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关于“灵魂分子”的争论，刚刚又添了一把火。
一项发表在《神经药理学》杂志上的新研究，未能在大鼠大脑中检测到任何可测量的DMT，也就是N，N-二甲基色胺。
这种强效迷幻物质长期被认为可能由大脑自身产生，并与梦境、濒死体验乃至神秘意识状态存在关联。但这项新研究的结论，与2019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同类研究直接矛盾，由此引发了研究界新一轮激烈交锋。
领导这项新研究的是南丹麦大学副教授米凯尔·帕尔纳。他坦言，实验开始前，他预设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在哪里”以及“有多少”。
帕尔纳将研究重点放在大鼠大脑的血清素能神经元上，因为DMT在化学结构上与血清素高度相似，理论上最有可能在这类细胞中合成或储存。为了防止DMT因降解太快而难以检测，他的团队专门使用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来阻断其代谢通路，理论上应当能让DMT在组织中积累到可检测的水平。
结果是彻底的“空手而归”。不仅没有检测到DMT，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DMT被血清素转运蛋白或囊泡单胺转运蛋白摄取或储存。帕尔纳总结说，大鼠大脑中存在内源性DMT的证据“非常有限”。
但这个结论立刻遭到了挑战。
2019年，迪恩等人发表的研究同样使用大鼠作为实验对象，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大鼠大脑不仅能合成DMT，还能将其释放出来，且多个脑区包括视觉皮层都检测到了内源性DMT的存在。更引人关注的是，那项研究还发现，诱发心脏骤停会导致大鼠大脑中DMT水平骤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濒死体验有关”。
两项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根源可能在于实验方法的根本差异。
帕尔纳采用的是体外解剖方式，将大鼠处死后取出脑组织进行分析。而2019年的研究使用的是体内微透析技术，在活体大鼠大脑中插入微型探针，实时采集脑内液体并分析其成分。
这个区别至关重要。DMT是一种对光和空气极度敏感的脂溶性分子，会顽强地与变性蛋白和硅酸盐表面结合，降解速度极快。巴克拥有五十年分析这类化合物的经验，他的判断是：对于大脑研究而言，灌注技术如微透析可能是寻找DMT的唯一可靠途径，体外分析在样本处理过程中极可能损失大量目标物质。
还有研究者提出另一种可能：DMT或许只在微透析探针插入特定脑区时才能被检测到，因为插针本身会对脑组织造成损伤，而DMT已知具有神经保护和抗炎功能，可能正是在应激反应中才被局部释放出来，而非稳定储存于神经元中。
帕尔纳对此并不完全否认，他坦承体外检测存在固有局限，样本必须低温保存、快速解剖，且不能受到污染。他也承认，自己的研究并未专门检查松果体，因此无法排除松果体产生DMT的假说。他的原话是：“我想这个假说还有空间再活一会儿。”
DMT被称为“灵魂分子”，这个标签来自精神病学研究者里克·斯特拉斯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人体DMT注射实验的开创性工作。他的研究记录了受试者在注射DMT后产生的极端意识体验，包括时空感的消解、自我边界的崩塌，以及与神秘实体相遇的报告。
大脑是否会自行产生DMT、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产生的量是否足以影响意识状态，这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如何理解梦境、濒死体验乃至意识本身的神经机制。如果大脑确实能在极端状态下自发产生迷幻物质，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意识边界的认知。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难以得到清晰答案，部分原因是监管障碍。美国自1960年代起将DMT列为附表一管制物质，极大阻碍了科学研究的推进，科学界在这个领域实际上已经落后了数十年。近年来随着迷幻药治疗潜力重新引起主流医学关注，相关研究才逐渐获得更多空间。
巴克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在24小时周期内系统检测大脑和体液中的DMT水平，以确认是否存在昼夜节律性波动，这可能是解释各项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关键变量之一。他对这个领域的未来持审慎乐观态度，并相信分析技术的持续进步，将最终让科学家能够在活体大脑中实时追踪单个迷幻分子的动态行为。
目前这场争论没有赢家，也没有定论。但它清晰地说明了一件事：关于大脑如何制造意识，人类的已知仍然远少于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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