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88年深秋，我从槐南县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姑姑所在的城市。
火车是慢车，逢站必停。车厢里挤满了人，连过道上都坐着人。我抱着蛇皮袋，缩在两人座位的边上，屁股只挨着半边座板。对面一个大叔嗑了一路瓜子，皮吐了一地。斜对面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哭了一夜，她也哭了一夜。
我没怎么合眼。
不是因为吵，是心里有事。
姑姑叫赵桂芹，嫁到这座城市好些年了。前两年她还托人往老家带过东西，一包旧衣服，两斤白糖，还有一封信，信上说她在那边的日子还过得去，让我有空去玩。
后来我妈跟她通了信，说我想出来找找活路。姑姑回信说，来吧，先住我这儿。
那封信我贴身揣了一路，纸都被汗捂软了。
车到站是下午。我顺着信上写的地址，一路问一路走，找到那栋家属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楼是旧楼，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楼道里一股煤烟味儿。我爬上五楼，数着门牌找到三零二，心口扑通扑通跳。
门上挂着一把锁。
一把暗黄色的大锁，锁鼻子都生了锈。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看了一遍门牌。没错，五单元三零二。
我抬手敲门。锁头碰着门板，哐啷哐啷响了几声，里头没人应。
旁边那户人家开了条门缝，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你找谁？”
“赵桂芹，我姑。”
那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家没跟你说？她搬走了，搬了有两三个月了。”
我愣在原地。
“搬哪儿去了？”
“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在这儿住了。”
我还想问，她已经把门关上了。
02
楼道里渐渐暗下来。
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腿有点软。坐了那么久的车，一路撑着劲儿，就指望着到了地方能放下东西喘口气。现在那扇门锁着，我的劲儿一下子散了。
蛇皮袋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我妈烙的几张饼，还有一小包全国粮票。饼已经硬了，我掰了一块嚼了嚼，咽不下去。
楼下有人炒菜，葱花味顺着楼道往上飘。我肚子咕噜噜叫，但不好意思再去敲别人家的门问。
我把蛇皮袋垫在屁股底下，靠着墙蹲下来。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过一阵就灭。没人走动的时候，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跺一下脚，灯亮一会儿，又灭了。后来我懒得跺了，就坐在黑暗里，听着楼上楼下的动静慢慢静下去。
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从我身边过，脚步顿了一下，大概看见个人影吓了一跳。那人站了两秒，也没说话，绕开走了。
我闭着眼睛，但没睡着。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姑姑搬去哪儿了？我明天该往哪儿去？要是找不着她，我是不是就得回去？
可回去的路费都不够了。
后半夜越来越冷，我把蛇皮袋里那件旧褂子拿出来裹在身上，还是冷。风从楼梯口灌进来，顺着裤腿往上钻，我把脚缩起来，整个人缩成一团。
那一夜，我数着时间，一秒一秒地熬。
03
天快亮的时候，楼下传来铁器碰着地面的声音，哐啷哐啷的，很有节奏。脚步声慢慢往上，一步一顿，很稳。
有人上楼来了。
我直起身子，揉了揉僵硬的脖子。
上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左手提着一筐煤球，右手提着一把铝皮水壶。她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抬头看见我，脚步停了。
“你是……”
“我找我姑，赵桂芹。”
那女人把煤球筐放下，喘了口气，上下看了我两眼。
“你是她老家来的？”
“嗯。”
“哎，你来得不巧。她家搬走了，得有俩月了。”
