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有关部门正式撤销了沈醉的战犯特赦通知书，而沈醉的身份也从“特赦战犯”重新认定为“起义将领”。这对一个在功德林里度过十余年光阴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命运的重大转折，可沈醉本人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欣喜，反而在晚年的回忆录里，用“被迫起义”四个字，给自己1949年在昆明的经历下了定论。

举家南迁，乱世中的风雨飘摇
1948年，沈醉携全家迁往云南，名义上是奉调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实则是因为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此时军统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倾轧。
在戴笠去世之后，毛人凤经过一番操作，最终一手把持了保密局大权。
毛人凤上台后，对沈醉这类曾经有过异心的老部下始终心存芥蒂，虽然戴笠本人曾经帮助他扳倒郑介民，但是毛人凤依然对她不放心，于是决定把他放到云南。
云南站站长的职务看似是委以重任，实则也是把沈醉推到了风口浪尖。
沈醉在云南身兼数职，他既是手握特务系统的保密局大员，同时又在行政序列上隶属于云南的卢汉。这种双重身份，在当时来看并不多见，这也主要是因为云南这个地方的特殊性。
和同样出身军统的徐远举、周养浩不同，沈醉从始至终都没有做好出逃台湾的准备。实际上在沈醉前往云南之前，他的姐夫军统的元老级人物余乐醒就曾表示过对南京老蒋的失望。
余乐醒既是沈醉的姐夫，也可以说是他在军统的引路人之一，所以余乐醒的话对于他来说还是很有触动的。
所以尽管徐远举多次劝沈醉一同离开昆明，他都言辞含糊，等到大特务周养浩已经就跑到机场等着起飞时，沈醉却还在昆明城里布置特务潜伏网络。
在当时，沈醉心中其实也是非常矛盾的。他清楚地看到了国军的败退，但是蒋介石对他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
所以在当时沈醉的心态是比较矛盾的。他既认为国民党部队是无法抵挡我军进攻态势的，同时一方面又不舍得蒋介石开出的条件，总以为自己能够在这夹缝中获得最大利益。

箭在弦上，误打误撞签了字
1949年12月9日，卢汉下令封锁昆明机场，只许进不许出。
沈醉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明白了，云南终究还是保不住了。
当天晚上，卢汉邀请沈醉到卢公馆吃饭，这一次名为宴请，实则就是一张收网的通知。沈醉没有选择反抗，老老实实跟着走进了卢公馆。
在这里，沈醉和李弥、余程万等十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被软禁在了会议室里。第二天，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昆明起义的通电。
签字，就是背弃蒋介石的阵营，不签，门外就是顶膛的枪，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在这个生死关头，沈醉表现得格外配合，他不仅在通电上签了名，还主动交出了保密局在云南的全部特务名单和组织架构，亲自起草电报命令手下的特务和武装力量全部放下武器。
虽然沈醉的签字和配合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这仍在客观上极大减少了昆明的流血冲突，为昆明的和平解放扫清了障碍，这也是后来他被认定为起义将领的核心依据。
签完字之后，其实沈醉心中还有一丝庆幸，他甚至有些暗自庆幸，自己命运不错，没怎么做就成为了起义将领。
但是沈醉没想到的是，尽管自己签了字，卢汉还是下令把他和李弥、余程万等人一起关了起来。
后来李弥、余程万设计脱身，可沈醉他却被留在了昆明，成了功德林中的改造对象。
当然了不能因此而说沈醉运气不好，当初签字了的人也有很多更为悲惨的。比如同样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的李楚藩，他最终在1951年被处决，直到1984年才恢复起义人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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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被沈醉劝降的赵秉钰，直到1975年才获得特赦，后来他还是靠着沈醉的证明，才被认定为投诚人员。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和当时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到后来都想让自己成为起义人员，并非被迫起义，过去的历史都想让他好看一些。但是沈醉经过改造之后，更加真实地学会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后来其著名的回忆录当中，坦然说明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自己确实是被迫签字起义，但是他的坦诚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反而让他的回忆录成为颇受欢迎的借鉴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