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上两篇：
晋商兴起与商榷出现
明朝为防止蒙古南犯，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建成九座军事重镇为核心的“九边重镇”。
为这些守边将士提供军备和生活物资，让朝廷费资费力，但著名的晋商，很多就是从给边镇供应物资起家的。
他们向边镇运输军需粮草，然后拿着边镇签发的“仓钞”向盐政机关申请“盐引”，到指定盐场买盐，最后到指定地区出售。盐一直由国家专营，利润很高。
描绘九江关盛景
的青花瓷碗
明清海运受限，但运河与长江水道上的榷关却兴盛起来。
榷，本指渡水的独木桥，这里指城门的吊桥，像细长的鹤脖那样灵活升降。
榷不固定，过榷费也没标准，常取决于守者的心情和过者侃价的本事，这就是“商榷”的由来。市舶司则坚持到清朝康熙年间。
“广州十三行”到“洋员”
广州十三行繁盛时场景
清初，为防反清复明势力，东南沿海继续封禁。1684年，康熙收复台湾的次年，海禁才被解除，“海关”一词正式登场。
清廷在闽、粤、江、浙先后设立海关，不过1757年又把外贸集中在广州，且只能由朝廷指定、半官半商的“广州十三行”经营。
十三行并非13个行当，而是5000多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它们垄断外贸百年，是朝廷的钱袋子，造就了一批巨商，包括身价2000多万两白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下：清末海关模拟场景
鸦片战争后，百姓出于对洋人的愤怒。一把火将“十三行”烧了个精光。
那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先后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
中国国门的钥匙攥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借机干涉我国内政外交，为西方谋利，还有大量高鼻白肤的“洋员”在华夏土地上颐指气使，想想就屈辱。
海关大楼为何设置大钟
左：上海海关大楼
右 ：广东粤海关
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也引进了更加先进的西方管理模式，建立起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
最直接的，是腐败大减，关税飞增。独揽海关大权50年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861年上任时，中国海关总税收不到504万两，5年后涨至近800万两，1890年到了2200万两，1910年竟超过3450万两。
但同样让人无语的是，这些税银相当比例用来支付对外赔款，又流回列强手中。
清末的护照、商标、显微镜和大龙票
这时的海关，在查验、征税、缉私之外，兼担起海港检疫、气象预报、建造灯塔、开办邮政（1878年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票问世）、商标注册等职能，还代表国家参加过多次万国博览会，奖牌奖杯抱回一堆。
一座座新式海关拔地而起，多是西式风格，顶部有大钟，既为百姓报时，也让世界各地的船员校对钟表，依停泊时间缴税。
海关大楼设钟鸣钟的传统延续至今，只是人们来去匆匆恐怕无暇去想这背后的故事。
“红其拉甫”上的红旗
Guan xian
海关关衔与关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西方人却借着混乱夺走了海关税款的保管权。
中国人经过不懈努力，收回部分关权，但更多时候只能一声叹息。
直到新中国建立，国门钥匙才终于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2003年，我国实行关衔制，这是继军衔、警衔后的第三种衔级制度。
左：红其拉甫哨所兼海关
右：其前身水布浪沟支关
我国海关最北端在黑龙江的漠河，最南端在海南的三沙，最西端在新疆的伊尔克什坦，最东端在黑龙江的抚远。
还有新疆帕米尔高原上、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红其拉甫哨所。
“红其拉甫”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旗在雪山上迎风招展。其实，它是塔吉克语音译，意为“死亡之谷”“流血之沟”。科学家叫“生命禁区”，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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