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著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
“我终于把他送走了，终于成为了那个，因为父亲死了，而幸存于世的人。”
这是《花园与父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场临终照护的情感收束。在父亲人生的最后五年，作者黄鱼进行着三种建造：为父亲治病，和父亲一起造一座花园，为父亲建一处墓地。在疾病的暴虐之下，造花园，成了父子对抗虚无与焦虑的办法。黄鱼将这段经历写成了非虚构，并摘得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澎湃·七猫特别大奖”。
花园里，植物疯长，父亲的身体却日渐枯槁。两个人一起看向新栽的植物，目光却交错而过。儿子看向的是父亲去世后植物繁茂的景象，是未来的怀念；父亲看向的却是静止在此刻、不再长大的植物，是自己未来永恒的缺席。造花园的过程，浓缩地映照出父与子间经年累月的冲突与情感，他们也如此以沉默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关于死亡的漫长对话。
黄鱼跳脱出关于照护的“父慈子孝”的温情叙事，诚实地剖开“儿子”心灵最隐秘的褶皱：权力关系的反转，隐秘的兴奋，僭越与愧疚，牵挂与疏离，憎恨与怜悯......
“父亲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和作者黄鱼聊了聊。
《花园与父亲》作者黄鱼
澎湃新闻：你在序言中用加缪《鼠疫》里的格朗先生来类比自己的写作，格朗怀揣着很高的文学理想，但他终生只是反复修改同一句话，翻来覆去，执着于写出最完美的句子，一辈子也没写出他想要的那个故事。你说你也是“格朗式”的写作者，从父亲生病时就想写，到他去世后好几年才真正落笔。那几年里，你在犹豫的是什么？处理“照护父亲”这个题材是否给过你一些伦理上的压力和挑战？最后是什么东西推了你一把，让你终于开始写下这一切？
黄鱼：格朗的文学理想也许远不止于“写出完美句子”。作为加缪小说里的人物，他应该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或象征。他是反复在修改同一个句子，表现出对修辞的执着；但在这表象之下，我猜他其实面临着递进的双重困境。一是他没找到创作的主题。导致每一次选词用辞，都未必很好地指向了人物的命运。用雕刻来打比方，如果雕刻家并不明白想要呈现一个什么形象，那他面对一块石头挥动凿子时，那种茫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比找不到主题更严重的，就是在现有的词库里，格朗甚至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相对应的词，用来呈现他对世界的感受。他还没学会（不屑于）用圆滑的修辞，来掩盖词不达意的窘境。他所实践的，正是从无到有的、试图找到第一个用词的、从而突破经验边界的真正的创作。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但值得尊敬。
《花园与父亲》虽然被称之为非虚构作品，但它不是生活本身。它是通过叙事建立起来的一种秩序和镜相，是我对生活的一个偏见。在迟迟不能落笔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在反复确认两件事，什么是我不想写的，什么是我想写的。照护这件事，并不一定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个面貌。我不想把它写成悲情苦戏，这样的故事别人讲了很多，也不是最感召我的点。倒是在照护过程中诸多说不明道不清的情状，最是挥之不去——我希望通过写作弄明白，那些情状究竟意味着什么。
像格朗一样，我不知道我要创作一个什么主题的作品，作品里的人物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命运；有些东西影影绰绰，需要你去辨认，去命名，第一次将它诉诸语言。我逐渐意识到，我想写的应该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可能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的作品。
现实中的伦理压力倒没有。因为我的定位就是创作，是建立在生活之上的叙事，是对生活的重构。很多时间都花费在了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如何经过裁剪反映到作品中来。总之，还是想写个好东西的愿望，促使我最后完成了它。
澎湃新闻：如《花园与父亲》这一名称所宣告的，这部作品最迷人的主线，是建筑的永恒茂盛和肉体的不断衰竭之间的张力。花园一点点生机勃勃，树木会经年累月地沐浴阳光，而父亲却在疾病中不可避免地消亡。你写到，面对父亲的死，实实在在的做法是建一处墓穴，给他一个去处，而不是造一个花园，营造一种永生的假象。那么，你最初为何会选择“造花园”作为和父亲的最后合作？如今回头看，花园所承载的意义，有没有超出你当初的设想？花园对于你和父亲的意义有没有什么不同？
