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何芊基于其博士论文形成的专著。这本书讨论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美利坚人如何从前现代的政治思想资源中汲取、改造并捏合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以论证独立运动的合法性。此书调动多种理论资源，深入挖掘题材和史料的意义，为理解美国革命话语形成以前反英派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思路，并在爱国观念转化与独立运动兴起之间建立了事实关联。此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教授组织了关于本书的读书会，本文整理自各位学者的发言，经审定、授权，由私家历史发表。
《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何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何芊（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这本书想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革命是一项“爱国的事业”，尤其是建国以前的殖民地人为什么要用爱国话语来描摹他们的反英抗争。在新的国家观念尚不明确，现代革命话语尚未建立的年代，殖民地人的“爱国”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爱国”放回18世纪中后期北美殖民地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具体说来，就是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8世纪的“爱国”意味着什么？殖民地人为什么要用“爱国”话语来描摹反英的事业？在反英独立的过程中，殖民地人的“爱国”观念产生了哪些变化？
从“爱国”观入手讨论殖民地人的抗争逻辑是要以“爱国”为核心，重新理解殖民地人在抗争过程中对于不同思想资源的组合与安排，这就必然涉及“爱国”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些相关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以往涉及“爱国”研究的提炼，比如古典共和美德和国族主义等；二是来自殖民地人“爱国”言辞的指向，比如自由、效忠、主权、共同事业、辉格派、叛国等等。要说明“爱国”观与这些概念之间的牵连，我主要借鉴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学家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提出了一套理解政治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词学”（morphology）路径。弗里登将政治概念的形成分解为三个层次：“不可磨灭的成分”（ineliminable component）、“逻辑毗邻”（logical adjacency）与“文化毗邻”（cultural adjacency）。不可磨灭的成分指的是一个概念最为核心的内容，一旦失去了这个内容，相应的概念也就随之瓦解。逻辑毗邻是在逻辑上临近概念核心内容的其他观念，而文化毗邻则是限制和决定哪些在逻辑上接近概念核心的内容可以最终构成概念的文化因素。文化毗邻往往是造成不同意义内容进行组合或分化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弗里登对于意识形态的构成分析基本照搬了他对政治概念的解读。他将意识形态分解为核心概念、毗邻概念与边缘概念。核心概念决定意识形态的最本质的内容，比如自由之于自由主义。毗邻概念决定意识形态的构成。边缘概念是与核心概念在观念与情感上不直接相关的内容，因为历史的层累保留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组合之中。意识形态是不同概念的组合。毗邻概念、边缘概念与核心概念之间关联的变化会产生概念次序的变动，进而改变意识形态的特性。意识形态也会变更其“麾下”概念的意义构成，消除概念之间的语义冲突。一套意识形体所蕴含的每个概念都有其在这套意义体系中独有的内涵与地位。
政治学家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
我将“爱国”作为“爱国”观的核心概念，将自由、效忠、古典共和美德、主权、共同事业、公共精神等视为支撑“爱国”概念的逻辑毗邻概念；将帝国、派系斗争、辉格派和国族主义等视为影响和制约以“爱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性的文化毗邻概念。
以“爱国”为核心的概念组合，在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人的思想意识中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动。“爱国”观的转变体现为其下概念组合的变化，比如不同概念内涵和指向的变动，以及毗邻概念与核心概念之间相对关系的调整与转化。
殖民地人原有的“爱国”观以忠君爱国为主要特征，效忠概念是最靠近核心概念的关键毗邻概念。对英帝国的认同、对自由的推崇、对商贸利益与繁荣的向往、对身为英国臣民的荣耀感以及对母国政治腐化的不满等等观念与效忠观念一道，共同组成了殖民地人的“爱国”观念。
随着帝国危机的爆发，效忠概念中蕴含的政治服从与殖民地人的自由权利之间产生了潜在的张力。原本的“爱国”观愈发不能调节效忠与自由之间的话语矛盾。最终，自由取代效忠，成为了新的美利坚爱国主义中最毗邻爱国的关键概念，而忠君观则被彻底地边缘化。