“您知道她搬哪儿去了吗？”
她想了一下，说：“听说是搬到城南那边去了，柳荫里那一带，租的平房。她男人腿伤了，厂里的宿舍也没保住，日子过得挺紧的。”
我心里一沉。
“具体在哪儿您知道吗？”
“那我可说不上来。门牌号我没记过。你呀，先去绒布厂问问。她以前在那边上班，门房老许知道她家在哪儿。那人热心，你找他准没错。”
她说完，拧开水壶盖子，给我倒了半缸子热水。
“喝口热的，暖暖。看你这脸色，一宿没睡吧？”
我接过搪瓷缸子，手都冻僵了，差点没接住。热水烫着手心，那股热乎气顺着胳膊往上走，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谢谢您。”
“谢啥。你快去吧，别在这儿蹲着了，楼道里凉。”
她把煤球筐提起来，又回头说了一句：“孩子，城里找人跟乡下不一样，话别全信，路也别乱跟。自己多长个心眼。”
我“哎”了一声，把蛇皮袋重新捆好，背到肩上。
下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挂着锁的门。
楼道里的灯已经灭了。晨曦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灰蒙蒙的一层光。
04
绒布厂离家属楼不算远，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走过去，十来分钟就到了。
厂门口的红漆牌子掉了一半颜色，“海平码头绒布厂”几个字里，“海”字只剩下半边，“码”字下面还缺了一角。
门房里坐着个瘦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写着什么。
我站在窗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
“大爷，问您个事。”
老许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
“找谁？”
“赵桂芹。我是她侄女，从老家来找她的。”
他放下笔，盯着我看了几秒。
“你就是槐南县来的？”
“您知道？”
“你姑前阵子还念叨，说老家可能要来人。没想到你还真来了。”
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鼻子又酸了。
老许从门房里出来，把我领到门口的小凳子上坐下。
“你来得不巧，她不住那边了。她男人韩保顺在东岚机械厂锅炉班干活，前几个月伤了腿。她为这事儿医院厂里两头跑，自己班也没上好。后来厂里调整宿舍，她家那间房就让出来了。”
他说得平平淡淡，我听着却像吞了块铁，沉甸甸地坠在胃里。
“那她现在住哪儿？”
“柳荫里。我听说过那个地方，但我没去过。我给你画个路。”
他回屋翻了翻抽屉，找出一张用过的报纸，在背面给我画了个图。三路电车坐到终点，往南走，过一个旧木料场，再往前就是柳荫里。
“那一片平房，门牌乱，你到了再问。”
我把那张报纸折好，小心地揣进口袋。
老许又问了一句：“身上带钱了没有？”
我说带了。
他皱了皱眉。
“省着花。站前那些招呼住店的别去。今天要是找不着，天黑前回我这儿来，门房有条长凳，能凑合一宿。”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像怕伤着我面子。
我点了点头，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说不出话。
05
三路电车挤得厉害。我抱着蛇皮袋被人流推着上了车，挤到车窗边站定，车一晃，差点没站稳。
窗户上糊着半张旧广告，广告上印着个大姑娘，笑得一脸喜气，脸被雨水泡花了一半。
车到了终点，我下来一看，傻了眼。
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街巷，平房一间接一间，胡同窄得连板车都过不去。电线杆子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和治性病的小广告，地上淌着脏水，空气里一股烂菜叶子味儿。
我问了好几个人，柳荫里在哪儿。
第一个人往东指，第二个人往西指，第三个人说往前走，走了一截再问，又说拐回去。
我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巷子里转了一下午，脚底板磨出了水泡，还是没找着。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烫着卷发的年轻女人站在路边，盯着我看了半天。
“找地方住？我那儿有床位，便宜。”
我想起陶婶的话——话别全信，路也别乱跟。
