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脸，但这也是当下商业世界最敢想、最惊世骇俗的一张脸。
“让我们一起继续做世界的小孩，带着梦想起飞。”38岁的创始人俞浩喊出了这样的金句。他曾把微信头像换成“小王子”，具像化了“世界的小孩”。
但，这个有着孩童般单纯笑容的男人，绝对是商业史上的极客。
不仅敢想，也很敢做，成绩说明一切。2017年成立追觅科技，连续8年年均增长100%，产品卖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在30个市场市占率第一。从清洁业务到手机、汽车、大家电，布局多场景，又“干一样成一样”。
与另一个突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创业者张雪一样，这两个同是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用不同的方式，传递着相同的梦想力量。
如今的追觅，早已是世界级的科技企业，俞浩说“追觅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实验体，我们不会像传统公司那样被定义，而是希望企业像生命一样演化，生出新的可能”。
AI正在重构世界，黑客、极客们大显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曾经的科技极客俞浩，正在成为商业世界里的极客。那么，如何成为俞浩？
极客基因
俞浩是一个典型的科技极客，而他这个基因从小就有迹可循。
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乡镇里的俞浩，从小就爱跟螺丝刀、电路板打交道，别的孩子捧着现成的玩具车爱不释手，他偏要拆了再装，装了再改，乐此不疲。12岁那年，家里要装楼梯间的双控灯，本来要请电工上门，年少的俞浩拍着胸脯揽下活儿，用干电池反复测试，居然捣鼓出一套更省电的双控电路方案。直到三年后上初中物理课，他才发现，自己的办法居然和课本上的标准答案不一样——这份不盲从权威、从现实里找答案的劲儿，成了他后来搞研发的“本命特质”。
高中时，学习成绩优异的他，获得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2005年被直接保送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业。俞浩从小就迷恋飞机，进入清华航空航天专业正是“圆梦时刻”。
2007年，读大二的俞浩一头扎了无人机领域，成了中国最早一批搞研发的人。那时候国内民用无人机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现成的技术参考，没有完善的零部件供应链，甚至连最基础的控制算法，都得俞浩从零开始编写。他泡图书馆啃遍国内外的航空文献，又一头扎进实验室，对着一堆零部件反复调试，常常熬到深夜。
俞浩的研发之路，从一开始就带着“逆共识”的倔劲儿。当时，行业里没有人做出三旋翼无人机，但俞浩偏不信这个邪。
为了这个“疯狂”的想法，他成了清华园操场上的“深夜常客”。深夜的操场万籁俱寂，只有他操控着原型机反复试飞。2009年，俞浩不仅独立完成软硬件全栈设计，成功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还在校内创办了创客空间“天空工场”——一个只靠12小时极限技术挑战筛选伙伴的“奇葩组织”。
他给申请者布置技术题目，下午6点放学出题，第二天早上6点交卷，能扛住12小时极限挑战的，才是真正对技术有热情的人。而这些留下来的人，后来大多成了追觅科技的核心成员，陪着俞浩从校园走向创业赛场。在“天空工场”，俞浩带领团队拿下波音公司的赞助，积累了扎实的动力系统、控制算法技术，更养成了“死磕细节、不妥协”的研发习惯。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创业的底气。
2015年，无人机创业热潮席卷全国，很多人劝俞浩趁热打铁，深耕无人机赛道。但俞浩却非常理性，无人机技术密集，但受众小众，很难实现大规模产业落地。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已经有了创业的想法，想用造飞机的技术，服务千家万户，做一家世界级的科技公司。曾经他也有一段迷茫期，直到他把目光投向了高速数字马达。在飞机和无人机上，动力系统直接决定整机性能，而马达是家电的“心脏”，决定了吸力、续航等，这个领域长期被外国公司垄断。
当时的国内市场，高速马达的转速普遍只有每分钟2-3万转，而国外龙头企业已经做到了12.5万转，差距悬殊。俞浩带着“天空工场”的核心伙伴，凑了10万块钱，开启了一段“光膀子睡地铺”的研发之路。
更难的是技术上的壁垒。高速马达涉及气动、电磁、驱动、热设计等多个领域，每个环节都是“无人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俞浩带着团队，把无人机研发时的“死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把系统拆解到最基础的层级，从头构建控制逻辑，手工调试每一行代码，反复测试每一个参数。有时候，为了一个小小的参数优化，他们能连续熬好几个通宵。
