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深秋的洛阳街头，闯军的旗帜刚插上城楼，饥民围着军营高喊“闯王义军”，米价立刻跌了一半。对许多百姓来说，李自成是从天而降的救星；对官绅而言，他却像握着镰刀的夜行客，这种双重印象自那一刻起便根植在京畿内外。
追溯更早，正月初九，西安东南的渭河岸边，三通鼓罢，李自成身披黄袍，宣布“大顺”开国。内阁改称天佑殿，牛金星、宋献策等分列左右。制度学明制，礼仪学唐宋，看似周全，实则草创。大顺纪元不过数旬，三万子弟兵折在宁武关，短短一役空耗七万条命，连他自己都皱眉：“兵可再聚，人心难回。”言罢却仍下令屠城，脾气仍旧拧得紧。
三月十九日，紫禁城午门大开。满朝太监争着献钥匙，曹化淳第一个跪迎新主，崇祯上吊的绳索却在风中晃着。闯军几乎未费子弹便占住龙椅，这种轻易得来的天下，也埋下了轻视天下的祸根。
很多史家爱问：大顺为何四十二日即土崩？先看财政。入城当夜，李自成巡视内库——金银不过三十余万两，他低声咒骂：“堂堂天子，竟这般寒酸！”刘宗敏顺势进言：“缺的，只管搜。”一语成谶，“追赃榜”张贴坊间，凡在京官员，须按品秩纳贡。一品万金，两品八千，如此梯次。捐不出者，杖、夹、炮烙轮番侍候。几日功夫，翰林、给事中、皇亲、国戚，被折磨死者数十人。嘶叫声从东华门传出，很快吓退了对新朝抱有幻想的士绅。
再看军纪。入城第三天，闯军按老规矩“二日不得入民宅”，等限一过，市井店铺即遭洗掠。吴三桂在山海关接到家书，痛闻吴府被抄、父兄受辱，爱姬陈圆圆落入刘宗敏帐下。传闻里他捶胸长叹：“此仇不共戴天。”虽有夸张，然吴三桂掉头迎清，却是事实。李自成失了一员强援，还平白给关外八旗递上借口。
大清兵锋之外，还有疫病阴影。档案记载，1643年北直隶已出现腺鼠疫，次年三月愈演愈烈。闯军多行伍出身，宿营于京城坊巷，缺药无医，伤亡大于战阵。相反，骑在马背上的八旗兵多宿营郊外，跳蚤不近马味，染疫率极低。人心惶惶，闯军却以为“天不助汉”，士气再度滑坡。
更致命的是政治上的瞎眼。明末残存的大批士大夫，本可为新朝续命。牛金星倒是起草了怀柔诏书，叫大家“或回里，或效力，概从所请”。可李自成嫌啰嗦，他尚未坐稳便忙着押解百官至刘宗敏府中勒银，“一万、一万，短一两加一板”。短暂几日，刑杖声中，多年经营的读书种子被连根拔起。朝堂空了，户籍、赋税、漕运完全失序。京师米价从一斗三文飙到四百文，百姓先是惊呼，继而破口大骂，“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转眼改口“闯王无道”。
这种舆情变化并非偶发。入城不到二十天，李自成下诏西征，命刘宗敏押运七千万两银板南下开封，再准备“回子弟故乡歇兵”。他曾向部下夸下海口：“钱在，兵在；兵在，天下在。”然而当钱装箱南运，城中留守的将卒才发现，皇宫里能搬的搬、能拆的拆，连景山松柏都被伐作柴薪。百姓愤怒、士绅绝望，城防亦随之松动。
四月二十四日，山海关外尘沙蔽日，多尔衮与吴三桂会师。一天后，清军铁骑杀入城西，闯军仓促迎战，前锋即溃。城内百姓“开门迎清”的传言甚嚣尘上，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闯军再无退路。二十七日夜，李自成弃宫自西直门出走，临行前放火焚掠，自以为烧断后路，其实仅点亮了失败的烽火台。
五月十三日，湖北通城的九宫山，风雨凄迷。一行溃败残军钻入林莽，七天后，李过在密林中发现了闯王冰冷的尸首，年三十九。有人说他只是失散遁隐，也有人说他被乡民误杀。但细查大顺留下的数百万军费多被私分，义旗崩而难聚，答案已不必追寻。
英雄抑或魔鬼？历史给出的线索耐人寻味。推翻大明时，他的“均田免赋、杀富济贫”确曾点燃草泽烟火；坐上龙椅后，他将自己塑成暴敛无度的掠夺者。前后不过六周，前面累积的声望化作乌有。倘若说吴三桂为红颜反叛是一时冲动，那么京城百姓转而盼清，则是被鞭子与饥饿逼出的本能。李自成的胜利仰仗海潮般的民心，可他忘了潮水也会退。
他倒在半山腰，留一抔黄土掩埋理想。史笔无情，却也公允：闯王曾救人于水火，却又亲手把他们推回火里；他是动荡时代最亮的火把，也是最猝灭的流星。归根结底，两句老话能概括这段传奇——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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