“我不住。”
“一晚就三块，比旅店便宜多了。”
三块钱，够我吃好几天的了。我攥紧蛇皮袋的带子，头也没回地走了。
旁边卖烧饼的大爷喊了我一声：“姑娘，天要黑了，你找谁家赶紧找，别一个人瞎转。”
我点点头，加快了脚步。
可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找着姑姑。
我站在一条没路灯的巷口，前后左右都是黑黢黢的平房，分不清东南西北。
手里的报纸被翻得起了毛边，上面的字都快看不清了。
我站了很久，最后还是原路走回车站，坐电车回了厂门口。
06
门房的灯还亮着。
老许看到我，什么也没说，把长凳上那床薄被子往旁边挪了挪。
“坐吧。”
我把蛇皮袋放下，坐下来，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给您添麻烦了。”
“人到了门口，总不能不管。”
他给我倒了缸热水，又从饭盒里掰了半个馒头给我。馒头是凉的，有点硬，我嚼得很慢，一口一口往下咽。
厂区里晚班的铃声响了，接着是机器嗡嗡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
我坐在长凳上，看着门房窗外那一小片天，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老许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忽然说：“明天我侄子来上班，他骑自行车，认路比你好。让他带你去一趟。”
“真的？”
“真的。不过我先跟你说好——找着了，也未必事事顺心。你姑现在，怕是顾不上体面。”
我懂他的意思。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着。长凳又窄又硬，翻身都难。但我没抱怨，有地方坐就不错了。
窗外偶尔过一辆卡车，灯光扫过天花板，又暗下去。
我盯着那一片暗光，想着明天能不能找着姑姑，想着找着了又怎样，想着兜里那点钱还能撑几天，想着要不要干脆买票回去。
可票钱也不够了。
想来想去，哪个都想不通。最后干脆不想了，闭着眼睛等天亮。
07
第二天一早，老许的侄子许明骑着二八大杠来了。
他人高马大，不怎么爱说话，把我的蛇皮袋往车后座一捆，拍拍后座架子：“上来。”
我侧着身子坐上去，两只脚悬在半空，过坑的时候屁股颠得生疼，差点没摔下去。
许明回头喊了一句：“抓稳。”
柳荫里比我想的还要偏。巷子七拐八拐，越走越窄。两边的平房挤在一起，墙根长着青苔，屋檐下晾着各色衣裳，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
许明在一扇蓝漆木门前停下来。
“应该是这家。”
我跳下车，站在门口，听见里头有缝纫机的声音，咔哒咔哒，一脚一脚踩得很密。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门。
缝纫机声停了。
门开了一条缝，姑姑站在里头，手里还拿着剪刀。
她比信上写的瘦太多了。脸上没多少肉，颧骨高高地顶出来，头发用黑卡子别在耳后，卡子生了锈，头发也有些乱。眼睛底下青黑一片，像很久没睡过整觉。
她看见我，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写信了。”
“我这阵子搬来搬去，哪儿还收得到信。”
她拉开门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进门就是灶台，旁边摆着脚踏缝纫机，往里一张床，一张方桌，墙角有张竹躺椅。躺椅上躺着个人，右腿伸直了，膝盖上搭着条旧毛巾。
姑父韩保顺。
他看见我，点了下头：“来了。”
我也叫了声姑父。
姑姑把方桌上的碎布头拢了拢，腾出一块地方放我的蛇皮袋。她给我倒了碗白开水，自己没坐，站在旁边。
“路上顺利不？”
“还行。”
“你妈身体咋样？”
“还成。”
两个人对了几句，就没什么话说了。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她为什么搬了家不告诉我？问她姑父的腿到底怎么回事？问她我以后怎么办？
这些话堵在嗓子眼，一个都问不出口。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答案。
这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告诉我——姑姑的日子，比我想的难得多。
08
快中午的时候，表哥韩小川回来了。
