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在18世纪末突然爆发？为何此前一个多世纪英国就已建立现代社会，却迟迟没有出现生产力超增长？答案藏在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之中。
金观涛老师揭示了全球化突然降临的深层逻辑。他指出，现代社会并非单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民族国家内部，独立理性的个人通过契约组成社会；第二层次则是民族国家的集合，它们如同个人一样，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组成更大的契约社会。只有当第二层次在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下迅速形成，市场经济才能突破国界，实现无限制扩张，工业革命才真正爆发。1825年英国首次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标志着全球市场经济的诞生。
随后，科技革命缩短了距离，国际法体系扩展至全球，西方现代文明以其强大的侵蚀性将其他轴心文明卷入全球化浪潮。
图： 雅采克·耶尔卡 《 街区一片祥和 》
现代社会的多层次结构
文/金观涛
契约社会的层次：社会组织同构原则
1870年，意大利王国军队进入罗马，教皇失去了占据1000年之久的领土。这件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所有的西欧天主教国家（奥地利除外）都已经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西方世界成了民族国家的集合。民族国家的集合作为一个整体又是什么？它仍是一个契约社会。
这表明，现代契约社会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内部，独立理性的个人通过订立契约组成社会，民族国家为其整合形态。第二个层次是由不同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不同民族国家就如独立的个人，也有自己的权利和所有物；它们之间可以订立契约——国际条约，以规定不同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整体仍然是一个契约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的功能是规定契约社会的层次。
在宗教战争时期，现代社会尚未起源，第一个民族国家还在孕育之中，近代思想家已经开始想象契约社会的层次了，这与主权国家的形成及其相互冲突不无关系。1648年，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为了防止社会在主权国家的冲突中灭亡，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及其拥有的各项权利。
考虑主权国家如何组成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其本质就是研究现代社会第二个层次的组织原则。所谓尊重国家主权，实质上就是把国家等同于个人，主权亦就等同于个人权利，不同主权国家的领土则对应着个人财产。换言之，社会契约论被运用到了国际社会的组织原则中。
契约社会的整合需要法律，国际社会的整合同样需要用法律来解决主权国家间的冲突，国际法应运而生。如前所述，加尔文宗把法律视为个人在上帝面前订立的“圣约”，在主权国家诞生之初，很难想象所有主权国家会在一起立约。所以，国际法最初被认为类似于法治封建社会的自然法。洛克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是不相矛盾的，自然状态的个人亦是遵守契约的。这些前提都被推广到国际契约社会，国际法就被视为来自上帝和理性的法则，主权国家就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国际法则相当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所服从的自然法。
国际法最早的奠基者是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格劳修斯是荷兰人，也是加尔文宗信徒。因此，国际法亦是加尔文宗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想象。格劳修斯曾因纠纷入狱，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他在妻子的帮助下越狱，逃到了法国，并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法》，最终在1625年完成了这部国际法巨著。他终身都是个流亡者，直到死后才被荷兰政府平反。
1645年，格劳修斯知悉宗教战争的双方正在商讨和约，立刻赶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会场，可惜在途中去世。随着天主教文明逐渐演化为民族国家的集合，格劳修斯的研究贡献立即被各国承认。19世纪他的思想还被写进了国际法教科书，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格劳修斯对国际法的想象有没有问题？今天看来，它是不完备的。
第一，国际法不能等同于来自理性的自然法，它只能是民族国家一起订立的契约。第二，西方现代个人观念原本建立在希伯来宗教和认知理性这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上，将个人独立外推到国家离不开天主教文明的根基。如果不存在对上帝的信仰，个人和国家还会守约吗？随着不同轴心文明陆续转化为民族国家，如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个人道德并给契约社会分层？又如何定义国际法？这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民族国家的集合仍然是契约社会，当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文明大多转化为民族国家时，人类社会立即被想象成具有图5.4和图5.5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我在《历史的巨镜》一书中称其为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用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来建立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国家组织是民族国家（图5.4）。第二层次是将第一层次的基本要素映射到国家之上，由人权推出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转化为世界国与国的贸易体系即国际市场经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建构则产生出国际法和国际联盟的想象（图5.5）。
图5.4：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一层次 ）
图5.5：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二层次 ）