马达启动时间是高速马达性能的重要指标，当时国外巨头的最好的成绩是900毫秒，业内都觉得这是“不可突破的上限”。但俞浩偏要挑战，他带着团队重写代码，反复调试，只用了两周时间，就把启动时间压缩到180毫秒，整整提升了5倍。当测试数据跳出来的那一刻，整个地下室都沸腾了，一群光膀子的年轻人，抱着彼此欢呼雀跃，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他们的坚持终于在2017年夏天迎来了收获。那天，实验室里的测试数据跳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数字：高速马达的转速达到了10万转/分钟，达到了世界顶尖企业水平。一阵狂喜之后，却是紧张和怀疑，他们又反复测试，确认数据无误后，所有人都红了眼眶——两年时间，从10万块启动资金，到打破国外垄断，他们用热爱和坚持，完成了一场看似不可能的逆袭。
这种“要么不做，要么做世界第一”的少年意气，后来成为追觅的精神图腾，挂在了追觅科技总部墙上，这是俞浩的执念，也是追觅的基因。
热血逆袭
从技术极客到成功的创业者，俞浩需要完成惊险一跃。
即便是对俞浩抱着怀疑态度的人，看到追觅的成绩，也会有热血的感受——自2017年成立以来，实现年复合增长率100%，2025年营收400亿，在百亿数量级上2026年一季度仍然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短短8年，追觅还实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的两大目标。
如今追觅海外营收占比近80%，产品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扫地机器人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拿下市场份额第一，在德国这样对产品很挑剔的市场，追觅的市占率高达42%。
在传统硬件行业，存在着一个“高价格、高份额、高增速”的不可能三角，但是仅仅8岁的追觅破解了这个困扰多年难题。作为硬件领域的“新新人类”，俞浩用独特的解题方式，为中国智造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份非常独特的样本。
时间拉回2017年，俞浩带着团队攻克了高速数字马达的技术壁垒，但技术在手，如何落地？俞浩面前摆着一道现实难题。彼时的追觅，只有10万块启动资金、一群志同道合的“技术狂”，没有渠道、没有品牌，更没有市场认知——就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亟需阳光和养分才能破土而出。
就在这时，小米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俞浩在微博上回忆这段经历：“小米和顺为是追觅的天使投资人。2017年给了我们1400万，并且给了我们最早的订单。永远感谢小米和雷总！”
那段日子，追觅的办公区热闹得像个“创业战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团队成员围着图纸讨论产品细节，俞浩则白天黑夜地忙碌着，常常熬到凌晨。最终，第一款产品——追觅V9无线吸尘器通过众筹首发，一经推出就引爆市场。
但俞浩并不满足于做代工，拥有自己的品牌，才能走得更远。
在他看来，技术独立是品牌独立的前提，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拥有话语权。在打造追觅的过程中，俞浩把大部分利润投入研发，坚持“三分之一投入现有领域迭代，三分之一投入现有领域创新，三分之一投入新领域探索”的研发原则，一边打磨马达技术，一边拓展产品品类，从吸尘器延伸到洗地机、吹风机。
转型后的追觅，很快迎来了爆发。2020年，追觅发布全球首款搭载15万转高速数字马达的无线吸尘器V12，直接对标国际高端品牌；2021年，接连推出智能无线洗地机H11 Max、全自动集尘扫拖机器人L10 Plus，每一款产品都凭借核心技术脱颖而出，迅速抢占市场。
与此同时，俞浩从来不想做价格屠夫，而是降维打击。
“第四名最习惯扮演的就是价格破坏者角色，但那只会让你永远在第三、第四。所以我们要反向操作：只做高端。”俞浩说。彼时的国内智能清洁市场，要么是低价内卷，大部分中国企业认知停留在“性价比换市占率”上，要么是国外品牌垄断高端赛道，但俞浩偏偏要“虎口夺食”。
他至少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持续技术创新，另一件则是全球高端品牌的深入研究。
在技术上，追觅的高速数字马达技术迭代至16万转量产、20万转储备，年生产马达超1000万台，打造黑灯工厂，在高速数字马达、智能算法等领域形成核心技术壁垒，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在高端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他持续研究高端品牌的打法。
