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腊月，大别山北麓白雪尚未消融，一名双目失明的中年犯人被解往监牢。看守没想到，七年后这位服刑人竟会重返山间，摇身一变自封“当今圣上”。他的名字叫丁兴来。
狱中岁月并未磨去那份狂热，反而让他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念头越捂越热。1960年初春刑满之日，丁兴来一拄竹杖，二揣旧罗盘，悄悄钻进皖鄂交界的林海。外界也许只记得大跃进后的饥荒，却没人留意这位盲人带着几页残破卦书，在山村口挨家挨户地算命、抓药、合婚。
说来荒唐，他那张会说故事的嘴巴，比任何符箓都灵光。村民问午收如何，他能娓娓道来五谷之气；寡妇问再嫁之事，他立马柔声劝慰“福星高照”；瘟牛小病，他撒一把草灰就称能驱邪。时间久了，“丁半仙”名号在麻城、红安一带传开。
借此人气，丁兴来开始打磨另一项“技艺”——煽惑人心。他记得雷金安当年聚众万余的轰动，也记得那场兵败后自己如何靠着“被逼无奈”的说辞躲过枪决。一次篝火夜谈，他悄声告诉几个信徒：“大别山是龙脉，我已梦得天命。”众人起初哄笑，可他不慌不忙，捧出自刻的木牌，上书“真龙天子”。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吹到江汉平原，但深山里的信息闭塞依旧。丁兴来趁机把“皇朝复兴”的幻影，与乡野间残存的家国想象缝合。他组织“义兄弟”，设“五军都督府”，自封“辅天大将军”，给部下分赐爵位、土田，甚至仿照明清旧制颁“免差役诏”。土布印就的诏书铺满祭台，篆体歪斜却格外神秘。
1981年端午前后，六十五岁的丁兴来在山腰石坪请来锣鼓、纸扎龙凤，身披一袭绛紫长袍，口中念念有词，宣布“奉天承运，兴元建国”。山民看得目瞪口呆，几个胆子小的当场跪下，磕得头破血流。礼成当夜，他便封自己常伴的寡妇为“皇后”，并贴出“选秀榜”，号召各村“进献美人，以延万世”。
那些年大别山交通闭塞，许多贫困家庭依旧重男轻女。秀女榜一出，部分人动了心思：把女儿送去或可少一张吃饭的嘴。更有丁兴来亲自率“仪仗”下山，吹着唢呐迎娶。反抗的农户被扣上“叛逆”帽子，深夜听得山风呼啸也不敢追上去。到1983年，后宫人数已近三十，年纪相差悬殊——大到花甲老妇，小到十四五岁。
但新王朝并没金银库，也无良田万顷。临时搭起的“皇宫”是几排毛竹木屋，雨夜屋顶滴水点点。为了维持“盛世”景象，丁兴来命令属下抢粮。抢不来时，便大开词坛，宣称“皇恩浩荡”，给饥民分粥。泥浆里的一碗野菜汤，却让人感激得直磕头。如此循环，欺骗与服从轮番上演。
在自编的礼制中，丁兴来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必行“大朝”。百十号人跪伏地上，他端坐木制龙椅，颤声朗诵“天命诏书”，讲完再由乐户敲锣赞颂。他尤其热衷于给妃嫔册封位号：从“贵妃”到“才人”足有七八等，朱砂敕封，黄纸晃眼。只要谁肯献上粮食或年轻女子，便能获得一方“诰命”。
村人私下议论：“那瞎老头到底看不看得见？”有人小声答：“人家眼瞎，心不瞎。”这种半戏谑半畏惧的气氛让谎言延续。1985年，大别山开始修林场便道，外面的新闻随木材贩子一起传进山。有人第一次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个字，也有人知道市场上肥皂一角钱一块。信息缝隙出现，丁兴来的神秘光环开始褪色。
为了稳住局面，他改拿“天书”吓人，自称能断人生死。某夜，一位青壮趁巡逻松懈逃下山，连夜走二十公里找到乡政府，劈头一句：“山里有个皇帝！”起初没人信，直到后续来报的人越来越多，县里才将情况层层上报。
1990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抽调民警，联合麻城县武装部，分三路进山。凌晨四时，行动队悄悄合围“皇宫”。木门被撞开时，丁兴来正摸索披衣，他没看见灯光，只听到手电的低沉咔哒声，“是谁？退下——”话音未落，已被按倒。现场搜出自制印玺、粗糙龙袍、以及写有“昭告天下”字样的黄绢，后宫女子五十五人挤在角落，不知所措。
审讯记录显示，这些年间丁兴来无一日不谈“克复中原”“号令四方”，却从未真正离开大别山十里。所谓“疆土”，只是周边七八个自然村；所谓“子民”，加上妇孺总共不足两百。更要命的是，多数人因跟随他荒废耕种，食不果腹，孩子流离病死者屡见不鲜。
法庭上，一位曾被强抢为妃的妇女当庭指认：“他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娶我是天意。我若不从，他就诅咒全家。”言毕泣不成声。听罢控诉，丁兴来长叹：“我若不是瞎子，也许真能坐那把椅子！”此言令旁听者无不摇头。
案卷最终认定：丁兴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骗取财物，奸淫妇女，罪行累累。法槌落下，“皇帝”梦终结。至此，自封王朝的残垣败瓦被迅速清扫，竹屋拆除，妇女儿童遣返回乡。
大别山的清风依旧，鸟鸣依旧。只是那块被称作“龙脉”的山谷，如今只剩苔痕斑驳的石基和几截陈腐梁木。山民偶尔提起此事，摇头苦笑：一个瞎眼老人，手里没有枪，没有粮，却靠着几句玄虚之词，让人把女儿送进深山，还替他看守门户——真是咄咄怪事。
一场闹剧收场，但留给后人的提醒并未随风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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