契约社会在组织原则上有一个重大特点，这就是组织方式满足同构外推原理：立足于两种超越视野的个人所建立的应然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由这种契约社会所组成的更大的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现代社会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向外扩展，使其成为多层次的。例如，假定有一天发现了外星人，要建立星际文明，这个星际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它只能是契约社会的第三次放大。我们要承认每个行星主权独立，地球人和他们订契约，建立星际市场经济。我不是在讲笑话，也许根本没有外星人，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只是天主教文明现代转型的产物。其他轴心文明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后，都能被包容进第二层次的结构中吗？如果不能，是不是应想象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再一次同构放大，用一个更高层次的契约社会来包容所有民族国家。
在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中，第一层次是基础，其他层次都是对它进行同构外推的结果，这也就是在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了联系。关于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基本性质，在19世纪它刚呈现时远不是那么清楚的。我在第七讲讨论现代社会演化时将讨论其中的复杂性。
为什么全球化突然来临
从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集合的形成，原本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会出现一次飞跃性的变化，它会越出民族国家的边界，转化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市场经济，进而引发轴心文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全球化。
自人类进入轴心文明以后， 虽然存在着不同轴心文明的交流甚至碰撞，但是不同轴心文明基本上是沿着各自的轨道独立演化的。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是嵌入有机体内部的，尽管也有跨国贸易和远程交易，但从整体上讲，传统社会的市场是地域性的。
此外，即使主权国家产生，个别社会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得以不断扩张，但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直到民族国家的集合出现，由此形成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便可以容纳民族国家之间的市场经济。如此，市场机制方能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无限制地扩张，科学技术亦然。这就是全球化的发端。
现代社会多层次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先是确立第一层次（民族国家），再建立第二层次（民族国家的集合）。现代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因此呈现出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它们在民族国家内部扩张，只要现代价值确立、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革命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民族国家间贸易体系的形成，市场扩张和科技发展不再受到国界的限制，统一的全球市场经济亦随之出现。
如果民族国家是逐个缓慢形成的，那么市场经济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演化，就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然而，民族国家集合的形成源于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在 1789—1810年这短短20年间完成的。换言之，现代社会的第二层次是突然形成的，它意味着全球化（全球市场经济）是突然降临的。
我在之前就指出，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谜：为什么工业革命突然发生于 18世纪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的理论，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尤其是第一个现代社会的建立与工业革命的发生间隔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早在17世纪，英国就建立了现代社会，但工业革命的开始却要等到1780年。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成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
事实上，工业革命的突然发生，正是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形成所带来的结果。换言之，所谓生产力的超增长，实际上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有能力超出英伦三岛的范围，开始无限制地扩张，它需要一个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而这一条件只有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欧洲才具备。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双元革命”，指的正是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次的形成过程。社会革命意味着民族国家集合的出现，工业革命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受到本国资源和劳动力的限制，随着资金、资源和劳动力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支配下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经济的超增长不可抗拒地开始了。
彭慕兰认为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关键原因是美国的存在，即东西方经济大分流正好发生在工业革命前夕，当时美国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美国的市场需求和原料供给，成为拉动英国工业化的关键性因素。1793年，美国人发明轧棉机，美国南部种植业复兴，大量黑奴开始被贩运到美国。1815—1830年，英国从新大陆进口的棉花总量从1亿磅上涨到2.63亿磅。国际市场的形成，拉动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科技发展亦是如此。大分流和全球化实为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表述，它意味着全球市场经济的来临。
有经济学家曾给“全球化”下过一个定义，它是指生产力和市场交易（特别是跨国贸易）在全球同步扩张，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进。稳定的跨国贸易意味着通过市场机制分配世界资源和劳动力，进而发挥不同国家、地区的优势；它亦是国际分工的形成和细化，生产效率随之提高。正因如此，GDP增长速度才会与国际贸易扩张的比例相同，这也正是我们在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所看到的。
