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古时候起，就自称“中原”、“中国”，自认为是天下的文化中心，自认为与周边的小国家、小部落比起来，是优越得多的，因此把它们称为“夷狄”。
到了近代，外面的世界已经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仍然抱着这一已显得陈旧的观念。
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远方国家殖民地和贸易已经遍布全球，不知道他们正站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很快就要对我们产生版本领先的优势。
乾隆以为对方与其他夷狄一样，是可有可无的蕞尔小国，他回复给英国的国书，是居上临下的，开场白就是一段“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在乾隆的视角里，对方是仰慕中国先进的文化，就和其他番邦一样，因此派使者来进贡，是一种恭顺的表现。
在今天我们的视角里，乾隆显得无知、傲慢、夜郎自大，拒绝平等的外交礼仪。一些批评认为，这是我们首先“不给他人平等，最后才被不平等地对待。”
近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反思里，最大的反思之一就是我们为何自视天朝上国？
这样的反思，在近代的困境中，是正常且有必要的。但其实，放到真实的历史场景里，就会发现，中国古时候形成天朝上国的观念，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为事实上几千里的文明史里，我们周边一直不存在能够与我们级别相近、体量相当的邻居，几千年的历史里，放眼向周围望去，我们就是东亚地区最发达、最繁荣灿烂的国家，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就是大幅度领先周边。
我们周边最大的国家是印度，但印度在古代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观念是物质的产物，当你长时间、大幅度地领先邻居时，你很难不产生优越感，很自然会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中心论并不只是中国人这样认为，周边的国家同样是认同的。以朝鲜半岛为例，他们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心里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事实上非常以他们更靠近中国，更像中国为荣。有野心一点的国家，也只是试着模仿中国，设法使自己成为局部区域的中心，比如越南。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超越历史去评价古人的局限。事实上中国人是会调整的，近代西方文明侵入之后，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挣扎与反省，我们迅速调整了过来。从只知道东亚世界的古代农业文明，转变成连接整个世界的现代工业文明。
两百年的时间，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而言，只能算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了，在农业时代里玩得很转的中华文明，在工业时代里同样能够成为优等生，甚至眼看就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了。甚至将来回顾历史，这一次吸纳与升级，变成与我们在古时候，无数次吸纳外来文化，消化之后实现一定程度的升级相近的事件。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炎帝是农民，是我们自己的基本盘。而黄帝号称轩辕，轩辕就是战车，战车则是游牧民族，外来文明的象征。
我们的基因，一直是稳定中开放吸纳的。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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