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医 行 业 的 良 心 和 大 脑
■来源 | 沈谦益
在座的大多是医馆的管理者，我在这里可能算个另类，我只是一名一线临床的中医从业者，一个普通中医。只不过我在海外待了十几年， 对海外和国内的中医界有一些体会。
“破茧”这个词我认为非常精妙，用在当下非常贴切。既然谈到中医之破茧， 我们先要思考一下，中医的位置在哪里？只有把中医自己的位置搞清楚，才能看到那个茧在哪里，找到了茧才能够去破。
几年前在加拿大一次社会活动中，有位中医界的活跃人士找到参加活动的卫生厅厅长，呼吁卫生厅给予中医药行业更多支持，不管是政策上还是资金上。当时的卫生厅长非常谦逊地问：“中医我不懂，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你坐在我这个卫生行业管理者的位置，中医能做什么？”他问的是中医界能做什么，而不是某一个中医能做什么。当时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好像每一个中医人都自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 那为什么我们中医界在社会中、在卫生行业里， 地位却是如此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这个状态恐怕不只是在海外。我记得前些年张功耀、何祚庥、方舟子等人发起过取缔中医的签名活动。当时网络争论非常激烈， 支持的人还不少。据说这个事件最后是怎么平息的呢？是国家高层领导说了一句“中医药是国宝”，这才平息了所谓是否要签名取缔中医的争论。
中医药是国宝，提到国宝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中国的大熊猫。我们中 医难道就是大熊猫那样的吗？确实，我们中医和大熊猫有挺多相似的地方，最相 同的一点，那就是“后继乏力”。大熊猫连自我种群的繁殖都成了问题， 都需要人工去培育、人工授精来完成，在不能自然受精的情况下，甚至用“电刺激采精”的方式促使大熊猫排精，来达到人工授精的目的。
我们中医界，有这么多的中医药大学，培养出这么多毕业生，但在临床上、在真正有效的医疗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后继乏力？是不是还需要用电刺激的方式来人工“繁育”？
现在的大熊猫很可爱，也很悲哀。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大熊猫的前身，它在《山海经》里被称为“貊” ，是吃铜铁的食铁兽。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它的前身是上古神兽，狮子老虎见了都要瑟瑟发抖，有这么大的反差。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中医愿意做大熊猫吗？那种连自我生存和繁衍都成问题的大熊猫？我们能否唤醒大熊猫体内先天的食铁兽基因，让狮子、老虎、秃鹰都在我们面前臣服？我不希望中医被定义为大熊猫，不想被定义，就必须做出改变。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世界几个国家在医疗支出方面占 GDP 的比例（2022-2023 年），美国是 17%，德、法、加、英、澳大利亚占 10%-11%， 日本占 GDP 的 10%，中国占 6%。从这个数据来看， 先不说人均，仅从国家 GDP 的比例来讲，我们的医疗行业，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如果能从占比6%提升到10%，至少是五万亿的市场增量，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发展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医和中医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对比。根据相关部门对医疗行业药品、服务、机构等多维度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24 年在医保覆盖的范围内，西医占据了 85%-90%的份额，中医只占了 10%-15%，而在非医保领域，中医的占比大约在 5%-8%，占比更小。高价创新药/器械、高端医疗、特需、医美、体检几乎全是西医主导；商业保险产品也是以覆盖西医为主。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医保内还是医保外，中医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这或许就是大家所说的“茧”所在的位置——是选择继续走老路坐茧内卷，还是修炼食铁兽的能力，撕开缚茧驰骋在五万亿的增量市场，毫无疑问后者更具吸引力。
在破茧这条路上，不少同仁已经做出有价值的探索，例如一种是做大规模，资本化运作上市；另一种是做小而美的精品、做口碑做连锁，或者是做细分垂直领域的专家。前者从商业角度而言，考虑的是如何做大做强，“跑出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吸引投资人。这种模式是资本运作成功上市的案例（例如通过并购做大规模等等），而与中医本身是否成功关系不大。当然，上市的公司也有难念的经，来自投资人的业绩压力，成功上了市却突然没有了方向，新的增长点乏善可陈等。这就类似给熊猫穿装甲披外挂，并不是真正的食铁兽。
在国内这段时间，我接触了不少医馆的创始人、管理者，他们有梦想，勤奋认真，有实力有魄力，医馆做得非常不错，同时他们也坦言面临一些共性的难题，说得比较多的，诸如成本和盈利如何平衡，怎么吸引和留住人才，如何引流客源，同质化内卷下如何保持竞争优势，要不要扩张开新店，还有合规与风险，医保门槛等问题。甚至有的经营者一边在质疑 AI 是否会取代一大批中医的同时，一边也不得不在时代的裹挟下引入 AI——所谓的为中医赋能。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我们中医本身不行？还是我们对中医的认知不够，亦或是其他原因？当“规模化、标准化、合规化、高效率、AI、‘龙虾的一人公司’”这些现代产业化的生产要素，直面中医强调的优势“名医模式、一人一诊、望闻问切”，依赖物理距离的传统诊疗模式，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就摆在我们面前——“中医要不要做产业化，能不能做产业化？ ”如果依然束手束脚，不能解放思想，不去正视这个问题，那么前面提到五万亿的市场，咱们恐怕连入场券都很难拿到。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近三百年来现代西医如何依托产业化做成主流的。
现代西医的发展史，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奠定的基础，跟随连续几次的产业革命，不断进化的发展史。从英国的纺织业开始，机器代替人力，然后进入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三次革命，现在进入 AI 化。产业革命，是生产要素集中、生产力大幅提升，在产业推广使用的过程中，根植其中的文化理念也就随之被人们接受了，西医因此占据了主导位置。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现代西医只有“产业理念”，没有“生命理念”，生命是不能成为产业的。