全球市场经济笼罩下的民族国家
各国经济超增长的动力正是现代价值系统，即工具理性和现代个人观念。这些动力原本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其能量尚不能完全地释放出来。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形成以后，在世界市场经济提供的巨大空间中，现代价值系统的能量无限制地释放了出来。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
1825年7月，英国爆发了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过剩产品在萧条期间被社会吸收以后，刺激经济超增长的机制再一次启动，经济产出甚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直到再一次超出社会需求，导致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上述过程不断地循环反复，其间隔周期大约是10年。全球市场经济就在“繁荣—萧条—再繁荣”的周期中螺旋式上升。
我在第四讲曾指出，在市场经济被嵌入社会有机体内部的时候，人们是为“买”（社会需求）而“卖”（生产），绝不会引发生产过剩。在现代社会起源以后，只要其第二层次的结构尚未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就会被限制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生产在求利动机的刺激下，虽然会不断扩张，但在超过社会有效需求之前，就会因民族国家的种种限制而停止，不会演变为生产过剩。
事实上，在全球化来临之前，欧洲也爆发过金融危机，但因社会生产力远没有达到社会的有效需求，它从未引发过生产过剩，1720年前后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和英国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就是例子。无论是股票炒作所导致的信用破产，还是银行倒闭所导致的金融危机，都不会引发类似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萧条。
1825年的英国经济危机不同于以往，虽然这次危机也开始于货币危机，但其后果是经济萧条。1825年11月，英国有30家银行破产；1826年的前3个月里，又有30家银行破产。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品滞销，物价暴跌。1825年10月以后，英国企业破产率迅速增长，时至1826年，英国的企业破产率是1822—1832年年均破产率的两倍以上；危机前的英国年均GPD增长率为1.9%，危机期间猛降至-4.2%。
英国所有的实体产业都遭到沉重打击。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场萧条才告结束，然而，经济增长又一次导致生产过剩，这次危机要到1847年才最终结束。1850年以后，世界经济开始强劲复苏，经济超增长又开始了，其标志是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比前20年提高了2倍。从棉纺织业、机器工业、运输行业到其他新兴行业，都被卷入国际商品流通。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被发现，它们刺激了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张，把世界经济推到了新的高峰。
图： 雅采克·耶尔卡 《院子里的天堂》
经济的再一次超增长终于引发更猛烈的生产过剩，新的萧条是从美国开始的。1857年秋，美国发生货币危机，银行系统瘫痪，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了支付，贴现率超过60%；股票市场的行市则下跌了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在80%以上。仅1857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同时还发生粮食生产过剩，牛奶被倒入河中，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美国的经济危机立即波及英国，向美国提供资金的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
全球市场经济形成以后，其性质已不同于原来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首先，它需要各国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为此必须以经济最发达国家的货币为支付手段，英镑遂成为最早的世界货币。1818年，英国发明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它成功运行了近百年，甚至在黄金生产量跟不上经济发展、物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依旧在运行。其次，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带动了其他国家投资和生产的超增长。
1913年，英国海外投资195亿美元，法国86亿美元，德国67亿美元，而在1885年，三国的对外投资额还只有78亿美元、33亿美元和19亿美元。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开始在各民族国家间流动，引发了全球性的移民高潮。最初是从欧洲向全世界移民：1846—1875年，有900多万人离开欧洲；1900年后，平均每年有100万—140万欧洲人移居国外，其中大部分人到了美国，其余的则是到拉丁美洲、俄国亚洲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世界市场经济自此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次的子系统，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子系统亦得到不断完善，并开始与经济子系统相耦合。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条约》（Free-Trade Pacts），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这类似于今天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为了维持世界和平，民族国家间形成霸权均势，并越来越有意识地保持这种均势。
国际法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法律，缺乏必要的武力以保证其执行，但国际法庭的中心被放到最强大的国家，这可以保证其能得到相对有效的执行。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虽然各不相同，但可以产生一种交叠共识，维系着人们对国际应然秩序的想象。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第二层次，亦如其第一层次，形成了三个子系统互相依赖、互相调节的稳态。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出现在其他轴心文明面前。
帝国主义：西方现代文明的侵蚀性
