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拜访八路军办事处，朱德陪同观演，卫请求推荐优秀人才|卫立煌

1938年正月的临汾，城里飘着细细的雪粉，街道却一点都不冷清。新近修葺的中学校舍里，挂起了大红灯笼，操场上挤满了军人和市民，锣鼓声从简陋的礼堂里闷闷传出。谁能想到，这样一场看似普通的战地演出，会让一位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当场开口向八路军的总司令“要人”。

把时间往前拨几天，一切得从洛阳说起。

蒋介石在洛阳开的那次会，名义上是全国性的重要军事会议，实质上却是一堂单向的“训话课”。1938年1月，国共双方主要军事将领都被召到了河南洛阳，地点在政府会议大厅。厅堂布置极为简单，几排长条桌椅，墙上挂着几幅地图，没有什么隆重气派，倒有点仓促应对局势的味道。

那时抗战刚进入第二个年头，淞沪会战结束不久，平津失守已成事实，日军正沿着铁路和公路一路南下。蒋介石坐在主位，开口就讲“持久战”“统一指挥”“节节抗战”，语气很坚定，安排却比较笼统。与会者里，国民党方面有何应钦、白崇禧、卫立煌等，共产党方面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

会场上没人插话，大家都在听，表面很安静，实际心思各不相同。中央军的将领想的是部队调动和补给，地方军阀盘算的是自己地盘能保住多少，八路军代表则格外注意蒋介石在部署中的真实态度——到底是要真打，还是更多考虑“防共”。这场会从头到尾近乎蒋介石一人“讲”，没有经过拉锯的讨论，也没有形成什么具体的新作战方案。

不过，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后续战场协同的一些事，并不在大会上，而是在散会以后的路上。卫立煌与朱德从洛阳返回华北，途中过境，正好同行，这才给了两位本不算“同路”的将领一个面对面慢慢聊的机会。

一、从洛阳到临汾：旧战场对手，在火车上掏了心底话

火车一路向西，窗外是黄土高原冬日单调的颜色，车厢里却不乏热气。同行的将领各有随从，本可以各守一角，相互点点头就算礼数到了。但战事吃紧，局势复杂，再加上国共两党已经在形式上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面上总得有些互动。

朱德其时已经五十出头，衣着朴素，说话不紧不慢；卫立煌刚过四十，正是一个国民党将领中的“中坚”年龄段，办事利落，性格里有些军人惯常的直接。当年在鄂豫皖一带作战，两人是“打过照面的对手”，各自都知道对方并不好对付。

车厢里，随从退到一边，两人谈起前线局势。卫立煌并不回避，直言自己麾下部队，打仗肯拼命，阵地战可以打，却很难像八路军那样长年坚持游击战。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困局：“要打硬仗，得督战；真要你们那样在敌后转来转去，我这些部队怕是坚持不久。”

朱德没有立即反驳，而是顺着说，承认中央军在装备、火力上的优势，紧接着转到了他更想讲的内容——政治工作。他提到八路军之所以能在敌后长期活动，不靠上级天天盯着督战，很重要的一条，是官兵心里认同这场战争、认同自己的队伍。他引用过延安《解放》周刊上对毛泽东的一次访谈，大意是：政治工作必须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否则枪再多，打不了持久战。

这种谈话，在当时来说并不常见。国民党将领当中，不少人习惯把政治工作等同于“发传单、开大会”，觉得是附属品，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卫立煌不至于那样简单看待，他在红军时期的战斗中吃过亏，知道靠命令压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自己发自内心认同是不一样的。

火车一路颠簸，两人也从大战略讲到了具体战例。谈起1932年前后鄂豫皖一带的作战，卫立煌提到自己曾被红军包围，险些全军折损，对八路军的前身那种灵活机动印象很深。朱德则归结为：兵不在多，而在能不能发动群众，能否把战士当“自己人”来做工作。

从洛阳返途的这番谈话，为后面临汾的频繁接触埋下了伏笔。表面上，双方还是各自体系内的高级将领；在实际战场上，却逐渐从“对手记忆”走向“能够交流的战友”。

抵达山西后，地理位置的巧合又推了一把。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就设在临汾城里的一座大建筑内，而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选在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的一所中学。这种近距离，使两边往来变得极为方便，不需要专门的通知，只要派一个勤务兵跑一趟就可以打个招呼。

有一天黄昏，卫立煌起意到八路军方面“走一走”，带着少数随从就往那边去了。因为路不熟，进了门才发现走错了地方，一脚踏进的是徐向前的住处。这个插曲，当时颇有几分尴尬，却也意外创造了交流的机会。

