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近日，“前额叶受损”全网刷屏，成为年轻人的自嘲甩锅新“梗”。这里的前额叶受损并非专业的医疗诊断，而是赛博自我确诊，把拖延、没耐心、冲动、摆烂、专注力差、情绪失控等问题，从“意志力差、懒”，转换成“大脑生理问题”，减少自我内耗。
“尊重前额叶老师”“前额叶发育完好，是当代年轻人的顶配”“25岁前生物学意义上都是脑残”……“前额叶受损”这个专业术语之所以能够火爆出圈，是因为此前神经科学科普博主@杨雨坤-Yukun的关于前额叶的短视频科普。“前额叶今日休假”“前额叶功能性报废”“前额叶受损了”等一系列自嘲式发言，随之成为年轻人的新“社交暗号”。
玩“梗”归玩“梗”，到底什么才是前额叶，它对于我们又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影响？《自洽大脑》一书穿透现代心理问题的根源，探讨了我们的大脑机制和进化原因，其中也包含了前额叶的相关知识。以下内容节选自《自洽大脑》，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保罗·戈德史密斯
作者：[英]保罗·戈德史密斯
译者：风君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3月
额叶对塑造我们的行为
至关重要
额叶对塑造我们的行为至关重要，它既能让我们抑制冲动行为，又能让我们规划一段时间内的行为序列。额叶就像一个内部控制系统，平衡着即时欲望与长期目标。如果这个系统没有正常运转，个体行为就会变得杂乱无章、不合时宜，或者完全受本能驱动，无法谋定而后动，就像我们在莱特富特夫人、琼斯先生和彼得森先生身上看到的那样。
我们的行为和动机源于内驱力与外部影响的复杂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又受个人经历和环境的影响。在人生中的任意时刻，都可能存在多种行动方案。因此，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就意味着要拒绝其他选项。对行为的选择、排序和抑制，以及对他人行为的追踪和记录是额叶的核心作用。这种能力是群体塑造行为的关键，使我们能够通过沟通说服他人以某种方式行动或不行动。额叶功能的复杂性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最新成果，接下来，我将探讨人类额叶与其他动物额叶的区别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生命服从于存续需要，而要实现存续，就需要开展各种复杂的活动。我们的额叶是运动控制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是古老的结构，却在较晚的进化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扩展，催生出新的行为方式。从中脑经基底神经节到运动皮质的神经回路参与更直接的动作执行，以实现即时的目标。这个回路位于额叶的后部，在它的前方是一些平行神经通路，包括起源于腹侧被盖区的多巴胺通路。这些平行的神经通路会评估完成特定动作的潜在回报，以及执行哪些动作最有益。这些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叠加在直接执行动作的神经通路之上（但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位于其前方）。
这种顺序规划和长期回报计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就像国际象棋选手一样，我们的额叶与基底神经节等更深层的处理神经回路协同工作，权衡多种因素，评估一系列事件可能的发展结果，并预判每个潜在动作的后果。而且，就像棋手最终必须走棋一样，额叶归根结底仍然与运动输出相关，只是其复杂程度要比直接执行动作的神经通路高得多。
额叶位于中央沟前方，占据大脑皮质约1/3的区域，从头顶附近延伸到额部，并分为多个区域。
初级运动皮质位于额叶后部，其前方是前运动皮质和辅助运动皮质；前额叶皮质位于更靠前的位置，由三个区域组成：外侧（外部）、内侧（内部）和眶额区（位于额叶前下方，眼窝上方）。其中，位于额叶最后部的初级运动皮质与运动直接相关。
大脑皮质的每个部分都对应着身体的特定部位，这种关系通过著名的“小人图”得以生动呈现。“小人图”是一幅变形的人体地图，图中各身体部位的大小代表着有多少脑组织专门用于控制该部位，而非这些部位实际的物理尺寸。手和嘴显得异常大，因为它们需要精确的控制来完成操作工具或说话等任务；腿部相对较小，因为它们一般只需要基本的控制来实现行走和站立。刺激大脑皮质的相关区域，对应的身体部位就会抽搐。
然而，人类大脑远比图中所展示的更具流动性和适应性。近期的研究揭示，身体部位的表征（如手指的表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与其他涉及运动和感觉的脑区存在重叠与交互。这些区域也并非遵循经典“小人图”所示的严格划分，而是具有灵活性，能够在我们学习新技能时重塑。正如语言区可以为读写能力重新利用神经回路，运动皮质也能重组，帮助我们掌握新的动作，无论新动作是演奏乐器还是学习复杂的舞蹈。这种适应性彰显了大脑随时间推移不断优化自身功能的非凡能力。
这种适应性是一个更广泛进化历程的组成部分：在类人猿出现之初，其前额叶皮质出现不成比例的增长，为复杂社会认知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显著的扩张在晚期智人身上达到了顶峰。最重要的不仅是大脑的整体大小，还有大脑中哪些部分出现了扩展。例如，蓝鲸的大脑体积比人类大得多，但它们的大部分脑力都用于管理庞大的身躯和协调游泳动作。同样，海豚的大脑体积也很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支持声呐处理。大脑的效能涉及权衡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精通。