从书的主要内容来看，按照时间逻辑展开，遵循线性叙事的思路：一是《印花税法》风波正式暴露了传统“爱国观”之中自由与忠君的矛盾。二是通过主权论战，传统的效忠概念被分解为效忠与服从，但这种新的效忠概念继续被激进派推向了边缘，以自由为导向的概念组合成为了爱国主义的核心。三是“共同事业”口号的流行可以看成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新“爱国”观在殖民地人中的一次“试测”。“共同事业”在各地具有的政治动员力与号召力，表明新“爱国”观迎合了民众的激进情绪，在共同事业的号召下，各地通过法外大会，完成了政治权力与权威的实质转移。四是法外大会的合法性与潜在的叛国罪风险，在决定从抗争走向独立之前，仍然是殖民地激进派顾虑且忧思的核心问题。而“爱国”话语所涵盖的新旧观念为这种顾虑提供了保护。五是叛国概念的转化。其中最关键的是独立的宣布，围绕新的主权实体，形成了相应的法律规则，严格确立了新的效忠与叛国的概念。
美利坚爱国主义的形成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发生发展相伴相生。“爱国”观在殖民地人由抵制走向反抗再到独立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重心，改变了传统不列颠爱国观的组合结构，反过来又支撑了殖民地脱英独立的事业。不可否认，革命一代在宣布独立之时心中怀有对未来的希冀；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随着美国革命的展开而依次浮现的各项宏大意义，比如民主化、现代化、宪制主义等等在宣告独立之际都远未呈现明朗的前景。在成为美国革命的开端之前，政治独立实际处于紧张的政治和道德困境之中。从亲历独立的美利坚人的视角来看，宣告独立是为了捍卫自由而不得不终止对英王的传统效忠。在一个仍是君主制当道的时代，臣民对君王效忠一贯被视为不可终止，美利坚人的举动与叛乱无异。以叛乱的方式谋求独立，意味着美利坚人既脱离了对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剧本”的简单效仿，又无法通过此时尚未明朗的美国革命“剧本”来化解独立产生的焦虑。 殖民地人对“爱国”观的改造过程，也是殖民地人将反叛正当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在革命尚未成型，革命话语暂时缺失的情况下，殖民地人既利用了“爱国”话语，又改造了“爱国”中的关键结构，从而有效地纾解了独立所产生的“叛国”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爱国”观念的考察为理解美利坚的独立增添了新的肌理。
在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爱国”观向以自由为特征的爱国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国族主义倾向曾短暂地影响过这一进程，尤其是在“共同事业”的想象过程中。然而，独立既宣告了殖民地与英王之间效忠关系的终结，也意味着各殖民地成为了拥有完整主权的共同体。美利坚共同体随着独立的宣告被消解了。一度以美利坚共同事业为服从目标，呼唤美利坚人以美利坚自由事业而付出的国族化爱国内涵也随着独立的宣告而逐渐淡化。
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油画约绘于1783年。
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来自十几年前，采用方法也来自同一时期。放在今天来看，我很可能会采用更新的研究方法来介入这个问题，比如用一些主题模型来做，可能在史料的丰富性上、相关概念的层次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方面都能有更好的呈现。当然，考虑到很多综合因素，这本书能以博士论文的本来面目顺利出版，虽然仓促，但也已经很令人安慰了。各种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师友多多指正。
陈浩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何老师谈到她所借鉴的主要方法是弗里登教授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我博士期间在牛津大学交换，合作导师就是弗里登教授。弗里登教授专门研究意识形态，他对意识形态有非常宽泛的定义：意识形态是认识世界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政治世界中，很多价值之间是存在相互冲突的，比如自由、平等或者民主等等，这些价值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意识形态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模组，让这些相互冲突的概念整合到一个体系里面，赋予相对稳定的位置，帮我们形成一套比较自洽的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法。
何老师非常精彩地把这种分析思路运用到对“爱国”观念的理解之中。“爱国”观包含不同的内涵，而何老师区分出效忠和自由这两个可能会存在冲突的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的“爱国”观的模块，不同阶段模块被很好组合到一起的。何老师在书中非常好地勾勒了不同的要素，它们互相转变，取得重要地位的过程。这样叙述是非常精彩的。我特别喜欢第二章的讨论，即在主权之争被引入之后，对意识形态的组合带来巨大的冲击和调整。在现代政治中，主权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是主权所强调的独立最高不可分割的特性，给殖民地人理解他们和母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正是这样一个难题，变成牢不可破的逻辑，最后才导致殖民地的人不得不走向了独立。但是为了应对主权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这个逻辑，殖民地人是如何通过重新协调爱国观中效忠和自由的占比或比重，来取得价值平衡。我觉得整个书的思路、逻辑非常精彩，呈现了思想观念动态演变的过程。