他一身机油味儿，工装上全是黑印子，头发乱蓬蓬的，像是刚从车底下爬出来。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
“这是？”
“你表妹，从槐南来的。”姑姑说。
他“哦”了一声，把工装脱下来挂在门后，去脸盆架那儿洗手。水哗哗响了半天，他洗得很仔细，手指缝里的黑油搓了好几遍才搓干净。
洗完回过头来，冲我笑了笑。
“路挺远的吧？”
“两天一夜。”
“那是够远的。”
他笑了一下就没再笑了，转头问姑姑：“中午吃啥？”
姑姑没回答，掀开锅盖看了一眼。我瞄了一眼，锅里是早上剩的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
那顿饭我们四个人围着小方桌吃的。咸菜一小碟，每人一碗稀饭，碗里的米粒数得清。
姑姑一个劲儿让我多吃，说“路上饿坏了”。她自己只喝了两口就把碗放下了，说不饿。
我没拆穿她。
我知道她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
吃完饭，许明骑车走了。屋里安静下来，缝纫机又响起来，咔哒咔哒，像秒针在走，一下一下催着人。
姑姑坐到我对面，声音压得很低。
“你先住两天，别急。我想想办法。”
“我能不能找点活干？”
她手里的线头绕了一圈，顿了一下。
“你先别想这些。能住下来再说。”
我没再问了。但我心里清楚，她说的“想办法”，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
09
晚上睡觉成了问题。
家里只有一张床，姑父占了半边，姑姑睡半边。表哥在地上铺了张凉席，算是他的铺位。
姑姑找了块旧门板，架在两条板凳上，上面铺了一床薄褥子。
“你将就几晚。”
我躺上去，门板中间是塌的，一翻身就吱呀响。褥子薄得跟纸一样，底下的木板硌得骨头疼。我不敢翻身，怕吵着别人。
隔着一道旧布帘子，我听见姑姑压低声音跟姑父说话。
“孩子都来了，总不能第二天就让她走。”
姑父沉默了半天，才说：“先住下吧，活总要慢慢找。”
我又听见姑姑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我闭上眼睛，手心里全是汗。
这一夜，比蹲楼道那一夜好了一点。
至少，门里头有自己的亲人了。
可我心里清楚，这个家，已经挤得快透不过气了。我又往里挤了挤，他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一分。
10
住下来之后，我才慢慢弄明白姑父的事。
他在东岚机械厂锅炉班干了十来年，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干活实在。出事那天，他不是当班，是替同班一个叫王远山的人顶半班。锅炉房的水位表出了毛病，他去看，脚底一滑，被倒下来的铁皮和一锅滚水砸在了腿上。
伤得不轻，住院住了两个月，出院了腿也伸不直了，走路一瘸一拐。
可厂里一直不认这是工伤。
理由说了一大堆——替班有没有正式手续？事故现场有没有第三人在场？班组的事故报告为什么交不上来？
姑姑跑了无数趟，劳资科的门槛都快踏平了，每次都让“再等等”。等来等去，宿舍等没了，奖金等没了，最后连临时周转房都没排上，一家三口搬到了柳荫里的出租屋里。
我帮姑姑把那一抽屉的票据理了一遍。诊断书、住院单、缴费收据、病休证明、排班表复印件，一大摞，用橡皮筋扎着，边角都起了毛。
“就缺一份事故记录了。”姑姑说。
“厂里没有吗？”
“原来有一份，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了。锅炉班的人说交上去了，劳资科说没收到。谁都不认账。”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针线没停，头也没抬。
但她咬线头的时候，咬得很用力，线头断了，她的嘴唇也白了。
11
老许帮我们打听过，说锅炉班原来的旧账本还在东边老仓房里堆着，没准里头能找到当天的记录。
但那地方锁着，外人进不去。
我以为没戏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老许半夜来敲门。
他头发和肩膀都是湿的，外头下着雨。
“快，锅炉班那批旧账本今晚就要拉走当废纸卖了。车已经进院了，去晚了就没了。”
屋里一下子乱了。
表哥套上雨衣就往外走，我也跟了上去。姑姑要跟，被姑父拉住了。
“你在家等着。万一出了事，还得有人顶着。”
我和表哥跟着老许摸黑进了厂区。雨下得不小，打在脸上生疼，我低着头跟在表哥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裤腿全湿了。