此外，智人在大脑皮质功能上的飞跃，与其说是因为神经元的绝对数量更多，不如说是由于每个神经元的轴突、树突（神经元的连接“线路”）及其支持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的复杂性显著提高。这就像在一座城市里，如果只增加通勤者（神经元）的数量，却不让他们离开交通枢纽站，就不会产生复杂的交流互动和知识爆炸。进化并没有赋予我们全新的大脑结构，而是扩容和优化了已有结构。这些经过强化的脑区协同工作，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在环境中活动并与之互动。
所有哺乳动物都具备额叶结构，但其大小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前额叶皮质在人类大脑的全部皮质中占比约35%，而对猫来说，这个数字略低于4%。这种差异体现了进化适应——同一基本大脑结构在不同物种中被调整至不同比例，而非做出根本性的重新设计。行动实施与否及行动成败带来的感受，其基本运作方式已在前几章论述；至于具体的“脚本”，即对“可取”与“不可取”的界定，如今则源于日益复杂的思维循环。
我们的大脑皮质是由大量重复的皮质细胞组成的柱状结构，这些皮质细胞也因其发现者的名字被称为“布罗德曼皮质区”。皮质细胞的组织方式进化自视网膜细胞的高度结构化排列，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正是皮质细胞数量的增加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能力。同样，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计算复杂度上实现突破，并非源于硅芯片的根本性全新设计，而是重复电路密度的提升及由此实现的整体规模扩大使其拥有了惊人的性能。
在灵长目动物的大脑中，皮质增长最显著的区域是联络皮质，这些皮质负责整合和处理来自其他多个脑区的输入信息。我们可以用伦敦的交通图做个类比：不同铁路线通向国王十字车站或帕丁顿车站等位于伦敦的终点站，这些线路承载着以乘客形式存在的“初级”信息。正是铁路线的纵横交错实现了通勤者的高效连接，也促成了这座城市中“次级”知识的爆发式增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通过无数新的互动，将基础输入转化为创新成果，就像我们大脑中的联络皮质构建出丰富的网络，把简单的感觉信息转化为复杂的思维一样。
心智化：大脑的内部模拟系统
前额叶皮质有一项特殊功能，它能够为一项运动做好准备，但同时“踩住制动踏板”，使动作不会被实际激活。这使得我们可以模拟该动作可能带来的结果，如果最终状态不符合预期，就可以对释放这些行为说“不”，从而对运动皮质及相关神经回路保持抑制性控制。
前额叶皮质及相关神经回路的计算能力越强，对动作、方向和时机的分析就越复杂。这意味着在触发一个动作之前，我们可以根据预测即将发生之事，对该动作的潜在结果做出评估。
想象这样一个校园场景：你正要拿起午餐，比利却突然用胳膊肘把你推开，抢走了你的食物。这一行为会触发大脑深处的神经回路，它们的默认反应是启动“一拳打在比利鼻子上”的行为脚本。而位于额叶层级中更高一级的区域会预测如果你真的揍了比利会发生什么，然后决定是否给这个行为“开绿灯”。例如，如果你知道比利会凶狠回击那些挑战他的人，那么这个行为就不会被实际执行。还有一个潜在的更复杂的分析层级，它能对之前的模拟结果再做一次模拟。比如，要是约翰、弗雷德和皮特看到比利抢了我的食物还打我，他们会怎么做？如果他们很可能会和我同仇敌忾，那么运动皮质或许就会得到“绿灯”放行，除非有更进一步的层级分析模拟出约翰、弗雷德和皮特的反击会招致比利家人更猛烈的报复，那么“红灯”便会继续保持。
电影《脑火》（2016）剧照。
这种通过模拟事件可能的发展过程来抑制某些行为并采取替代行为的广泛能力，被称为“前瞻性推理”，它涉及将短期后果与长期后果做比较的能力。而理解他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欲望、意图和观点的认知能力，被称为“心理推测能力”。运用预测做前瞻性推理，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就被称为“心智化”。
我们的许多心智能力都能在进化上较为古老的动物身上找到前身。例如，捕食者具备基本的预测能力——当猎物看向猫所在的方向时，猫会静止不动，因为它预测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性；类人猿则能通过镜像自我认知测验认出镜子中的自己。然而，只有人类能充分发展出心理推测能力。经典的“萨莉–安妮测试”就证明了这一点：萨莉把一个球放进篮子里后离开了房间。在她离开期间，安妮把球移到了盒子里。萨莉回来后，她会去哪里找球？正确答案是萨莉会去篮子里找球。这个答案表明答题者理解萨莉的信念与现实情况不同，而大多数动物无法理解这一点。
这种理解他人的信念可能与自己所知事实不同的能力，是心理推测能力的一个关键体现，只有人类及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目动物才拥有超越基础层面的心理推测能力。这种能力的发展需要时间。
出生后的几年中，世界确实是围绕我们运转的，因为此时的我们只能达到一阶心智化，即理解自身的需要。直到四五岁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他人的心理状态或许与自己不同。通常也是在这个阶段，孩子们才能通过萨莉–安妮测试。到了10岁左右，大多数孩子能够达到三阶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某件事。”青少年早期的孩子会达到四阶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某件事。”而大多数成年人可以处理五阶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某件事。”每上一个层级，都能让我们开展更复杂的社会推理，帮助我们处理人际关系、预测他人反应并巧妙应对社会动态。