黄鱼：作品中提到了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歌《雨》。即使在造花园的当时，父亲还活着，这首诗歌也已经引发了我对父亲的阵阵怀念。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它又支撑起了我的文学想象。十多年后的今天，眼下这个季节江南多雨水，花园里父亲最早种下的一棵茶梅和一棵含笑苍翠欲滴；在雨涟涟的暮色里，我会突然觉得传来了一声父亲低沉的嗓音，何其就是这首诗歌所描述的。
除了你所说的“建筑的永恒茂盛和肉体的不断衰竭之间的张力”，这个作品讲到了祖父种树，父亲种树，儿子种树，讲了一个三代人种树的故事，出乎我最初的设想。祖父种树是为了给来不及迁移的祖坟做个标记。而父亲种树，首先是将农村老家菜园里的两棵树，移栽到了儿子新居的空地里，也好像急不可耐地来做了个标记。儿子种树，则被叫作造花园，像是构筑一个人的理想之境，有思想，有设计，自诩为审美，跟父亲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对父亲来说，花园是儿子硬塞给他的陌生事物。之前在农村生活，房子旁边的园地叫菜园，主要用来种菜，不会用来造花园。他不知道花园是个什么概念（或许他知道地主家是有花园的，地主家的小姐经常在那里叹气），而只知道可以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一棵树；那才是他所熟悉的、让他感到心安的生活习性。
而对儿子来说，花园是因怀念而生的一个思想装置，与父亲一起造花园，好比是一个行为艺术，是时刻在进行的一道人树房的心理学测试题。父亲总归是被动地被儿子拉进了造花园的行列里。
所以父子俩一起看向花园里新栽的植物，目光却交错而过，各有各的心思。儿子看向的是父亲去世以后，植物繁茂的景象。父亲看向的是静止在此刻、不会长大的植物。在门前挖水池，传统的做法是先请风水先生看看，但儿子不管不顾就叫人挖下去了，引得父亲内心里骇浪滔天。
澎湃新闻：在给父亲治病的过程中，你给自己扮演的角色取了一个名字，叫“顾命大臣”，后来又说是“独裁者”，你写到照护中父子权力关系的逆转：从前你听命于父亲，如今你决定他的生死，甚至“看轻”他。你一边掌握关于他生死的全部信息，一边又有意对他隐瞒。你周旋于死亡和父亲之间，像一个屏风，替他隔绝了残酷的真相。你说，这个激起了使命感、兴奋、不安等诸般情绪的过程，可以用“僭越”来概括。这种权力让你感到兴奋，也让你感到愧疚。你怎么看待父子之间这种复杂的焦灼感？权力感和愧疚感，哪一个更持久地留在了你心里？
黄鱼：我其实是想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父子关系。那不是特定的属于我们家的父子关系，但总归源自我的生活。
我的青春期发生在被称之为启蒙年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整个1980年代，我依次离开村庄，来到镇上读初中；离开镇上，来到县城读高中；离开县城，来到天津读大学。可谓是逐渐离开家乡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从此没有离开过。我的思想年轮历经了彼时各种思潮的冲刷，同时我实际的想法和行为又更多地脱胎于我所领受的传承、文化，还有身在其中的年代、气候。
尼采所宣称的“上帝死了”，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实就是“父亲死了”的意思；按照革命叙事，父辈又往往带着原罪，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而在民间，尽孝被当作美德来看，其中却又夹杂了各种算计，等等。我认真地想过，像我这样一个人，真正面对父亲即将死去的情况时，真实的感受和反应究竟是怎样的？我有这样一种好奇心，用足够的诚实，加上一点社会学的想象，来观察这样一个过程。希望这个作品比较好地传达了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蕴含在特定的我和父亲的关系中，更分布在周围普遍的父子关系中。
进一步说，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百年变局下父子关系的演变中。书中写到：在一个清晨，儿子梦见祖父杀死了一只兔子用来祭祀——后来我发觉父亲恰恰属兔，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权力感和愧疚感是一种伴生关系，愧疚感是对权力感的补偿。当你足够诚实，这两种感觉一定会几乎同时来到你的意识层面，如影随形，相约而至，又相约而去。在情感层面，我至今还会因不能很好照护父亲而觉得愧疚，但这种愧疚与权力感无关。而在理智层面，这种愧疚又是合理的，因为你无论做了什么，都无法消除它。
澎湃新闻：的确，你没有把照护写成煽情的孝子叙事，反而坦承了照护中的所有烦躁、厌弃、疏离与逃避。你似乎把一种超出伦理维度的“诚实”看得很重要，这种诚实对你的写作而言意味着什么？
黄鱼：博尔赫斯好像说过，只有深挖到个人痛苦的根源处，他才能发现自己写作的真正主题。我觉得好的写作就应该这样。不仅要深挖痛苦处，还要深挖羞愧处、负罪处。要不然，AI写作可比你做得好多了。
《花园与父亲》作者黄鱼