屋里陈设简单，木床、桌子、几把椅子，就这样。徐向前当时在山西指挥部队作战，对面突然来了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多少有些意外，但客气还是要做足。两人寒暄几句，很快就转到了战事上。

“你们在湖北那个冯寿二一带打得很顽强。”卫立煌提起了早年的战斗，对八路军前身的一些战例记忆犹新。徐向前则借机把山西当前对日作战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特别是提到部队如何依靠群众、如何随时转移。

这样的对话，与其说是礼节，不如说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靠拢。卫立煌不再以当年的“剿共”眼光看这些人，而是认真听他们讲经验；八路军方面也很清楚，在当前形势下，与愿意真打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搞好关系，对抗战整体是有利的。

临汾这个地方，在1938年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它是山西南部的重要城镇，关系到同蒲铁路的安全；另一方面，这里又处在阎锡山势力、中央军、八路军相互交织的区域。阎锡山在山西的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对日军心怀戒备，另一方面又对八路军进入山西多有芥蒂，被不少人评价为“冥顽不灵”，顾虑重重。

在这样一个地方，几支队伍不得不同时存在，表面上互相配合，实际上彼此警惕。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更多要靠具体将领之间的实际接触来填补缝隙。临汾城里两个司令部距离近，就自然多了些来往。

卫立煌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兴趣，绝不仅仅是听一两句理论说辞。他亲眼看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气氛：墙上张贴标语，屋里有简陋的黑板，几个年轻人一边整理资料，一边给战士讲抗战形势，讲纪律，也唱歌。对习惯了传统军事管理方式的国军将领来说，这种场景多少有些“新鲜”。

朱德在临汾时一再强调，八路军之所以能深入敌后作战，核心不在枪支，而在部队自己有明确的目标感和群众基础。他提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那里不仅教战术，还教政治理论与群众工作，培养的不是单纯的“会开枪的士兵”，而是能同时做宣传、做组织、能带队伍的骨干。

卫立煌听了之后，颇有感触。他知道自己麾下部队在训练、战术方面不算差，但一直缺一样东西——能系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以前也不是没有“军需处、政训处”之类的机构，可大多停留在发通告、贴标语的层面，远远谈不上能调动官兵内心的信念。

有一次谈话中，卫立煌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政治工作，是不是也能教给我们一点？”朱德也坦率：“不是一两天能搬过去的，得有制度，也得有人。”话虽如此，两人心里都明白，至少有一点已经达成默契——国军部队如果真想提升战斗持久力，绝不可能只是多配几挺机枪那么简单，士气、信念、组织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

有意思的是，促成卫立煌真正下决心“学一学”的契机，并不在这些严肃的谈话，而是在一场看上去热热闹闹的战地演出里。

1938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一，临汾城里难得有了一点节日气氛。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准备在中学的礼堂里搞一场新年联欢兼慰问演出，邀请了当地民众和友军参加。消息传到卫立煌那边，他没有推托，干脆决定亲自带人前往拜年。

那天礼堂里挤满了人，士兵坐在前排，老百姓和一些军官站在后面。舞台是临时搭的，几块木板架高了些，上面挂着简陋的布幕。朱德、彭德怀坐在前排一侧，显得很平常，身边站着年轻的工作人员。

仪式开始前，朱德先致了一段简单的辞，讲抗战形势、讲团结合作，语气平和，却把重点反复落在“共同抗日、增进互信”上。说完后，他当场请卫立煌讲话。卫立煌环视了一圈，说了一段鼓励士兵、期许联合抗战的意思，话不长，但态度坦率，他特意提到在山西这块地方，几家部队必须真诚合作，才能挡住日军。

第一个节目是活报剧《八百壮士》。舞台上，演员用简单的道具模拟上海四行仓库守军坚守阵地的情景。没有华丽布景，只有沙袋、木箱和一面国旗。台词不多，动作夸张，但情绪是到位的：少数中国军队固守阵地，面对日军的猛攻，誓死不退。被炮火照亮的夜晚，被浓缩成舞台上的几分钟。台下无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军士兵，都看得很专注。

紧接着是活报剧《忻口之战》。这次的题材更贴近临汾的实际感受，因为忻口会战发生在1937年秋，是山西抗战的重要战役。剧里既有英勇抵抗，也有组织不力、指挥混乱的片段，显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通过演员的表演，很多士兵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回看”刚刚经历过不久的战事，看到自己的战斗，也看到问题所在。