读书过程中，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疑惑。首先，“爱国”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在何种政治实体上凝结了“爱国”意识，或者“爱国”到底指向了哪个政治实体？共和学理论家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他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就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习俗甚至语言，产生了民族自豪感，这就是民族爱国主义。还有一种是共和爱国主义。比如我爱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我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而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有一套能够保障政治自由的制度，能够保障自由，维护平等。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才爱国。这样的爱国观在卢梭、孟德斯鸠那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称之为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从最初的效忠观，其实也能看到殖民地人是对于他们英国人自由身份的自豪，也得益于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自由的政治体制。这样一种自由的情感，也是构建爱国观的重要内涵。之后，殖民地人选择反抗帝国议会暴政的时候，其实对所谓自由体制或者对自由政治的观念的信仰，也是构成他们爱国观重要一点。他们对自由的爱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对自由政治体制的概念，似乎始终构成了他们的爱国观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相对稳定或者相对模糊的一个概念。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毛里齐奥·维罗里
但在另一方面就会有疑问：他们的“爱国”到底指向什么，是指向帝国的自由，还是美利坚的自由？爱国到底是依托在何种政治实体之上？爱国是如何在不同政治实体之间转移的？何老师提到，国族主义是非常短暂的过程，依系在整个美利坚共同体上的爱国主义故事，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何老师对效忠问题的看法。我上一次比较认真阅读的关于美国早期的书，是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的《王权派的革命》，他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老师，也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纳尔逊在书中提了一个很激进的观点，就是美国革命时期，有很多革命者，他们希望恢复国王的专权，希望借国王的专权来实现对议会的专断统治。这种对国王专权的信仰，是一直持续到美国宪法对美国总统权利的赋予。当然纳尔逊的这本书也引发了很多的批评。有学者指出，纳尔逊并没有解释清楚，国王专权，到底是革命者根深蒂固的真诚的信仰，还是他们在这个主权之争的辩论中情境化的反应。何老师将效忠视作早期“爱国”观中最核心的内涵，所以也引发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以效忠为最核心概念的“爱国”观，到底是殖民地人一以贯之的观念，还是在18世纪70年代，在英美的主权辩论之后，殖民地人的情境化回应和反应？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涉及在政治辩论中主权话语的修辞与行动的关系。也就是说，革命者所表达出来的话语，是他们根本性的政治行动的行动原则，还是他们在政治辩论中传达政治意图的某种工具。
黄逸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阅读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一是何老师很清楚地指出，“爱国”概念不仅是停留在少数几个政治精英头脑中的概念，而是渗透到社会的不同民众之中。何老师在第一章中对布道词的分析，尤其精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布道词尽管是牧师所写，但是牧师写的布道词一定会照顾到整个会众，所以他写的东西不会超过会众的认知水平。当这么多的牧师，不管是在新格兰，还是在中大西洋，还是在切萨皮克，或者是在弗吉尼亚，提及“爱国”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知道在他们的会众里，爱国已经一种大家熟知的精神或者概念。同时我也在想，有没有普通的民众，在他们所写的信件或日记里面，直接提到他们是怎么样看待“爱国”的。在第一章里面，何老师说在《印花税法》的风波里面，报刊作者讲到民众已经成为爱国事业的参与者乃至主角。我好奇的是，那些普通的民众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在爱国者内部，普通的民众有没有彼此之间有没有认同？
二是何老师在第三章对“共同的事业”这一话语的分析非常有力度，比较实证地展示出“爱国”观在这一话语的塑造中发挥的作用。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这一分析对我们理解美国革命的起源很有帮助。毕竟就连约翰·亚当斯在1815年给杰斐逊的信也说，美国革命是在人们的头脑中。
