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6日到21日,巴西总统卢拉前往欧洲,访问西班牙、德国和葡萄牙。除双边议题外,此行一项关键任务,是为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争取国际支持,以竞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该动向不仅涉及联合国内部权力分配机制,也折射出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诉求。同时,由于卢拉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小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已然不相上下(今年10月巴西将举行总统大选),卢拉在总统大选选情告急的情况下高调介入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将深刻影响巴西大选乃至巴西与中国,甚至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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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4月19日,德国汉诺威,弗里德里希·默茨与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 Herrenhausen 宫出席第三届德巴政府间磋商的巴西总统欢迎仪式,仪式伴有军事荣誉环节。视觉中国 图

谁能当秘书长?联合国遴选机制与拉美机会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7条,联合国秘书长应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予以任命。秘书长的产生一般遵循既定程序:第一步,提名候选人,由各成员国通过致函联大主席和安理会主席的方式完成提名;第二步:安理会推荐。此步骤最为关键,15个理事国通过多轮非正式投票的方式做出决议,向联合国大会推荐一名候选人。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行使否决权。最后,由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确认,通常以协商一致或形式性投票方式通过。

在实践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还存在一些惯例:第一,“地区轮换原则”,即通常由亚洲-太平洋区、非洲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东欧区、西欧和其他国家区五个不同区域的人士轮流担任;第二,“大国回避原则”,即候选人一般不来自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此外,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愈发重视性别平等。由于迄今为止尚无女性担任过这一职务,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呼吁各国提名女性候选人。

在此情况下,巴切莱特的参选被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9位秘书长,但只有一人来自拉美地区。自秘鲁外交官德奎利亚尔于1991年卸任秘书长以来,来自拉美地区的人选已有35年未能成功出任联合国的最高领导岗位。由于“地区轮换原则”,下任秘书长来自拉美地区的几率大大增加。而巴切莱特被认为有机会打破历史,成为联合国首位女性秘书长。2026年初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者倾向于由女性出任下一任秘书长。在外交官和专家群体中,巴切莱特同样拥有高达40%到50%的支持率。

巴西总统为何为智利前总统“拉票”?

卢拉对巴切莱特的支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巴切莱特个人资历完整。巴切莱特曾担任智利总统,又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卢拉曾在社交平台称她“完全具备成为首位领导该组织的拉丁美洲女性的所有条件,能够推动和平、强化多边主义,并将可持续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

其次,巴西对联合国体系运行现状长期不满。卢拉曾批评安理会在加沙、乌克兰等冲突中形同“瘫痪”,认为当前结构削弱了联合国的政治影响力,使其丧失“道义权威”,少数大国垄断否决权,阻碍和平行动推进。因此,卢拉一再强调应推动安理会改革。

再者,从历史上看,除秘鲁外交官德奎利亚尔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外,拉美国家也有多位外交官在联合国高层岗位任职,如厄瓜多尔外交官埃斯皮诺萨曾担任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然而,从整体结构看,这些职位多集中于联合国大会、专门机构或议题性岗位,真正掌握全球议程协调与大国斡旋权力的秘书长职位,则长期对拉美地区“相对关闭”。这种“有参与、少主导”的格局,使拉美国家逐渐意识到,其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代表性,与地区体量与政治影响力并不相称。因此,推动本地区候选人进入更高权力层级,提升自身代表性和话语权,成为近年来拉美各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

此外,对巴切莱特的支持也符合卢拉政府一贯强调多边主义和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的主张。在竞选格局中,来自阿根廷的候选人格罗西被普遍视为更接近西方立场,支持巴切莱特亦被视为一种平衡西方影响、提升新兴国家话语权的现实策略。这既能扩大拉美的整体影响力,也有助于在联合国内部塑造更有利的发展议程与政策环境。这一举措不仅是巴西的外交选择,也体现出在国际秩序演变中,以拉美各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打破西方领导垄断地位的诉求。

换言之,卢拉总统对巴切莱特的支持,不仅是对个体候选人的背书,更是将安理会改革诉求、地区影响力扩张与全球南方议题相结合的主动外交布局。

卢拉的拉票外交能撬动多少支持?

卢拉此行选择西班牙、葡萄牙与德国作为目的地具有清晰的战略指向。西班牙与葡萄牙与拉丁美洲在语言与历史上联系深厚,长期在欧盟内部扮演拉美事务“沟通桥梁”的角色,对相关议题具有较高敏感度与话语权,能够为拉美候选人提供政治背书并放大地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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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德国汉诺威,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与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携夫人夏洛特·默茨(右)和雅尼娅·卢拉·达席尔瓦(左)在 Herrenhausen Palace 合影。视觉中国 图

西班牙是4月18日举行的“捍卫民主论坛”(Forum de Defesa de Democracia)的东道主,该论坛的核心议题之一即是联合国秘书长继任问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与卢拉同为进步派领袖,卢拉将与多位左翼领导人同台亮相,为巴切莱特拉票。峰会在多边议题上强化立场,理念同频的政治背书将为巴切莱特争取关键支持。葡萄牙作为巴西的前宗主国,在殖民时期塑造了巴西的制度框架与文化结构,葡萄牙语至今仍是连接两国最重要的纽带,使双方在多边议题上更易形成默契。

