形式的共同偏好也反映出早期巴蜀佛教图像与6世纪初巴蜀石窟寺应存在某种传承关系。就此而言，即便6世纪初的巴蜀石窟寺是邻近的关中、荆襄等地石窟寺输入的产物，其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稍早时期巴蜀佛教图像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也提醒相关研究者在探究巴蜀石窟寺的起源时不应忽视稍早时期巴蜀佛教图像的“开创”之功。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叶原（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杨涛（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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