正如何老师在书里面提到，革命是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观念的交锋。何老师在书中也有引用到学者T.H.Breen，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叫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我自己做物质文化史研究，尝试从茶叶的角度切入，去探讨美国革命的起源。所以想向何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怎样互相影响的？“爱国”话语是怎样对多种行动所塑造的？
约翰·亚当斯
任姝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其实我之前就关注到何芊老师的研究。多年前，我尝试写一篇文章，从“美利坚人”（Americans）这个词在18世纪中期的语义转变，来探讨当时北美殖民地人的共同体意识。当时我就把何芊老师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论文当作范文，仔细地读过很多遍。这文章应该是成了这本新书第一章的内容。我也拜读过何老师的博士论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这个书和博士论文相比应该还是有比较多的改进，尤其是在导论部分有明显的修改。
我自己最感兴趣，觉得帮助最大的是弗里登的“构词学”路径。因为我自己也关注词义变迁和概念史。此前，我比较关注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方法，它更注重时间性的转化，也就是一个概念是怎么在“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之间承载社会变迁的。弗里登进一步指出，政治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彼此竞争、相互界定的语义场之中。在这一语义场内部，意识形态呈现出由“核心概念—毗邻概念—文化毗邻”构成的层级结构。真正的竞争往往发生在毗邻概念和文化性概念之间，它们通过相互形塑不断影响核心概念的实际含义，从而推动意识形态的动态重构。这一理论框架在方法上给我很大的启发。
从上述这个角度来看，何老师这本书所探讨的，是“爱国”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怎么样通过与其他概念的毗邻关系不断重构的。因为“爱国”本身是一个高度政治化而且可争夺的符号，故而在当时的语境当中，谁能定义爱国就能掌握这种反抗的正当性。最初，核心毗邻概念是效忠，忠于英王，就是爱国。但是1770年代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发生危机时，尤其反《印花税法》危机时，效忠概念被相对化，它强调的是忠于国王而非议会。但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效忠概念被边缘化，强调忠于自由而非国王。在此过程中，自由——最初强调作为英国臣民的自由——作为一个次要的概念上升为核心概念，在“无代表不纳税”等话语的改变下，逐渐上升为核心概念。这些毗邻概念之间的权重转移，使得“爱国”概念的核心内涵从忠于英王转化为捍卫自由，成为了合法抗争的象征。
总体来说，何老师是分为三步来解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斗争的。第一步是把爱国拆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毗邻概念，比如说自由、效忠、主权、公共精神、共同事业。第二步是分析毗邻概念之间关系的变动，比如自由是怎么样取代了效忠，成为了一个核心毗邻概念，共同事业怎么样被拉入到这个核心毗邻概念的圈子里面。最后一步就是此书最后一两章，大陆会议联合协议，它规定了谁不签名，谁就是美利坚自由的敌人。因此爱国话语就获得了一种强制力，完成了一种从观念到权力的闭环。
这一研究思路对我研究19世纪晚期的科学慈善运动非常有启发。我一直比较关注 “慈善”（charity）这一概念，它此前最核心的关联概念是基督教的“慈爱”。此前我一直从时间链条上追溯 “慈善” 概念的这种变化，但何老师的研究给了我新的启发——我可以从毗邻概念之间的替换入手，比如将它们串联起来分析。内战之后，“慈善”其实常与“science”（科学）或“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这些毗邻概念处于核心地位，慈善就必须注重统计与调查。到进步时代之后，“social work”（社会工作）通过专业训练的完善，又逐渐挤到了最核心的概念位置上。
此外，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何老师：您本身也从事数字人文研究，不知道您是否关注过量化研究？比如能否以1760年为节点，再搜集一些18世纪中后期的殖民地报纸或小册子，将它们全部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像“charity”（慈善）、“liberty”（自由）、“loyalty”（忠诚）这类关键词，它们的使用情况如何？又或者在多维（或高维）空间中，这些关键词之间的相对距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知道您是否有关注过这一方向？如果有的话，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反《印花税法》运动中，抗争者为“自由”而战。图为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美国独立运动关键人物，他创立自由之子组织，先后领导了反对《食糖法》《印花税法》《唐森德税法》的抗争。
魏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我对早期史，特别是早期政治史的了解不够深入，所以就非常简单地汇报一下学习何老师大作的一些心得。