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只是天主教文明演化的产物，本与其他轴心文明无涉，现在它却是侵蚀性的，力图跨越原有的文明范围。自轴心文明形成以来，各自都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既是地理的，亦是文化的，标志着某一种超越视野所笼罩的地区。现代世界的双层次结构却是没有边界的，世界市场经济无国界，国际法似乎成了一种世界性法律，民族主义的重叠共识让现代社会能够容纳其他社会文化（包括不同的超越视野）。因此，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形成以后，必定会把其他轴心文明都包容进来，将它们置于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
首先，科技革命导致距离的泯灭。1840年，英国人发明了铁路，最早的火车头运行在木制轨道上，为了防止火车出轨，研发者还专门设置了奇怪的防出轨装置。但蒸汽火车很快被改进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态，在20年以后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其传播速度之快，就像今天的手机普及一样。1845年，除了英国，世界上拥有铁路线的低度开发国家只有古巴，但到了1855年，世界5个大陆上均已铺设铁路。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共运载了13.71亿名旅客和7.15亿吨货物。为什么全世界铁路的铺设如此迅速？包括美国铁路在内，全世界的铁路建设大多是依靠英国的外资投入，这正是全球化的力量。
新科技把世界联成一体，虽然那时没有航空业和互联网，但有两样类似的东西，第一是轮船，第二是电报。1807年，富尔敦发明蒸汽船；1819年，美国蒸汽帆船“塞芬拿号”耗时29天横越大西洋；1839年，英美邮政公司的大西洋航线已经定期化。这些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以欧洲为中心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不同轴心文明的空间距离消失了，西方冲击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与全球市场经济并行不悖的，是由国际法支配的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广泛确立。如前所述，国际法的原始形态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8世纪主权国家争雄的国际格局中，它迅速成长为条约系统。徐中约曾这样描述由（国际法）条约体系规定的“国际社会”（Family of Nations）范围的迅速扩张：最初，它只相当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督教国家；1721年，俄罗斯帝国被包括进来；1783年，美国也参与其中；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根据《巴黎条约》，它已明显包括土耳其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了。
最大的冲击来自全球化市场经济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更何况商品本身就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炮舰所开启的自由贸易，进入其他轴心文明。在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中，各民族国家都是模仿现代社会中的独立个人，拥有各种权利，但民族国家不同于个人，其大小、强弱、现代化程度和民族主义形态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其关系很容易从和平相处走向压迫甚至战争。特别是随着第二类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不再是单纯的契约社会。这不仅会冲击其他轴心文明，甚至会对非西方文明（乃至西方文明本身）构成压迫。
霍布斯鲍姆认为1875年是帝国年代的开始。所谓“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正是在描绘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次开始偏离正常的契约社会，其标志是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克服生产过剩，开始投资军事工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这时，电力应用开始在生产和生活中普及，电力逐步取代蒸汽动力。电力时代的来临大大加速了全球化、世界各国交往以及信息传播。19世纪60年代末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从英国伦敦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航线缩短了近7000公里，从伦敦到上海的直航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
图： 兹齐斯瓦夫·贝克辛斯基 《无题 》
1871年6月，中国首条电报线路开始收发电报，上海洋行从此可以操作期货买卖。在新科技和民族国家竞争的推动下，1840—1870年这短短30年间，西方军事技术的进步空间超过了前3个世纪的总和。与军备竞赛和军事科技革命同步发生的，是“先进”的现代国家把现代社会结构强加给其他“落后”的轴心文明，西方社会的殖民区域急速扩张。19世纪以前，欧洲人控制的领土只占全球的35%。1878年，这一比例飙升至67%,1914年以后更是高达84.4%。
现在可以理解，天主教文明一旦演化为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其侵蚀性会是多么巨大。因为这时超越视野已隐藏在社会结构深处，从表面上看，西方现代文明展现的是一个与轴心文明无关的、普世的民族国家架构，它试图将这一架构推广至全球，让其他轴心文明都转化成这种形态，否则就会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托管国。这就像古罗马帝国曾经的所作所为，“帝国主义”再次起源了。“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原意为帝国的最高权力（Supreme Power）。
19世纪70年代后它用于指涉借军事力量控制殖民地；19世纪末，“帝国主义”进一步被等同于现代文明与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面对不断扩张的西方现代文明，其他轴心文明被迫展开自我变革，学习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否则就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这就是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自19世纪20年代全球化开启，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就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并成为此后世界历史的主线。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五章节第5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睿扬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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