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及多边议题上具有更强影响力。卢拉出席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不仅促进巴西与欧洲在产业和技术的合作,也可借助这一全球平台提升其在多边议题中的可见度。

通过“南欧的情感纽带与中欧权力核心”的组合路径,卢拉试图构建横跨大西洋的支持网络,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逐尚未正式展开前,完成一轮关键的外交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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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4月18日,西班牙巴塞罗那,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与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出席在巴塞罗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全球进步动员大会。视觉中国 图

需要指出的是,卢拉的“拉票外交”即使可以赢得西、葡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支持,将“拉美女性候选人”的议题推入全球讨论视野,为巴切莱特“加分”,但这并不足以决定结果。根据遴选机制,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最终由安理会推荐。决定性因素仍掌握在五个常任理事国手中,大国博弈的不确定性构成关键变量。因此,候选人不仅需要获得广泛地区支持,还需要在“具备代表性”与“对各方无威胁”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以美国为例,有共和党议员公开敦促特朗普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巴切莱特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理由是她在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支持堕胎权,以及在一些议题上没有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此外,美国一些政界人士还强调不应受地域因素限制来遴选人才。这一主张引发广泛争议,被解读为试图打破传统,推选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候选人。相比之下,美国更倾向于亲西方的阿根廷候选人格罗西,这让巴切莱特面临一票否决的风险。在“五常”拥有否决权的规则下,即便卢拉力挺、欧洲和拉美部分国家支持,能否突破大国博弈的不确定性,仍是其竞选路上的未知数。

除此之外,巴切莱特的联合国秘书长之路还面临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右翼智利政府撤回支持。此前,巴切莱特的竞选得到了智利、巴西和墨西哥三国的支持,但极右翼政客卡斯特就任智利总统后,于2026年3月撤回了左翼前总统博里奇对巴切莱特的支持。尽管巴切莱特仍可依托巴西和墨西哥维持参选资格,但是候选人通常依赖母国作为主要外交动员主体,在联合国内部开展系统性游说与协调。失去本国背书意味着外交资源与政治资本的减少,也释放其竞争力下降的信号。

第二,目前拉美地区有巴切莱特(智利)、甘巴(阿根廷)、格罗西(阿根廷)和格林斯潘(哥斯达黎加)四位秘书长候选人,该地区未能就候选人达成共识。虽然“地区轮换原则”仍有影响力,且拉美地区已有35年无人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然而四个候选人在来源相同的情况下,无人可以将“来自拉美”作为一种身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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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4月21日,葡萄牙里斯本,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圣本托宫与葡萄牙总理路易斯·蒙泰罗尼会面。视觉中国 图

这场选举对中拉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影响

卢拉为巴切莱特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拉票的行动,不仅是地区层面的外交行为,还可能对中拉关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同时,卢拉此次外交行动也与即将到来的巴西大选息息相关。

第一,就中拉关系而言,卢拉政府对于多边主义的强调和提升南方国家话语权的主张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这为中拉关系从传统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至多边制度与全球治理层面提供了空间,使“南南合作”不再局限于双边或区域层面,而开始更多地体现在对国际规则与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

卢拉在今年大选中遭到了极右翼候选人小博索纳罗的强有力挑战,选情宣告危急,此番关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外交行动或可提升卢拉政府的外交形象,塑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提升卢拉在国内选举中的支持率。由于小博索纳罗与特朗普交好,卢拉若能凭借外交成绩在大选中赢得优势并最终胜选,对于稳定中巴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助力联合国改革。以拉美地区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制度性话语权仍不足,“权力-制度不匹配”削弱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与公平性,再加上在加沙、乌克兰等重大冲突中,安理会屡屡陷入分歧与僵局,其调解与行动能力受到质疑,对联合国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卢拉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虽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现阶段联合国存在的问题,但是有助于提升拉丁美洲在联合国权力结构中的代表性,促进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多边主义,凸显南方国家的声音。同时巴切莱特的女性身份也契合了联合国近年来强调性别平等与包容性的价值导向,体现治理理念的更新。同时,小博索纳罗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势力,预计在诸多国际话题中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同调,如果卢拉左翼政府支持的巴切莱特能够成功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并且卢拉能够成功阻击极右翼势力在巴西上台,这对联合国内部局势的稳定,将大有作用。

三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国际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等不稳定因素,治理赤字日益加深,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规则制定权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西方国家在议程设定和投票决策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常常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卢拉支持巴切莱特参选之,其核心不只是竞争一个职位,而是通过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核心职位的存在感,推动议程设置更加关注发展、公平与南南合作,使南方国家通过制度性团结在关键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性,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向主动的“议题提出者”转变。

当前,拉美各国在各自国内大选之后,大规模出现亲美右翼政权,“唐罗主义”顺势攻城陷地,左翼势力出现士气低落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左翼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在一位左翼发展中大国总统支持下,若能成功当选,将有助于提升左翼阵营的士气,避免出现“全线飘蓝”的右翼独霸局面,从而为国际局势增添更多倾向“全球南方”的力量。

[沈曼,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高等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晨,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讲师、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FSC)法律科学中心博士后。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编号20240939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