首先是这本书在写作方法和谋篇布局方面带给我的启发。我非常认真地读了绪论部分，发现何老师对这项研究的意义、框架、逻辑、视角各方面做出了非常清晰地阐释和界定。这一点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自己在做研究时，不论写一篇小文章，还是写学位论文时，发现怎么用严谨的学术语言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其实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问题意识很鲜明，在恰当的问题域中，围绕一个高度概念化的理论框架展开深入、集中地研究。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我自己在进行关注文化史研究时候，有时候很容易被各种分散的文本材料所吸引，导致研究的主旨被冲散。而这本书从头到尾始终围绕一个概念来探讨，就是“爱国主义”在美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到底是怎么变化流动的。
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启发是如何语境化地研究历史。其实我们在平常在学习、上课的过程中，对语境主义都所有来了解。前辈学者和我们的师长也经常强调，历史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须要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思考和写作；那些看似十分熟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其内涵会发生变化。何老师的书在这方面就处理得很出色。她深刻地揭示出爱国概念在革命的不同的时期，以及革命之后所发生的流变。我自己在研究美国早期国族认同的过程中，经常会无意识地忽略语境的变动。比如，建国初期的史料和19世纪20年代的史料，经常会使用同一个词语、同一套话语讨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在处理这些文本的时候，就自然地认为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相似性背后的差异。何老师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要想在语境中深入探究一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变动，需要围绕自己研究的主题，对所研究的概念进行分解。
这本书给我的第三个启发是如何使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去研究经典的政治史课题。我其实对经典的政治史课题，比如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选举政治有兴趣，也觉得它们很重要，也想尝试以新的方法做一些探索。这本书恰好给我做了一个示范，书中其实涉及不少经典的政治议题，但是何老师采用政治文化史的方法，关注到当时人的观念、态度、情感的变化，分析不同的群体如何利用“爱国”话语来为自己的这个行动赋予合法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概念本身的变动。这种观念与行动融为一体的分析方式，使得经典议题更具历史性，具有新的意义。
这本书是基于文本进行研究的。这些文本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留下来。但是“爱国”观念本身它存在于很多普通民众的头脑当中，所以我觉得关于早期爱国观念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探索的空间。比如说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考察革命前后的家具的铺腾、悬挂的板画等物质材料，或许也能考察爱国观念的变化。
总体来说，这本书采用了一个非常精巧的的分析框架，把纷繁复杂的史料编制成 一个连贯的叙事，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历史写作方法。但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困惑，有时候可能不能迅速地理解到底哪个是毗邻概念，哪个是核心概念，因为概念在历史中流动是非常复杂的。另外，我想请教何老师，在从事政治文化史的时候，必须要把各种复杂的概念归结到一种总体的叙事中，这样做是否存在一些风险和问题。我自己处理美国早期文化史的材料的时候，发现无论是来自普通民众的材料，还是一些官方背景的材料，都很难去将它们归结到一个统一的线性叙事当中。所以我在学习何老师的大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疑惑：“爱国”观念存在于不同对象的头脑中，它本身又是思想和观念层面的东西，是否也遵循着一种线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用线性叙事去展现它的时候，是否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
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所）：我是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尝试谈一点这本书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特别是何老师这本书如何推进了维罗里的“爱国”观念的思想史研究。如果说维罗里的研究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何老师这本书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反过来说，何老师的这本书显著推进了维罗里有关“爱国”观念的谱系学梳理。