举例来说，处于三阶心智化水平的孩子可能会明白老师知道自己没写作业；四阶心智化的孩子或许能预料到老师清楚自己对没写作业心知肚明，并且正等着自己找借口；而五阶心智化的孩子可能会推断出老师已经察觉自己在盘算借口，于是会提前调整自己的回应。这种换位思考能力的日益精进，是我们额叶扩大带来的一个关键优势。
话虽如此，即便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艾丽丝认为鲍勃知道卡罗尔相信戴夫希望伊夫在撒谎”这句话也很难理解！这表明，就算我们有复杂的额叶，在追踪多层级社会认知时也存在局限。而尼安德特人只能达到四阶心智化水平。
儿童随着额叶成熟
发展出更强自控力
心智化水平的提升与儿童随着额叶成熟发展出更强自控力的过程相辅相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不仅能更好地控制冲动，还学会了预测后果。环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有些孩子的成长环境中，延迟获得奖赏是可靠且受重视的，而另一些孩子则不具备相应环境。这种差异的经典例证便是“棉花糖实验”：孩子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立即吃一颗棉花糖，要么在等待15分钟后得到两颗棉花糖。
在更日常的现象中，心智化水平还决定了我们会觉得哪些笑话好笑。青少年大多处于四阶心智化水平，其笑点往往倾向于情节更简单、结果更明显的场景，比如有人因踩到地上的香蕉皮而滑倒。在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得到缓解后，我们便会发笑，但这种不确定性的复杂程度需要与我们的心智化水平相匹配。
大脑要开展心智化活动，就需要对情境有更全面的认知，将更广泛的神经连接关联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联络皮质大幅扩张的原因。前额叶皮质的运作方式与政府类似：下级部门提出一项行动方案，但在获得更高一级部门的批准前无法执行，而更高一级部门对地方事务有着更宏观的视野。之后，该方案可能还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审批，这些部门掌握着更广泛的信息，能够分析潜在的意外后果，并判断哪个做法最符合长远利益。
这种额叶的“治理机制”能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做什么呢？总体来说，它能模拟某个身体动作在环境中可能引发的后果。如果记忆中通往果园的捷径上有捕食者，额叶可能会阻止我们选择这条路。不过，灵长目动物的额叶还能模拟群体中其他成员可能做出的反应。当群体中存在具有不同声誉和关系的联盟时，这种模拟会变得极为复杂：谁和谁是近亲？谁欠谁的人情？如果我抢了他们的食物（我能做到，因为我比他们强壮），会不会被他们的支持者揍一顿？这就是社会认知。人类的社会认知水平比其他灵长目动物更高，这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社会认知能够让我们超越情绪传染，即更为潜意识地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接纳，进而开展更复杂的分析。心理推测能力是认识到他人拥有不同心智的基础要素，而心智化则是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的能力，也就是推断其他存在（尤其是其他人）将要做什么的能力。这种模拟他人行为的能力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情境，也是我们控制自身行为的关键，能帮助我们在行动前预测后果。这一过程基于对他人情绪状态及其运动姿态控制的双重分析。当然，这些方面是紧密交织的。我们想象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源于模拟自身潜在行为的能力，这种对思考的再思考能力，源于前额叶皮质所承担的监督与仲裁功能。这是一种“生成性”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此类似，因为它并非仅仅是对感觉输入的被动反应，而是一种主动构建的模型。
与这种心理时间旅行（想象未来、回忆过去、模拟事情可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神经回路被称为“默认网络”，它由一组相互连接的结构组成。这些结构更靠近每个大脑半球的内表面，其中包括内侧前额叶皮质。相比之下，位于大脑外侧的“多需求网络”在开展活动（尤其是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时会更活跃。因此，当我们从一般性的反思转向专注的行动时，大脑活动会从内侧的中线区域转移到大脑的外侧区域。