节目间隙穿插的是京剧选段、快板、鼓书，但真正点燃气氛的是大型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演员穿着简易的农民衣服，扭着秧歌，边走边唱，把“全民抗战”的口号变成一句句顺口的唱词。老百姓听得懂，战士也容易记。舞台上，妇女送郎当兵、青年参军报名、民兵抬担架支前的场景连在一起，简陋，却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感。

礼堂里笑声、掌声、喝彩声不断，连站在后排的军官也忍不住跟着节目节奏点头。有士兵小声对身边人说：“他们这戏，看来是拿命写的。”旁边的人回一句：“听着就想上战场。”

不得不说，这场演出，在精神上起到的作用，很难用数字去衡量。卫立煌坐在前排，看着台上这些年轻人，一会儿演士兵，一会儿演老百姓，刚刚唱完悲壮片段，转眼又在秧歌里扭出热闹劲，心里难免有些触动。他不是没见过部队里请戏班子来唱戏，但那多是为了打发时间、安抚情绪，很少把抗战的意义、战役的得失这么集中地揉进节目里。

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朱德侧过头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这点我们有点经验，你们可以参考。”卫立煌点点头，没有多说。当晚节目结束，礼堂里的人陆续散去，他却还惦记着台上那几个人。

三、拜年之后要“挖人”：战地服务团成了“人才库”

春节拜年，本是走走形式；但在那一年、那个前线城市，一场拜年却演变成一次“人才交流”。演出结束后，朱德按惯例请卫立煌到办事处简短叙谈。两人坐下后，还能听到院子里远处传来战士的笑声，空气中带着一点煤烟味和酒气。

“你们这个战地服务团，很不简单啊。”卫立煌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他不是敷衍的赞美，而是从一个指挥员的角度，看到了这支队伍在政治工作上的价值。

朱德笑了一下：“人不多，条件也差，就是靠这点精神头。”他大致介绍了战地服务团的情况：成员多半来自延安，许多出自抗日军政大学，有人原来是学生，有人是教员，有的以前是戏班子里的，有的是报社记者，到了前线以后，一律要能吃苦、能行军、能写会演。

谈得差不多时，卫立煌话锋一转：“你们有没有可能，给我介绍几个人？我也想在部队里组建一个这样的服务团，从政治工作做起。”这句话说得很直接，也很实在。他并没有顾忌这被人解读为什么，眼前的需要摆在那儿：如果能尽快在自己部队里开展像八路军那样的宣传鼓动，至少在士气上不是坏事。

这时候，许多在场的人心里都明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交流”，而是涉及组织、人手的流动。在那个讲究“体系”和“忠诚”的年代，从八路军这边“调”人去国军部队，是件非常敏感的事。

朱德沉吟了一下，没有马上答应，也没直接拒绝。他看得出来，卫立煌是真心想做政治工作，并非只是为了凑热闹。双方已经一起开过会，一起坐火车，一起看演出，彼此的诚意和作风多多少少摸清了一些。

“人倒是有。”朱德缓缓说，“不过得看本人愿不愿意，也得考虑合适不合适。”话说到这儿，他的目光往舞台方向扫了一眼，刚才在台上跑上跑下忙前忙后的一个青年，正站在旁边整理道具。

那青年就是赵荣声，原来是记者出身，后来到了延安，再被派到了战地服务团做宣传、写报道、兼演节目。一天下来，他既要写演出简报，还要帮着布置舞台，忙得不可开交。刚才的活报剧里，他扮演过战士，也扮演过新闻记者。

据在场人的回忆，当时卫立煌就指着赵荣声，半带笑意地说：“刚才那个写稿子的、演得也不错的小同志，挺合适。”这种“点名要人”，在战时其实并不罕见，特别是对那些真正看重人才的将领来说，一旦发现合用的人，很少会客气。

朱德叫来赵荣声，简要说明情况：“卫总想在他部队里搞政治工作，问你愿不愿意去帮他做些宣传。”话说得很平和，没有加重语气。赵荣声有点吃惊，他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真到这一步还是有些犹豫。他问了一句：“那边主要是干什么？”朱德简短回应：“整理宣传材料，做战地报道，和现在差不多，只是对象换成了他们的部队。”

最终，赵荣声同意前往。他的考虑，大致也能推测：一方面，去国军部队做政治宣传，是一次特殊的锻炼；另一方面，从组织角度讲，这种流动也不等于“脱离”，在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这种安排有其现实意义。朱德点点头：“既然愿意，就去看看，多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