在1995年出版的《关于爱国》（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里面，维罗里他最终的落脚点就像陈老师刚才讲的那样，目标是区分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倡导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为了说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从爱国主义演变出来的，维罗里梳理了西方世界“爱国”观念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比如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古典共和主义的“爱国”观念，这时的“爱国”意味着捍卫公共利益与对同胞的敬重；在中世纪的爱国主义中，共和式的理解保留了一部分，也增添了一些神圣的内容。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忠诚或效忠的含义，只不过效忠的对象是上帝，是神圣信仰，而不是公民美德。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恢复了古典爱国理念，同样倡导共和自由和公民美德。但是这一时期“爱国”观念比较复杂，包含了对军事文化、祖先和语言等方面纯洁性的优越感，也是一种对出生地的骄傲和自豪的感觉。按照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的阐述，这种复杂性跟城市共和国它身处的语境、背景有关，它夹在教廷与世俗当局中间。16世纪之后，随着绝对主义和国家理性学说的兴起，古典共和主义式的爱国理念就慢慢落入下风。对国家的爱，不再意味着对共和国的爱，而是忠于国家或君主。但是这种绝对主义式的理解在英格兰情况更加复杂，共和式爱国与效忠式爱国是并存的。一方面是忠诚于君主或王朝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热爱自由与共同生活的共和者爱国主义。因此就像何老师在书中说，18世纪的英格兰的“爱国”观念处于转变期，是一个很复杂的阶段。首先，它是各方推动的正面意识形态，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利用这套话语，比如说也像何老师提到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这样的忠英派，有时候也会使用很多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语言，这样一来，形成了一套交织了效忠与自由的复杂话语。由于“爱国”的过分泛滥，出现了一些负面评价，其中最知名的是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庇护所”。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维罗里对英语世界“爱国”观念演变的梳理讨论到这里，也就是说维多里实际上完全跳过了北美的情况，没有讨论独立运动前后的变迁。即使不放在美国史研究的语境中，单就政治思想史方面来说，何老师这本书也延续并且大大扩展维罗里的讨论。我认为这种延续和扩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何老师这本书补充“爱国”观念的演变谱系，她增添了一个阶段，而且写得非常清晰，让我们更加完整看到了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北美独立运动前后，“爱国”观念经历了一场从以效忠为主要特征到以自由为主要特征的演变过程，这也是美利坚爱国主义的诞生过程，是何老师这本书最核心的论点。其次，何老师这本书详细阐述“爱国”观念演变的历史语境，这种语境既是社会背景，也是辩论与对话的氛围。“爱国”话语实际上是在双方的对立中或者己方的对立中，辩论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这点在维罗里的作品中只是一笔带过。最后，何老师这本书指出“爱国”观念不只是北美独立运动的结果，同时是这场运动的动力。所以我可以对何老师这本书的标题《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理解为，“爱国”观念的演变伴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内部斗争。之所以说伴随，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后者决定前者，而是双方有很密切的互动。这样一来，何老师这本书在我看来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但同时也是一种很新的文化政治学。在这里面政治文化就不再是一种宏观的国民性格或者民族精神，也不是一个孤立并且往往局限于精英的群体性观念，而是所有人都会在政治行动中采用的或者说进行行动时所采用的理由和脚本，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陈老师最后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爱国”观念，究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辩论意图中的临时性的话语工具？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我就是从个人偏好上来讲，答案或许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最终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果。
这是我对何老师这本书的一点个人理解，与任老师想法一样。因为何老师提到了主题模型对于人文科技的意义，社会学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针对当前美国政府的民粹主义，政治宣传中的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社会学家做了一点研究，通过分析总统竞选文本，指出今天美国政府的这几项特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实际上并不特殊，在之前是存在的，只不过最近的几届政府很擅长创造性地把很多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与任老师一样，我也特别期待何老师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指点和指导。