澎湃新闻：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你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小伤疤”。她第一次出现，是在父亲第一次化疗那天下午，你说“父亲的病情越让我紧张，我越想和小伤疤在一起”。之后，你和她一起看电影、去闹水湾、在马桥散步，几乎每一次见面都发生在父亲病情最胶着的时刻。当你对父亲的感情得到彻底释放和宣泄之后，你意识到小伤疤不会再出现了。小伤疤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她在你和父亲的故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黄鱼：一方面，这个作品需要有这么一个虚构人物的出现。随着叙事推进，病情一步步加剧，好比紧锣密鼓，一阵更比一阵急促，这时候，叙事者和读者都需要缓口气，喝口水，切换一下情绪。作品中的儿子更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她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控制叙事节奏，平衡阅读体验。
另一方面，如果要说有什么意味，那么小伤疤代表的是儿子自主生长的那个部分。儿子身上的绝大部分，都是因父亲而生，要么直接来自父亲，要么是与父亲对抗的产物。唯独小伤疤所代表的那个部分，属于儿子异乎寻常的自我觉醒和成长。这个部分早年受到父亲的压制，不敢声张，一旦父亲病情加重，便窜出来，宣示主权。而当父亲死了，全世界再也找不出那么一个人，能让儿子与之长久地对抗，小伤疤也就摇身一变，成为儿子本人，从而也消失了。
澎湃新闻：建造花园的过程也浓缩地映照出父子间多年的矛盾，譬如，你的审美主义和父亲的实用主义的冲突，譬如他的信，与你的不信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文化中，对于疾病、丧葬，都有一套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但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你内心对这些仪式常常是怀疑的。而父亲几乎逮什么信什么。因而你说，五年下来，尽管父子俩一起去求医、造花园、找墓穴，却似乎从来都是形同陌路。但在父亲死后，你发现自己把“对田医生的那份相信”当成了“对父亲的一种怀念”。最终，这种“相信”是怎么从你身上长出来的？是否有哪些瞬间，你发现自己其实也相信父亲所信的事物？
黄鱼：按照我们的传统，最好的照护是孝顺，叫百依百顺。不仅是身体的照顾，而且是情绪的体恤，思想的认同，盼其所盼，急其所急，最终体现为对传统礼俗、习惯的恭敬从命——这显然是儿子难以做到的。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照护案例，相反，这中间有着太多缺憾。儿子奉行的是科学，是标准疗法、文献统计，是审美主义以及莫名其妙的一个所谓花园。所以有时我会反过来想，父亲的相信，是否坚持到了最后？是否他其实知道儿子是不信的，他最亲的、托付的这个人居然是不信的，因而他只有黯然神伤的分？他虽然还相信着，但这相信后继无人，叫不到应有的支援和呼应。他虽然还相信着，但这相信所具有的安宁，踏实，他体会不到。这也许是父亲一代人的命运。
而从儿子的角度，表面上他也遵守关于疾病、关于丧葬的一些传统礼俗，但实际做起来，难免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行礼如仪，该做的他都做到了，但他还是心里不踏实。这种不踏实，一方面是因为他没能很好地安慰到父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得不到妥善安放。
这就是不相信的后果，所以他会不自觉地去找、去塑造一种可以信托的力量。他把田医生想象成一个说一不二的神；把黄医生梦见父亲跟他告别，因而一大早匆匆忙忙从宁波赶来，一路打听来到医院，跟弥留之际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如此神秘的事情，肃然记在心里。仅仅是出于需要，他试图去相信；但从不相信到相信是那么难，有时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就要那么一种相信的感觉，模拟自己正相信着。
澎湃新闻：用你此前的话说，“当你身处废墟和深渊时，依然想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去寻找希望。”就像人们相信墓地的方位和风水能给后代带来福祉，这种“相信”本身，就是父亲的一种希望。临终照护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徒劳，而你作为儿子、照护者，你找到的让你“身处废墟依然飞翔”的希望是什么？
黄鱼：我觉得希望就是希望本身，而不是所希望的那个对象。它是个动词，而不是名词，是希望者保持了希望的姿态，而不是得到了所希望的对象。作品里的父亲，将病情资料保管得整整齐齐，将每次检查的数据仔细抄录一遍；为了墓穴能按照风水先生选定的方位施工到位，他殚精竭虑作了许许多多琐屑的准备。儿子则是通过造花园，努力营造一种父亲将永远活在世上的盛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父亲找一个好医生；努力拍一张父亲的好照片，好作为遗像来用。都是通过主动地去做点什么，让人觉得他们都还希望着。
