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重要吗？”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结合自己在外交领域近三十年的工作经验，曾出版《东盟重要吗？来自内部的视角》一书，抛出这一关乎东南亚未来的深刻设问。
“如今的挑战更为严峻。”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同一问题时，马尔迪依然坚信东盟的重要性，却多了几分审慎。“这也是我当年为何没有直言‘东盟很重要’，而是设问的原因所在。”
马尔迪曾任东盟合作司司长、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大使，并于2009年至2014年担任印尼外交部长，被誉为“他这一代最受尊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巴厘岛协议》的推动者，更是“东盟中心性”与“动态均衡”战略的倡导者。
东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缅甸内战爆发后，东盟提出的“五点共识”因缺乏强制执行力，迟迟未能落地。泰国与柬埔寨虽就边境冲突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龃龉不断。
这些内部矛盾，正不断拷问着东盟“中心性”的现实效力。马尔迪直言，东盟能否证明自己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个未知之数。
“东盟需要不断自我重塑，以保持其有效性。”马尔迪表示，未来东盟将面临严峻抉择，要么紧急巩固东盟团结，持续巩固和平与繁荣，增进战略互信，解决领土争端，和平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要么屈从于短期利益，任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断加深，最终任由代理人竞争分裂本地区。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图/博鳌亚洲论坛
媒体：你曾提出“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东盟应在大国之间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不是选边站。在你看来，随着大国竞争加剧，东盟维持“动态平衡”的空间是在变大还是变小？
马尔迪：我所说的均衡，是基于一个现实，即权力转移是永恒、动态和持续变化的。我们追求的是包容，而非遏制、结盟，我们邀请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守护共同利益。这与阵营对抗式的平衡完全不同。
动态均衡是构建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国、美国、印度等所有国家，都是地区的一部分，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形成共同责任，而非加深分裂。
我始终认为，地区有足够空间让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并非零和博弈。中国的发展对东南亚有利，东南亚的崛起同样利好中国经济。如今东南亚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这是实实在在的共赢。
媒体：2018年，你撰写了《东盟重要吗？来自内部的视角》一书。如今8年过去了，你的答案是否有变化？
马尔迪：早在2018年，我就给出肯定答案：东盟至关重要，它改变了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使其从信任赤字走向战略互信，也让东盟在更广泛的地区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但这一切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靠努力换来的。
当下东盟存在自满风险。事实上，东盟正面临一系列挑战，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一些公开的争端，例如泰国和柬埔寨。在更广泛的框架下，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确保不能自满。东盟的中心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反复提及就能实现。
我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税战以及人工智能、新技术等新挑战面前，东盟能否证明自己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当下东盟面临的真正挑战。东盟需要不断自我重塑，以保持其有效性。
媒体：在你看来，东盟是否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马尔迪：东盟确实存在被地缘变局边缘化的风险，也存在内部被边缘化的隐患。东盟的中心地位，不仅是地缘层面的，更要扎根于民众心中。
赢得中心地位，不只是对外发力，更要对内凝聚共识，让东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组织带来的改变。
东盟民众必须切实感受到，东盟提升就业前景、便利域内人员流动、简化出行手续等领域，在不断改变民众的生活。
媒体：你曾提出东盟的三个变革性贡献——将东南亚从“信任赤字”转变为“战略信任”，从冷战棋子到确立东盟中心地位，从“国家中心”转向“人民中心”。在这三个方面，你认为哪一个更为关键？
马尔迪：我认为三者同等重要，无法分出主次，必须同步推进。一方面，东南亚当下的战略互信正面临挑战，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泰柬分歧，加之东帝汶新加入东盟，我们更要维护团结。
但团结不等于千篇一律，东盟的核心特质就是多元性，这不是缺陷，而是客观现实。如何实现多元中的统一，对我们至关重要。
媒体：东盟中心性的根本困境在哪里？是东盟各成员国缺乏加强机构建设的政治意愿吗？
马尔迪：东盟汇集了具有不同外交政策取向的国家，这是客观现实，但过去东盟成功将多样性转化为优势。正因多样性，我们才能推行多维外交，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都保持友好。
可如今，这种多样性正在成为分裂的源头。我认为，东盟领导人需要审视现状，确保这种多样性再次成为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弱点。但这是一个挑战。
当下的风险是，东盟正变得越来越仅仅是保持中立，但我认为东盟绝非仅追求中立。东盟有自身原则，且更具主动性。我们要制定规范与原则，引领地区行为，这也是《友好合作条约》（TAC）的意义所在。2026年是该条约签署50周年，其核心就是不使用武力。在我看来，这是东盟对地区最大的贡献。
