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秋,闽江水面起雾,一叶乌篷船摇晃着驶向江口。船头站着的灰衣僧人略显清瘦,却双目炯炯,正是刚刚结束朝圣之旅、年过半百却精神矍铄的虚云。此时的中国,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新政方兴未艾,江面上来往的商船、军舰都在暗示风云未定。很少有人想到,这位悄然返乡的僧人日后会成为纵横清末、民国、新中国三朝,被后世称作“中国第一高僧”的传奇人物。

虚云俗姓萧,道光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出生于湖南湘乡。他的生母颜氏信佛甚笃,乡里流传“骑虎青袍老者入梦”之说,为演彻的降世添上几分神秘。然而童年并不安逸,亲母早逝,他被庶母王氏抚养,随父辗转福建、江西等地。乱世磨砺心性,年少的演彻反倒对红尘名利日渐生厌,十九岁时拜鼓山涌泉寺常开老和尚落发为僧,得法名“古岩”,不久又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自此僧腊起算,长达一百零一年。

虚云行脚的速度惊人,从闽南到峨眉,从五台到普陀,山水间留下无数脚印。光绪二十一年,他毅然选择步行朝礼五台山,全程万里,头陀杖破,草鞋走烂十三双。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淡淡地回一句:“求心安。”这句看似简单,却如锤击心鼓。当时一同行脚的小和尚回忆:“师父脚底流血,还笑着说,痛是提醒,不是阻碍。”这段对话被后人记在《虚云年谱》里,只字未改。

值得一提的是,虚云的修行从不局限于个人解脱。他深知乱世中寺院一旦残败,香火断绝,法脉就会中断,于是多次奔走修复道场。1906年,他主持修缮云南鸡足山祝圣寺;1910年,他受请返回云南,数年间复兴数十庙宇。战火连天,他却能调动军政两界资源,既有军阀捐银,也有商号供材,甚至出面调停械斗,确保山门不闭。这份手腕并非世俗算计,而是“以戒为界,借势行道”的实践。

政治风浪无孔不入,佛门也难独善其身。袁世凯筹帝制时,一封密信送到云居山,请虚云北上祝寿。虚云回信只有一句:“大地本无主,何来寿?”借机辞行。袁氏心知其意,未再强求。类似的斡旋不胜枚举:北洋系军阀为祈福放下屠刀,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紫金山听他开示,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亦亲自过问其起居。虚云活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相互对峙的时代与人心。

有人疑惑,他怎样能活到120岁?除却体质因素,更重要的是一脉相承的戒律生活。凌晨三点,木鱼初鸣,他起身熏修;黄昏鼓声响起,他合掌礼佛。素食、劳作、长坐、短眠,这样的节奏坚持了七十年。医者为他诊脉,惊叹无疾;弟子跟随,常见师父深夜仍静坐诵经。按照现代说法,这是极致的“自律+低欲望生活”。然而虚云不以长寿自矜,他常劝门人:“命长并非福报,若不自持,百岁也是空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虚云率众迁入桂北,途中寺产几被焚毁。他安慰众僧:“回不了头,就向前走。”正是这份定力,才使云居山能在战火中保住清净。1945年抗战胜利,他高龄却仍南来北往,为修复千疮百孔的寺院奔波募化。美国《时代周刊》曾刊文称,“一位一百岁的中国僧侣,单凭竹杖与微笑,在枪炮声里留下了和平与慈悲的示范。”虽有夸张,却道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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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已百一十多岁的虚云获邀出席佛教协会筹备会,乘火车抵京。很多代表初次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惊异于其声音洪亮,步履稳健。会间休息,他以拐杖轻敲地面,提醒年轻僧众:“别让佛法被写进会议记录后就束之高阁,载体是你们的人生。”这句话遂在坊间流传。

1959年10月,云居山秋色转深。虚云在茅棚内结夏安居,忽一日感觉气血将竭,遂沐手焚香,小坐示寂。弟子焦急呼喊:“老和尚,还有何嘱咐?”他提笔,只写下一个“戒”字,旋即握拳合十而逝,时年120岁。此字看似寻常,却让后学至今反复揣摩。

“戒”在佛教中可指戒律,也涵止恶、防非之意。可若只是如此,为何虚云以此作为最后的遗言?不同学派给出各异的注脚:有的认为,这是警策高僧自昔以来“万法归戒”的终极指向;有的则说,虚云目睹近代兵燹、政局巨变,愿众生自律自新,莫重蹈覆辙;亦有人从书法角度入手,解析那独特的笔势——顿挫处似峭壁悬崖,舒展时若高峰入云,似在暗示“守戒亦自在”。

不过,最贴近他本意的,也许是他曾引用的《楞严经》一段:“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戒律并非束缚,而是舟楫,是在动荡时代中渡己渡人的坐标。虚云愿后辈借此字照见自身,守心、守行、守慧,如此方能穿越外在政治、经济的激流,保存一颗不动的清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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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翻检《虚云和尚全集》,会发现他写给各界名流的信札多以社会疾苦开场,讲求的是“以佛心做人事”。他劝商人诚信贸易,劝军阀止杀保民,劝弟子躬耕田畴、自给自足。对他而言,禅房与市井之间没有高墙,戒律与救时事亦不矛盾;相反,正因为守戒,才不会被局势裹挟。

再看他一生的时间脉络,足以折射近现代中国的风雨变迁:自清末洋务、甲午新政,到北洋军阀割据,再到抗战、解放,最后迎来共和国。一个人活过三个时代,是幸运,也是重负。他未曾著书立说宏篇巨制,却让修复的寺院、庇护的难民、感化的兵士,成为最立体的注脚。人们称他为“禅门泰斗”,更多是敬服他的“行”。

年届古稀的读者若细数当年往事,或许会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虚云在北京广济寺开示的盛况;也许也曾听老人提起,云居山的钟声在大炼钢铁的喧闹里依旧准时报晓。这种“在”与“不在”的并存,是他留给时代的背影。

当然,若将虚云的成就全归功于政治扶持,未免失之偏颇。他以身作则,严持戒律,是更深层的根基。试想一下,一位百岁长者若稍有贪欲,怕早已被滚滚红尘拖累;若稍有私心,怕也难赢得如此多身份悬殊者的敬重。政治权力可以保一时的庙宇,却庇不住千僧心中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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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界研究他的禅学思想,常提到“顿悟后起修”。他认为开悟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在日用寻常中行持,而戒即是起修之本。如此观之,“戒”并非谜语,而是向每个后来者亮出的第一把钥匙。可真正能握住的人寥寥,因为戒的是妄念,也是人情。而人情最难割舍。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周恩来,虚云平等布慈,未曾因权势增一分阿附,也不因动乱减一分悲悯。百二十年生命,仿佛一座古刹中常明不灭的长明灯。人们追问他长寿的秘诀,其实那一字答案早已写在最后的帛纸上,只是我们未必肯依教奉行。

如今,云居山的老柏依旧,茅棚已成纪念堂。晨钟暮鼓间,游客掏出手机拍照,年轻僧人轻声提示:“请勿喧哗。”那一瞬,“戒”字仿佛再次落在空气里:不是禁锢,而是提醒。若干年后,当后来的行者在山径上回想这位“禅门泰斗”,也许会忽然明白,他的高寿、他的声望、他的跨朝代传奇,都不过是那一个字的注脚——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