写作就是让我飞翔的力量。通过写，主动地去理解，去营造，《花园与父亲》这个作品，就是我营造的另一个花园吧。
澎湃新闻：在故事中，你和父亲几乎从来没有面对面谈论过死亡，仿佛“死”被你们默契地罩上了一层面纱。你不说“晚期”，他不说“死”，连“是癌症”这几个字都说得支离破碎。但与此同时，你们一起做了很多事——选墓地、拍遗像、挑墓碑。为何面对死亡这件事，父子之间自始至终都采取了“沉默的对话”？
黄鱼：这种“沉默的对话”之所以发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间普遍存在的死亡禁忌。一种又残忍又怜悯的习惯，当面不说，背后却大说特说；当面说的都是“马上就好了”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背后却肆意地评头论足。二是缺少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缺少通用的词汇、论述和足资参考的结论，供儿子与垂死的父亲交谈使用。所以“沉默的对话”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不仅存在于我和父亲之间。我尊重这种情形的存在。
但我把在此期间刚好看到的一张报纸，报道了一位医学博士坦诚地与患癌父亲商量后事，我仔细收藏了起来。在心里，我还是希望能与父亲好好说说吧。
澎湃新闻：父与子也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主题。在写作过程中，有哪些对父子关系的描绘给过你启发？你自己又在这一议题上做了哪些独特的探索？
黄鱼：前面已经提到，这个作品之所以会有现在的气质和面貌，很大一个原因是得益于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歌（《雨》）的启发。对于父亲来说，那也是他的《樱桃的滋味》（伊朗电影）；对于我来说，则是我一个人的《喧哗与骚动》。
我想《花园与父亲》对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变迁做了一些呈现吧。一个现实当中的儿子，出身普通家庭，与改革开放同步进入青春期，接受了一些现代思想的熏陶，却又长期生活在传统的环境和氛围当中——这样一个人，当他实打实地应对父亲疾病、准备父亲后事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气象，那挣扎、纠结，寻找、决断，都是怎样进行的，他为何彷徨，又从何得到安慰……《花园与父亲》对这样的精神现象作了些记录。
澎湃新闻：书的最后一句是：“我终于把他送走了，终于成为了那个，因为父亲死了，而幸存于世的人。”你用了“幸存”这个词，似乎意味着父亲死了之后，你并不是完整地、无损地继续活着？父亲死后，你觉得自己身上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
黄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幸存于世的人，但父亲死了，会让你成为幸存于世的“那个”人。你继续活着，你是幸运的，甚至幸福的；你幸运地、幸福地继续活着，仅仅因为死的那个人，幸亏不是你，哪怕他是你的父亲。你惊魂未定，庆幸自己还活着。
你成为幸存于世的“那个”人，意味着世界上再也没有了那个，你一直与之相对抗的人。世界突然变得空旷，那种时时伴随着你的紧张感，消失了。在童年你努力想要成为他，进入青春期你竭力想要摆脱他，到了中年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现在，他没了，就像一面镜子消失，你再也看不到自己，再也不用逃离。
同时，你要作为幸存于世的“那个”人，在没有父亲的世上，继续生活。你觉得你是个更加完整的人，你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你是一个人，你独自面对时间的洪流。
前两天我在车库翻到一些父亲的木作工具。这些工具在父亲生前就已经搁置不用了，却反而得以保留至今；而那些父亲生前日常需用的，早在做“五七”的时候烧了。我看到在一把短刨的刀孔里面，甚至还保留着一些细碎的刨花；稍稍一碰，碎屑簌簌往下掉，我不由得惊呼是父亲现身了。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上，父亲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我相伴。这可是父亲处理、加工和应对世界的整套工具，自有其方法论、逻辑起点和谦卑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我还发现，深入底层去看，我所操持的不也是那一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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