老仓房在东边靠围墙的位置，铁门半开着，里头堆着小山一样的旧账册和废报纸。两个装卸工正往板车上搬，一捆一捆码得很高。
老许上去递了根烟，跟仓库管理员老梁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勉强点头。
“快翻，车等着走。”
我和表哥一头扎进纸堆里。
账本有新有旧，大的小的厚的薄的，摞在一起，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翻一本，看一眼，丢到一边，再翻一本。灰呛得我直咳嗽，眼睛都睁不开。
外头装卸工喊了一声：“还差三捆就完了。”
我的手开始抖了。
翻到最底下的时候，我摸到一本硬壳账本，封皮黑乎乎的，边角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上面还能隐约看出“锅炉”两个字。
我把它抽出来，手抖得差点没拿住。
翻开，一页一页往后翻。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
翻到九十八页的时候，我停住了。
日期对上了。
上面写着：韩保顺，代王远山半班。水位表异常，已报修未换。滑倒，烫伤右腿。
我蹲在那堆纸里，眼泪一下就涌上来了。
老许递给我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我趴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我生怕漏掉一个字，每一个笔画都描得仔仔细细。
抄完以后，我把本子揣进最里层的衣服里，用手捂着，跟着表哥往外跑。
跑出厂门口的时候，雨小了，天边已经泛白了。
12
账本抄件交上去以后，劳资科说要核实。
一等又是十几天。
那十几天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先是房东来赶人，说她闺女要结婚，房子必须收回去，最迟月底搬。姑姑跟她说了半天好话，人家就是不松口。
然后是市场管理的人来查摊。姑姑晚上在市场门口摆了个缝纫摊，帮人改裤脚、补衣服，挣几个零花钱。人家说没有执照不能摆，机器扣了，木牌也摘了。
姑父的药又该续了。药店的伙计来送过一次单子，说再不结账就不能再拿了。
那天晚上，姑姑坐在灯下，把那沓票据翻来覆去地数。数完了放回去，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数。我知道她不是在数票据，是在算这个家还能撑几天。
表哥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
姑父躺在躺椅上，看着天花板，一句话不说。
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那是我来城里以后最难熬的一个晚上。比蹲楼道那一夜还难熬。因为蹲楼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吃苦。现在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吃苦。
可我又帮不上忙。
13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街道办。
我想把摊子的执照办下来，好歹让姑姑有个能挣钱的地方。
街道办的人告诉我，办执照要先去居委会开证明，然后去工商所登记，还要市场管理科同意。手续不少，每一项都要花钱。
我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回来跟姑姑说了。
姑姑听完，半天没说话。然后她把箱底那块旧手表拿了出来。
“这是你姑父当年先进班组发的奖品，你拿去卖了，看能换几个钱。”
“这……”
“别这那的了。留着也当不了饭吃。”
表哥也把他攒的几十块钱拿了出来。钱不多，都是他修自行车一个钢镚一个钢镚攒的。
凑了凑，勉强够交手续费。
接下来几天，姑姑和我跑街道、跑工商、跑市场。姑姑嘴笨，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以前跑厂里的事都是硬着头皮去的。这回也是，她站在工作人员面前，说话都不太利索。
我就替她说。
我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讲清楚——姑父工伤还没认定，家里就靠姑姑一台缝纫机撑着，现在连摊子都不让摆了，一家老小等着吃饭。
街道那个大姐听完，叹了口气，帮我们把证明开了。
工商所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了看材料，也点了头。