试想，如果我们能将这一原则推广，即便地区存在分歧，也绝不会像西亚、欧洲那样因矛盾走向战争。战争没有赢家。中国在科技和脱贫等领域取得的进步，都源于长期的和平。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即便当下没有智慧解决，我们至少可以不让它进一步恶化。我们可以“同意保留分歧”，同意通过政治对话和协商来管控。有些问题或许今天无法解决，但十年、二十年后可能会有答案。但最重要的一条准则是：绝不能让战争与冲突重返亚洲，这是唯一能阻断地区发展的因素。
媒体：你担任印尼外长期间，奉行“柔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侧重于积极主动和建设性接触的外交手段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强调“动态平衡”而非遏制。在你看来，这种外交风格在当下是否依然有效？
马尔迪：当然有效。放眼亚洲这片地区，我们长期享有着和平红利。诚然，亚洲部分国家间存在分歧与争端，但我们一致同意，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外交、对话与谈判来解决。我认为这种共识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共享地区繁荣。
现在，我们正目睹地缘政治竞争愈发激烈，甚至走向碎片化，但这并非新现象。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应对此类问题，信任赤字、沟通缺失，但我们的应对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就像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坚持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政治途径、通过对话解决。当下尤其需要重申这一理念，因为矛盾的本质从未改变。
媒体：这将如何影响中小国家的生存策略？
马尔迪：我其实不太喜欢大国、小国和中等国家这样的说法，因为各国主权一律平等。有些国家国土面积更小、人口更少，但无论规模、人口、疆域如何，我们都拥有平等的主权。这是我们必须捍卫的重要原则。各个国家为世界作出积极贡献的能力，不应被体量所决定或限制。无论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其他小型国家，都同样有能力贡献正向价值。
尤其在当下，世界最稀缺的不是实力，而是信任。以东盟为例，这个组织汇聚了11个国家，我们并非最强大的集团，但在外交层面，我们深受各方信任与认可，这让我们有空间、有潜力为地区贡献力量。
媒体：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在的世界似乎正在重回“势力范围”时代，丛林法则超越了国际法则，比如委内瑞拉事件和眼下美以伊之间的冲突。
马尔迪：确实存在这种趋势，似乎强权政治正在回归，国际法被搁置一边。但我们必须加以抵制。我们必须拒绝这种方式，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给人默许的印象，好像我们接受了这种现实。因此，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像印尼、中国这样的国家站出来发声，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鼓舞。
我不太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说法，我会问我自己，这是谁的规则？但我认同国际法。国际法是明确的，是各国自愿、正式加入遵守的。对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小国家来说，更好的做法是依靠国际法来维护自身立场、保护自己，因为确保国际法尊重所有国家，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媒体：你担任外长期间，曾成功推动东盟就南海问题达成“六点原则”。与那时相比，现在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团结程度，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
马尔迪：在纸面声明上，各方更为团结，因为不再有公开分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推进的方式反而更碎片化了。比如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如今更多是东盟单个国家与中国对话协商，而非过去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沟通。
当然这或许也是可行路径，我不评判究竟必须以东盟整体还是单个国家同中国谈判。这只是过程，只要能达成准则就意义重大。
南海显然存在争端与分歧，但只要有足够政治意愿，在不损害各国主权立场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将冲突隐患转化为合作机遇，实现共赢。不必纠结对错，先开展合作、建立信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南海行为准则》的核心意义，在于消除误判、避免意外冲突。本地区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发生冲突。但唯一的风险就是误判，一件小事升级为重大危机，甚至爆发公开冲突。我们必须杜绝误解、误判、误读，这正是《南海行为准则》的核心价值。
媒体：你曾经谈到，相关的外交进程正被海上局势的进展所超越，《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为何陷入僵局？
坦率地说，《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推进的核心前提是，各方需明确，准则旨在规范行为、避免误判，不影响各国在南海争端中的主权立场。如果把双边争议塞入准则谈判，进程必然停滞。准则的定位不是解决争端，而是在分歧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不损害各国立场的行为规范。
一旦确立这一共识，剩下的就是技术细节问题。但这需要最高层级的政治表态：我们需要准则防范误判，且准则不损害各国主权主张。只有这样，政治氛围才能降温，技术专家才能专注细节磋商。如果没有这一顶层共识，每一步小进展都会被过度解读，甚至被视为示弱。这是政治决断，而非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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