这种更复杂的认知加工（我们的内心沉思）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呢？大脑运用与处理身体动作相似的机制来处理思维，这个过程建立在前文讨论过的基本架构之上。就像我们会评估环境中的物体并决定是否对其采取行动一样，大脑也会处理其内部的“物体”，即我们的想法和观念。这些内部编码会根据当前情况被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我们通过心理模拟而非身体动作来对它们“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在内心模拟一个诱人的行动，比如想象接受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社交邀请，随后会推演其后果，比如错过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大脑会评估这种内部模拟的结果是否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并决定是继续完善计划还是果断放弃。
人类在进化中的优势就在于，我们能够在不触发任何外部行动的情况下开展多轮虚拟运算。这使我们能够评估那些初看有益但暗藏风险的场景，比如在公司的圣诞派对上与同事发展浪漫关系。相反，我们也能模拟那些短期内看似令人不快但能带来长期回报的行动，比如加班工作以获得职位晋升。这些迭代过程使我们能够抑制即时欲望，转而追求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更复杂的心智化能力也让我们更擅长欺骗、操纵和规划战略。我们在制造工具、协调行动以捕捉猎物方面变得更熟练后，这些技能延伸到了对同类的猎杀上。我们的额叶不仅能抑制个体的攻击性，也能在认为策略上有利时，策划群体层面的暴力行为。如前文所述，智人的一个显著能力便是实施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曾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
本质上，额叶的增大既使人类展现出最美好的一面，也使人类暴露出最糟糕的一面。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持久的关系，但一个人也可能极其令他人恼火、不快且具有攻击性。在一定程度上，额叶的调节作用会减少这些消极行为，但也会助长经过算计的不良举动。
我想说明的是，除了在亲密的友谊关系中，我们本质上并非十分友善，而大规模社会中界定的是非对错，不过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我们具体的行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后天学习的。这个学习过程相当漫长——我们的额叶要到20多岁才能完全成熟，而且需要大量外部环境的塑造才能形成各种“规范”。为了让这个学习过程获得成效，相关的教导应当前后一致、反复强调、不断实践，并能给出及时反馈，而最有力的反馈往往来自我们身边的人。当这些过程因不良的教养方式、前后不一的管教或不利的社会环境等因素而受到干扰时，便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发姑娘区间”
是恰到好处的状态
现代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制度结构破坏了我们对人际联结的基本需要。我们的大脑是为紧密的群体和直接的互惠关系而进化的，如今却要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运作。许多曾经面对面开展的社会交换（帮助邻居、支持朋友、依赖家人），如今都被外包给了各种系统和服务。当由国家来管理社会支持时，那个帮助你的人可能与你毫无互惠义务可言。这容易造成一种心理空虚：我们得到帮助，却没有获得大脑所期望的有意义的社会联结。许多人发现自己处于被动境地，与传统社区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脱节了。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融入群体不仅有益，更是生存所必需的。我们对归属感、认同感和社会地位的深切需要，便源于这一进化现实。我们天生倾向于建立持久的社会联结，这很像一份保险——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累积，在我们真正需要帮助之前就已构建起一个支持网络。
即便在今天，失去归属感也会让人感觉受到威胁，造成应激，引发焦虑。无论是一段友谊逐渐褪色、一次失业切断了社会联结，还是虚拟的数字互动取代真实交往所带来的孤独感，我们的大脑仍会像面对危险的社会排斥那样做出反应。如今，我们或许不用再面对被独自抛弃在稀树草原上的风险，但孤独带来的情感冲击依然强烈如初。
现代数字技术给这一切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尽管它能帮助我们跨越距离维持联系，但它也将我们的社交历史永久保存下来。数字记录和社交媒体让我们难以真正从过去的关系或社群中“走出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遗忘与宽恕是社会适应的关键自然过程，而数字生活却将过往的互动和恩怨永久记录在案，这削弱了我们建立新纽带、重新开始的能力。
大脑皮质的新近扩张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设定复杂的长期目标，也可以同时追求多个目标，但这些目标可能会相互冲突。这种设立多个目标的能力及目标间的冲突，正是幸福感困境的根源。
此外，我们还可能会让这类冲突的想法在脑海中反复盘桓，萦绕不去，陷入强迫观念和忧虑的困境。
而且，如果在前额叶皮质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某个特定想法没有通过行动来解决，没有通过质疑化解，也没有通过额外的分析处理获得更新，这个想法就可能持续发酵恶化。
纪录片《人类心智》（2003）剧照。
同时，思考不能脱离行动。因此，我们善于沉思的额叶需要果断采取行动并做出决策。与目标切换相关的滞后现象，就像拉开一扇门所需的力气比关上它要大。当额叶选择一个目标并对其做序列化处理时，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滞后过程。在“做太多错误的事情”与“完全无所作为”之间，存在一个“金发姑娘区间”，也就是恰到好处的状态。