俞浩把全世界所有品牌分成S、A、B、C、D五层——品牌C能创造10 %的利润，品牌B有20%，品牌A有30%，品牌S则能到40%以上。S级品牌占据了地球上300个最高端的地方，爱马仕有304家店，LV和苹果500多家店，它们开在香榭丽舍大街、第五大道、银座——和这些最贵的地标绑定。“我想明白SABCD这个体系后，当时就要求团队——所有产品的创新、价格定位，至少比竞争对手高10%。”俞浩说，品牌是社会资源的总和。
品牌定位决定了利润空间，也决定了你能调动的供应链、渠道、人才、文化资源。品牌一旦变高端，你能雇更好的人、研发更好的技术、做更好的体验、进更好的商场、请更贵的代言人——这是一个完整系统。
在高端化的同时，俞浩也开启更具野心的布局——国际化。但俞浩没有选择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起步，而是直接进入韩国、德国、法国、美国等高端市场。中国企业靠品牌、靠科技走出去，几乎没有先例，很多人觉得不可能。
海外扩张的初期，追觅也遭遇了不少挫折。欧美市场早已被国际品牌占据，用户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不高，甚至存在偏见。但追觅坚持了300-600欧元的高端定价，与戴森、iRobot正面竞争，靠技术溢价而非价格战。
而之所以能与这些老牌品牌硬碰硬，在于追觅精准地针对当地市场痛点，进行了精准的本地化创新，比如德国老式建筑有3cm高门槛，而行业普遍越障仅2cm，追觅研发了“仿生机械足”机型，可翻越4.2cm台阶，获得市场认可。
追觅的高端化、国际化，曾经在很多人看来是“反共识”，但俞浩把这种“反共识策略”贯彻到底——疫情期间，多数品牌收缩海外市场，追觅却逆势加大投入，抢占了高端市场空白。
2026年，追觅迎来了海外布局的里程碑——登陆美国超级碗，成为中国首个霸屏该顶级商业平台的高端智能科技品牌，30秒广告覆盖全美亿万观众，向全球展示了中国硬科技品牌的实力。此时的追觅，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线下实体门店超6500家，服务超过4200万家庭。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追觅扫地机器人市占率第一，11个国家市占率超过40%，洗地机在近20个国家市占率第一，部分国家甚至超过70%。
这一套成功的高端化、国际化打法，重构了中国科技品牌从代工到高端、从本土到全球的成长路径，不知不觉间，俞浩已经成为中国智造出海的旗帜人物。
成为俞浩
当下的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巨变。10多年前，互联网兴起，用互联网的方式把行业再做一遍，是很多创业者、创新者的圭臬；而今，人工智能开启了科技进步的大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把行业再做一遍，也完全在预期之内。
时空大挪移，俞浩成为AI时代的先行者。没有这样的背景，俞浩无法成为俞浩。
俞浩说，中国的街头上同时走着洛克菲勒、卡耐基、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人物——这些特质混合在同一代创业者身上，这很了不起。他的身上集合了工程师的严谨与企业家的热情，既有对技术细节的痴迷，也有对宏大叙事的执着。但他的不同在于，他是传统商业经验的挑战者。
尽管俞浩很容易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在追觅，所有的事业部都用小步快走的方式试错，直接上市场试，俞浩要求每个事业部都必须盈利。
俞浩说：“清华人创业，常常过度谨慎、不够大胆。但我一辈子都在突破，寻找“大胆”和“谨慎”之间的平衡。追觅这一路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不是因为顺利，而是因为我们提前预判，逐个消灭了几乎所有风险。”
换个角度看，俞浩的“狂”，其实并非轻狂，而是来自于对技术的信心，以及对时代趋势的把握，体现了一种战略上的藐视。而他的谨慎以及对于执行力的重视，则是战术上的重视。这或许才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
成为俞浩，还需要像他那样，敢做反向决策。在追觅之前，中国硬件企业大多是“N-1”模式：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做到“N”，企业研究哪些功能可以去掉、降成本、卖更便宜。但追觅反向决策找到了“N+1”，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做到“N”，追觅在上面加一点，如果这个“+1”能被消费者感知、认可，它就能带来高溢价。比如追觅的割草机器人，率先搭载车用多线激光雷达，彻底解决边界识别难题，上市即卖断。
有人会把俞浩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做对比，俞浩说“对成为第二个谁都没有兴趣。”
或许，用乔布斯的那句话，可以描述俞浩当下的状态：你可以赞美他、反对他、引用他、诋毁他。但你唯一不能忽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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