市场管理的老李把同意书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下午五点以后才能摆，别超时。”
我说：“行。”
六天，跑了六天，执照终于拿到了。
姑姑把那张盖了红戳的纸看了好几遍，折好，放进布包里，轻轻拍了拍。
14
重新开摊那天，是个阴天。
市场南角那块地方不大，风呼呼地灌进来，冷得人直哆嗦。姑姑把缝纫机摆好，插上电，试了一脚，针稳稳地落下去。
木牌重新写了一块，上面写着“改衣补衣”四个字。底下压着那张盖了红戳的证明。
头一天生意不好，只接了两条改裤脚的活，一共挣了一块六。
姑姑没泄气，说刚开始都这样。
第二天来了个大姐改衬衫，第三天来了个老太太补棉袄，第四天有人拿着裤子来换拉链。人传人，慢慢就多起来了。
姑姑干活仔细，针脚走得又直又密。有个人来取衣服，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说了一句：“这活儿做得地道。”
就这一句话，姑姑高兴了一晚上。
她高兴的方式不是笑，是把缝纫机踩得更快了。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在慢慢长起来。
15
工伤认定下来的那天，是个晴天。
潘主任把意见书放在桌上，说根据补充材料，韩保顺的事故按工伤办理。医药费按规定报销，后续治疗按病休程序走。住房问题列入周转房排队。
姑姑坐在那里，听完以后，说了句“谢谢”，把意见书接过来，折好，放进布包里。
出了厂门口，她走得很慢。我跟在后面，也没催她。
走到一棵梧桐树下，她忽然站住了。
风吹过来，树叶哗哗地响。
她站在那儿，没有哭，也没有笑，就是站着。
过了一会儿，她说：“走吧。”
我说：“去哪儿？”
“去市场。今天活儿多，别耽误了。”
那天傍晚，缝纫机的声音比平时都响。
我站在旁边收钱，听着那咔哒咔哒的声音，忽然觉得，这声音真好听。
16
后来我们搬了家，从柳荫里的平房搬到了市场后面一幢旧楼里。房子不大，两间小屋，朝南的那间有太阳照进来。
姑父的腿慢慢好了一些，能拄着拐在屋里走走。表哥的修车摊也在市场门口扎了根，补胎打气，一天也能挣个几块钱。
日子还是紧，但不再慌了。
姑姑的缝纫机从早响到晚，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忙不过来，我也学会了锁边、换拉链、改裤脚。手艺不算精，但能搭把手。
有一天晚上收摊，我抱着一包改好的衣服上楼，在楼道里看见一个姑娘。
她蹲在楼梯拐角处，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跟我当初那个一模一样。
脸冻得发白，嘴唇发紫，缩成一团。
我看了一眼，脚步就停住了。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自己。
我蹲在三零二门口的那个夜晚，又冷又怕，不知道天亮以后该往哪儿去。
我走过去，蹲下来。
“你找谁？”
她说了个名字，我没听过。
“搬走了？”
她点点头，眼眶红了。
“我从庆河来的，坐了一天一夜的车。邻居说她搬走了，可我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先进来吧。”
她犹豫着没动。
“进来喝口热水。”
我推开门，姑姑正坐在缝纫机前。她抬头看见那姑娘，什么也没问，把旁边的小马扎挪了过来。
“坐。”
表哥从门后拎起热水壶，倒了缸热水递过去。
姑娘捧着缸子，手抖得厉害，水差点洒出来。她低着头，小声说了句谢谢。
姑姑看了我一眼，又低头踩缝纫机去了。
我站在门口，把门带上。
楼道里的冷风被挡在外面。
屋里灯不亮，声音也不大，就缝纫机咔哒咔哒地响着。
稳当得很。
后记：
那年头，有多少人就是这样的？拎着一个蛇皮袋，揣着几封信，就敢往陌生的城市里闯。
我在楼道里蹲过一夜，所以我知道，天亮之前那段时间，有多难熬。
后来我常想，那天早上提着煤球上楼的陶婶，要是没给我那半缸子热水，我是不是就撑不到找着姑姑的那一天？老许要是没让我在他的门房里坐那一宿，我是不是就买了票回老家了？
有些人的好，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好，凑在一起，才把你从最难的时候拉了出来。
所以后来遇到蹲在楼道里的人，我也会说一句：“先进来喝口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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