额叶塑造着
冲动控制能力和社会行为
我们的大脑每天会接触无数信息，其中大部分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层面。有些信息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比其他信息更强，它们会充当触发器，激活潜在的神经模式。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许多可能的行为反应，这些反应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特定的环境线索或内部状态的刺激下才会被激活。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并为达成目标不断努力，直到大脑发出停止的信号。
所有人都应铭记的一个要点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大脑可能会在我们觉察到选择过程之前就选定行为；事后，我们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那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一认知让传统的道德责任和正义观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需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行为具有概率性，且其根源在于遗传和环境历史。
我们都未摆脱原始的本能倾向，只是在大多数时候，由于所处的环境稳定、基本需要得到满足、额叶施加的社会约束，以及没有滥用药物，使得这些倾向处于潜伏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额叶功能较轻微的失常，比如不得体的言论、未能抵制的诱惑。
要减少破坏性行为的出现，我们需要训练额叶尽早发挥作用，在反射性的爆发信号被下游效应器执行之前，在我们开口说话、发送邮件、发布帖子或挥起拳头之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和大脑的许多其他活动一样，这需要练习。
酒精会损害额叶功能，这就是为何许多暴力和性犯罪行为都发生在醉酒状态下。醉酒时，更原始的潜意识行为模式被触发，且不受抑制。当醉酒者的地位受到挑战时，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连锁反应，而引发挑战的行为或许只是一杯啤酒被打翻这样的小事。又或者，醉酒者可能容易感知到一种性地位威胁，比如一个男人盯着另一个男人的女友看，随后双方挥拳相向。醉酒导致的平衡能力受损使其中一人摔倒，反应速度的下降让他来不及做出支撑动作，头部重重撞击地面；血液中的酒精会影响凝血功能，进而引发脑出血。最终，这位脑损伤患者需要昂贵的社会护理，他的孩子也可能在一个失调家庭中长大。
我们的额叶塑造着冲动控制能力和社会行为，那么，当额叶功能失效时会发生什么？以有酗酒史的人为例，额叶损伤会导致其行为鲁莽、违背社会规范。再比如，一个人从行为古怪到实施犯罪，随后出现头痛症状，最终被诊断出额叶肿瘤。还有额颞叶痴呆的情况，患者额叶退化，导致抑制能力丧失、社会约束感全无。
我们的额叶负责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群体规模变得过大时，协作就会受到影响。这个现象在企业、社区和政府中均有体现。
额叶还让我们能够构建强大的叙事，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信念和道德框架。这种能力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也使我们容易陷入僵化的思维模式、固执己见，甚至滋生妄想。因此，对新观点保持开放态度，并敢于质疑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将有助于让这些叙事为我们所用，而非成为我们的桎梏。
纪录片《人脑漫游》（2000）剧照。
尽管效率推动着社会进步，但它们也可能侵蚀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工作场所、社交网络还是政府机构，都必须在效率和人际联结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我们不会失去大脑所依赖的深厚的社会纽带。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优先发展有意义的关系能带来显著改变。
我们的许多行为都受到潜意识因素的影响，如过往的经历、接触的事物与所处的环境。虽然我们无法掌控一切，但可以通过主动改善所处的环境来强化积极行为、减少破坏性行为。我们今天所强化的行为，会塑造明天的自我。有意识地培养习惯、选择相处之人、寻求有益的经历能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轨迹产生积极影响。
大脑皮质的扩张使人类得以遍布全球，智人也因此在与其他人属物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读写能力、大规模群体的形成、多步骤思维排序、概念建模和行为抑制能力又共同推动了技术的飞速进步。然而，不断进化的大脑在创造现代生活奇迹的同时，也让我们陷入了某些心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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