杜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感谢几位点评人从政治思想史、概念史、史料的使用，学术著作的写作等各个层面做了非常深入地探讨。接下来请何老师对前面的讨论进行回应。
何芊：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点评，很受益。下面我对老师们提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
特别感谢陈浩宇和许松影老师，你们对维罗里理论的分析，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十几年前。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会上，我就一直在说服北大历史系的老师们，我可以用维罗里的理论来研究这个题目。其实，当时我对他的理论理解得不是特别深，只是认为从政治学角度对爱国主义类型进行划分，是很有启发性的，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理论与我的历史学研究之间的深入契合程度，所以没有遵循他的路径深入下去。
陈浩宇老师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爱国”到底指向哪里，对英帝国的爱，还是民间自由的爱，还是各殖民地自由或者各殖民地一致的爱。我觉得三者是共存的，也存在偏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偏重会发生比较大变化。到18世纪70年代，对英帝国的认同已经比较边缘化了。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是想试图从三者变化的角度去探究美国早期的国族主义构建。但是我发现这个问题的难度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在从事爱国观念变动的研究时，发现美利坚国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瞬时性的事件，或者是瞬时性的呈现，只体现在“共同的事业”理念形成的这几年。此后，各殖民地该夺权夺权，该建立法外政府建立法外政府，各自搞州的立宪，对所谓的共同事业，其实也不是那么上心。当然，革命结束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情形出现，不过这也不是我这本的研究内容了。
1774年波士顿的倾茶事件
陈浩宇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爱国”话语究竟是一种情绪化的辩论时的反应，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也是认为二者皆有。我目前在做的研究是探讨18世纪80、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爱国”话语的发展和演变。在此过程中，我发现“爱国”话语存在很强的延续性。因此，回过头来看，并不能说“爱国”话语纯粹是殖民地人在语言上的发明，或者说他们为了逃避叛国罪指责而创造的话语策略。目前我现在还有一个困惑，在早期的美国史中，“爱国”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反对派的话语出现的；是不是到19世纪的中后期，它才开始跟美国的国族主义合流，并与保护主义意识形态深入结合？我还想继续研究这一话题，并期待向老师们请教。
黄逸云老师提到普通民众的爱国书写，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有所提及。我在里面讲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展现普通民众与爱国话语的关系。对一些普通民众来说，革命激进派所把持的“爱国”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更具压迫性的，或者是更具专制性的武器；革命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对他们管理，让他们受到了很强的束缚。比如，他们要开“爱国”证明，才能自由地出入这些城镇，尤其是穿越与英军敌对的阵线。在当时，一个普通民众要证明自己是爱国的，其实不太容易。他要找到不少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乡绅，证明他在1775年前就表达了对美利坚自由事业的认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首鼠两端。这些故事可能是我能够找到的，能展现普通民众与爱国理念关系的史料，当然这里面其实很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任姝欢老师提到的词频统计、词向量、词语之间的距离这些问题也非常有趣。我的这个研究在2017至2018年完成，当时的数字人文的技术可能还停留在AI革命之前。但当年就有朋友提醒说，这个特别适合做一个主题训练。我现在觉得，这个研究其实特别适合做一个主题模型。之后有时间，我会尝试利用新的技术，把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和文本做一些分析。不过，技术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美国早期的报纸，印刷质量不太好，OCR技术识别起来有困难。而且，早期的报纸和早期印刷品数据库，对于大规模的文本挖掘也是很不友好的。当然，我还朝着这个方向尝试，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领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