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志村史写什么

刘德元

编修村志村史，是全国二轮三级志书完成以后，由地方史志部门鼓励推进、乡村自发兴起的一种修志行为，也是二轮三级修志的一种拓展延伸。

村志和村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让村志和村史起到存史教化、留住乡愁的作用？从笔者最近审读的这部村志（史）稿看来，其内容最大的问题是，编者把主要笔墨放在记录村干部、领导视察（志稿中把乡镇干部下乡称为视察，照片选择也不规范）、乡村名人、脱贫致富等重大主题上。乍一看，这部村志（史）稿抓住了时代的主流，具备一定“官修志书”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志稿中对乡村的历史沿革、姓氏源流、村民村事、民风民俗等方面关注不多，缺项多，明显错误多，看不出一个村庄的历史沿革、文化故事和发展成就。这部村志（史）稿虽不具普遍性，但具有针对性，这是当下编写村志村史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明乎于此，才有可能编好村志村史。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乡村变化翻天覆地，物质生活日趋丰足，城乡之间差异逐步缩小，人们在精神文化的追求上日渐复杂化、多样化，诸多外来文化穿街过巷，对乡村产生强烈的、以点带面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庄不断地消失，空心化、老龄化日益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在不断地离开，最后一代传统农民或将彻底消失。我们要看到，村庄是村民聚居的处所，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村庄的主体是村民、是家族、是氏族，古老的村具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年轻的村也有数十年历史。村落的沿革、文化、物质、精神等问题关乎村民的心灵建设，关乎村民的“自制”“自治”“自洽”和“自处”，关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互融”“共进”与“和谐”。村民不仅要物质富足、治安无虞，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换个说法即是，我们的村从哪里来？我们村里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来耕地种田？谁来继承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特殊而又艰难的时期，真实记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乡村变化，为一部分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留下永久的文化记忆，为实现全面脱贫和向小康发展的村子留下奋斗的历程，唯有村村修志修史，修好村志村史，方能充分记录村民历史，讲好乡村故事。

因此，村志村史的编修，一要关注乡村人精神文化的嬗变。

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村志村史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从外观甚至表现形式上看，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差异缩小，真可谓“忽然之间”。尤其是衣食住行，城乡之间已经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各种装饰豪华的楼房、代步轿车、各式电器、手机、互联网、快递等在乡村的兴起与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物质上的充裕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乡村模仿城市的直接表达。

由于个体性现实生活的各种“必需”和不同境遇，很多乡村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农家之门，以打工或做生意的方式到城里生活，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之为“农民工”，这些已经进入城市居住的村民，既热爱城市的各种便利，却又舍不得村里的房宅和田地。他们进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其次是就近就医养老。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又渴望回到乡村，在相对宽敞、自然、随意的环境中生活。然而天长日久，有的村庄在城市发展中消失了，有的村庄变换了昔日的模样，乡愁失去可寄托的实物载体。乡村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晚照，是传统文化的根脉之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从文化认知开始的，农耕文化的形成自有其环境、根脉、水土。强烈的民族、家国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以及在长期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敬天悯人、家国情怀、故乡情结、乡亲观念，以及对同一地域风俗习惯的认同感、亲和感、身体力行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当下的城市文明与外来文化不断以各种面目、形式进入乡村，对乡村社会产生较为强劲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以粗暴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各种柔性、弹性极强的方式，进行温和地“介入”。客观来讲，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也使乡村思想越来越开明、现代，带来诸多好处。这是一种复杂的嬗变。因此编修村志存史，不能简单地以官方的视角进行判断，而是要以志者和史家的态度和情怀，深入分析其中的内在机制，寻找到融合、突破以及书写的新可能。

二是新的农村景观需要新的史志章法来表达。编写村志和村史的目的与编写地方志综合性志书一样，都是为了存史、资治、育人。编修村志村史必须是原生态的、开放的、兼容并蓄的，主笔的职责就是以灵活的史志体裁与技巧，对一个村庄的历史演变进行更具史实性的关切与呈现。

村庄的人绵延不休，薪火相传，其最根本的支撑力就是他们在漫长时间中创造和积淀的独特乡村文化及其乡村精神。在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需要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和代代传承。而“村民”不是抽象的，是我们长年累月在山野、工地、高速路之间奔波劳作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背后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更是苍天之下亿万人民在晨光与暮色中的绺绺背影。放眼当下乡村，广阔的人群，悠远的故土，正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体验着文化的转换。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在乡村文化精神和心灵信仰赓续之间、转换之时，村志村史写作自有广阔天地。

笔者在审读这部乡村志稿时，正好是蛇年春节期间，为此我特意邀约了几个当年的下乡知青，去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的车兜兜转转，居然如入“八阵图”一样找不到路了，经过多次下车打听，才知道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现在的村）的8个生产队中，有4个生产队已经被推土机推平，我们当年的知青屋不见了，村民的土坯房和架子房也不见了，山湾堰塘、牛滚荡、土地庙、采石场和排水沟等都不见了，一个知青打算去看望曾经关心过他的老农，据说也于年前去世了；在一家路边麻将馆内，一伙春节回乡尚未返工的年轻人正在打牌，我们仔细分辨，一个也不认识。这种情况，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在当下的时代，我们可能偶尔去到农村，看到村庄阡陌、山野河谷，流水的小桥、盘山的公路，看到以各种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人。可我们真的了解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吗？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乡村结构与文化心理吗？现在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再是鲁迅《故乡》《社戏》等作品中的乡村，也不再是萧红的“呼兰河”、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山药蛋”。这是一个更新、改良与新造的时刻，对乡村文化传统和物质来源的反思，对乡村人精神风貌的发现，进行独具特色的、别开生面的史志构建和表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史志编修始终与乡村历史地理和村民文化息息相关。对目前的村志村史编写而言，其书写对象、题材来源，只能源于本土、出自本土，源于村民、出自村民，村民写村志，村志写村民，在书写中捕捉村民的来龙去脉，乡村的时代变迁，以史家笔墨，志者情怀，史志结合，以志为主，把村史、村志、村民口述史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乡村历史、地理和文化的魂魄与精髓，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在嬗变时刻的慌乱与艰难、不舍和创新。这应当是村志村史的另一个着力点所在。

基于此，笔者认为，村志村史的编写，主要是记录乡村历史渊源和建置，村庄主要姓氏来源分布，家谱资料，自然环境，土地资源，河流山谷，气候降水，植被动物，道路状况，能工巧匠，下乡知青，水利农田建设，邮电通信，乡村卫生，学校教育，宗教庙宇，四季农事，村民忆事，粮食生产，林果业，养殖业，商业以及村办企业，村级组织，村规民约，历史人物，红色革命历史，大学生，老党员，手艺人，立功退伍军人，创业成功人士，民俗文化，传说故事，绘画书法，名老中医，婚庆丧葬，风味小吃，老旧照片，老旧农业用具，文物遗迹，驻村干部，脱贫攻坚，农业发展等内容。至于资料的收集，除本村本土的资料外，重要的是村上的族谱和家谱，其次还可以衔接乡镇文化室，县区级档案馆、地方史志办公室，以及个人口述历史等。村志村史的编写，要不拘一格，要充分写出本村本土的特色，坚持有什么就写什么，坚持“三个不”：不忌讳，不隐晦，不夸张；坚持“三个讲清楚”：把历史沿革讲清楚、文化故事讲清楚、发展成就讲清楚。

概而言之，编写村志村史不仅是记录历史、地理和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地方发展、增强文化认同和激励后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村志村史写好了，即使村庄消失了，故乡变得面目全非了，村志村史仍可以让乡愁记忆永不消逝。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