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薛子敬

当地时间4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6年春季会议期间发布最新一期《财政监测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重已升至约94%，预计将于2029年突破100%关口。这一水平将回归二战结束初期以来的最高区间。在不利情景下，该比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20%以上，触及战后历史峰值。

报告显示，本轮债务累积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推动，财政压力集中来自社会支出攀升、国防军费投入扩大，以及利息负担持续加重。2026年年初，中东能源危机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全球财政脆弱性。IMF强调，当前问题的实质不在债务规模本身，而在于运行条件的系统性转变。过去十余年，全球高杠杆的稳定运行依赖两个外部条件，一是主要经济体长期维持低利率，二是全球化支撑下的稳定贸易和资本流动。如今，两者同步弱化。全球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由此发生改变，债务稳态赖以维系的基础正在松动。

债务新高背后的三重推动力量

将当前债务水平简单归因于疫情后的财政扩张，不足以解释其结构性特征。综合IMF报告和各国财政运行数据，更具解释力的推动机制至少有三条。

第一重推动来自疫情冲击带来的各国债务基数抬升。疫情期间，为应对经济停摆和需求收缩，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大规模财政扩张，发达经济体债务率在短期内完成了一次基数显著上移。这意味着，即便经济发展回归常态，债务水平也难以回落至此前区间。

第二重推动源于全球宏观利率环境的结构变化。过去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位于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区间，政府融资成本被持续压低，债务滚动风险被有效掩盖。随着通胀抬升，主要央行进入加息周期，政策利率中枢系统性上移，利息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相对权重持续提高。债务问题由此从存量规模议题转化为现金流是否可持续约束的议题，其财政治理约束的紧迫性和难度同步上升。

第三重推动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对财政结构的重塑。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重组、安全相关支出上升，各方面支出抑制经济增长、压缩税基，从各国政府收入端进一步削弱财政平衡能力。这一作用机制并非周期性扰动，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甚至呈现常态化倾向。

三者相互叠加，全球债务持续走高不仅是单一外部冲击的阶段性手段和结果，更可能演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财政运行新趋势。

为什么发达国家是债务扩张的主体

一个常见误解是将全球债务问题简单理解为普遍性风险。从结构上看，债务主体高度集中于七国集团（G7）等发达经济体。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9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升至约122%，预计到2031年将进一步攀升至142%；欧盟公共债务总量约17.6万亿美元；日本债务率长期维持在230%以上，居发达经济体首位。

这一格局的形成深植于其金融制度与财政传统之中。发达经济体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高等级主权信用评级，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发行国债，这一融资便利使其在危机时期更倾向于通过财政扩张稳定经济，也使债务累积的速度远超其他国家。事实上，由于美国总体债务水平的快速扩张，叠加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和利息负担持续加重，市场对其偿债前景的信心出现松动。2025年5月，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1，结束了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最高信用地位，这一变化构成对发达经济体长期融资便利的一次制度性警示。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政府通过国债市场吸纳全球储蓄、实现内部债务负担外部化的特殊能力。欧元、英镑和日元亦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类似的全球资本吸纳功能，这一金融层面的制度性特权，构成了高债务得以长期存续而不立即触发危机的底层支撑。在发达国家国民账目表支出端，人口老龄化持续推高养老金和医疗开支。例如，2024年欧盟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总规模约为4.9万亿欧元，占GDP比重升至27.3%，同比增长近7%。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外溢和安全战略自主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北约成员国国防支出在2025年同比增长约11%，较2020年水平扩张逾六成。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更是确立了在2035年前将国防投入提升至GDP占比5%的集体目标。综合来看，国防安全和民生福利的增长，叠加绿色转型和产业补贴政策的持续加码，使G7国家财政支出呈现难以逆转的刚性增长，债务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发达国家制度选择的长期工具。

新兴经济体虽然债务增速较快，但整体占比有限，其真正的风险不在总量，而在于经济体内部循环融资结构对利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敏感度较高，这也构成了全球债务风险结构中，发达国家“核心累积”与发展中国家“边缘脆弱”并存的结构性特征。

高债务水平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危机，主要影响在于改变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债务利息支出在财政结构中的权重持续上升，挤出公共投资和社会服务性支出，逆周期调节的可用资源相应收缩，一旦外部冲击再度来临，各国可动用的政策储备将显著不足。债务规模的扩张同步抬升了金融市场对各国主权信用的敏感度，财政路径的轻微偏离即可引发债券市场的剧烈反应。2022年，英国特拉斯政府“迷你预算法案”引发的国债收益率跳升和养老基金流动性危机，便是典型例证。

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外生冲击和高债务的叠加共振

进入2026年，全球财政体系承受了来自中东地缘冲突的叠加冲击。2月底以来，美以伊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贸易运输大幅受阻。贸易价格极端波动和通胀传导几乎同步显现，高盛将美国国内通胀预测由冲突前水平的0.8%上调至2.9%。据报道，4月美国整体个人消费支出（PCE）同比由1月的2.8%攀升至3.5%，为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通胀压力同步蔓延至欧洲。欧元区3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由2月的1.9%增长至2.5%，为2025年1月以来最高，其中能源分项上涨8%。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年初至今上涨约80%，欧洲央行在3月经济预测中将2026年欧元区通胀预期上调0.7个百分点至2.6%。

通胀反弹直接重塑了主要央行的政策路径。美联储下调全年增长和就业预期，近半数投资者押注全年不再降息。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等主要主权货币当局亦相继调整通胀预期，调整降息周期。

IMF揭示的核心事实并非某一债务数值的突破，而是全球经济运行逻辑的一次深层转换。过去数十年，高债务积累能够稳定持续，依赖的是低利率环境和全球化红利这两大外部支撑。当这两项条件同步弱化，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选择、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乃至全球经济周期的节奏，都将在更强的债务约束条件下重新展开，全球经济发展将进入更审慎的制度安排和更有效的治理新阶段。

（作者是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