我不认同阴谋论，并不认同说西医诞生就是来为了赚钱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医发展的产业化背景，它要解决的是“疾病的现象”，这和“疾病”无关，更谈不上“生命”。
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考虑，三百年前的西医，也不是现代西医。三百年前的西医也试图寻求“疾病”和“生命”的真相，例如亚里士多德等等先哲。但是从产业革命开始以后的西医，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和之前不一样的，它不再管“生命”和“疾病”，它只管“疾病的现象”。
其实到后来，西方也把这两件事做了分离，“生命”“疾病”是上帝管的，“疾病的现象”是现代西医管的，咱们可以看到，西方一些虔诚的大西医，他们的确也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欧洲的、伊斯兰、中东的一些大西医。中国的西医， 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美国也是一样。
西医产业做到现在，其实已经忘掉了这个边界——“病”和“生命”不是他们研究的。例如现在所谓的“基因科学”“脑机接口”。
我们说真正的中医，是围绕生命、研究生命，但是不要忘记“探索生命实相 ”和“产业化 ”需要分开来，这是中医前三次产业革命没跟上的思想根源所在，不能连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走不通。
从个体而言，可以追求生命的实相，从一个社会来讲，需要产业化，因为它低廉高效。现在医疗作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中医产业化，就是要“服务大众”，让普罗大众享受到低廉的优质的解决“疾病现象”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其他研究性命的，拔高也好，小众也好，各办各的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贴近社会与人的是儒家和道家。道家追求生命学术，是讲实相，讲个体生命的觉醒。你在山洞里，不需要产业化，你做生意、做产品，就是需要产业化。而儒家是着重为社会和群体来安排秩序，是讲如何建立产业的社会文化的基座底层，讲社会需求、群体意识，有了群体就需要产业化的服务。
这也是过去所说的纵横两分：道家考虑个体生命终极学术是纵向，儒家考虑社会和人民是横向。中医的发展，过去更多地侧重于道家所关注的纵向生命学术，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大家几乎忽略了儒家所关注的横向社会发展。上百年来， 几次产业革命，从机械化到电子化、自动化，再到现在的 AI 产业化，有哪一项是我们中医所关注的？文化的传播，需要通过产业来实现，产业化恰恰是文化向全世界传播的路径。
我想呼吁在座的各位馆长朋友，能否考虑把馆长的身份转变一下，转变为横向社会发展的专业化企业管理者，就不仅仅是考虑一个中医馆的运营，而是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关注中医产业化的发展。我们要争取把中医做到产业化， 只有实现产业化，才能将我们中医，将我们中华文化通过产业输出到全世界，像过去两三百年西方主导几次产业革命，西方文化通过各种产业进入中国一样。
这也就是我 2024 年第一次到深圳时提到的构想，其中一个叫“健康中国”，我希望未来全球的健康领域能有中国的贡献，还有一个叫“文化中国”，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要推行到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出海”，如果只喊口号，或者待在象牙塔里，肯定是行不通的，象牙塔是个人的学术终极追求，对于人群和社会来说，那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我希望所有有志之士、各位医馆管理者， 能不能通过发展中医的产业化，把中华文化、中医文化推向世界？从一个馆长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再进一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西方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凯撒代表世俗，上帝代表终极。对于产业化和学术化， 我们中医也可以这样看待。纵向的学术化， 这是个人追求，是生命的终极追问，而横向的产业化是社会需要的，这样才能整合资源实现互补，真正把成本压到最低，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到这里，中医要不要做产业化的问题，想必各位应该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接下来，再谈谈中医能不能做产业化、如何做的问题。
这二三十年，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红利，现代医学/西医所在的产业链，在人口红利的上半场（大概是 1990 年-2015 年左右），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可观的收益，中医基本上缺席了上半场的同步增长。
现在，人口红利来到了下半场，绝对增长已经放缓，由“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和结构红利”，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上升，家庭结构小型化，银发经济越来越被人重视。
从医疗角度看，上半场和下半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人口红利的上半场，主要是西医为导向的常见病的高效标准化快速诊疗。而下半场的老龄化， 恰恰是中医的机遇。下半场最主要的特点是， 老龄化带来了更多需要调理的慢性病和多发
病，同时抗衰抗老、全龄护理又成为新的需求增长点。而这恰恰是中医的优势所在。我认为，这或许是我们能否破茧的方向之一。
前面谈到 AI 赋能，有人会问，现在 AI 是大趋势，那通过 AI 实现中医产业化是否可行？我们看到，现阶段几乎所有中医 AI 运用场景，仍然是依托和服务于传统四诊，建立数据库。在这样的基础上，所谓 AI 赋能依然局限在“学问导向”的思维，而不是“产业导向”的思维，不可能做出中医产业化。
当然，有人讲随着算力的爆发式增长，AI 的自主学习，深度学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它不具备中医的底层逻辑时， 谁来负责判断输出结果的对错？交给AI？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至少要认真思考两点：第一，在面对“生命、疾病”这样零容错率的严肃命题时，AI 的幻觉是致命的。第二， AI 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成为内卷中医的“技术陷阱”，巨量投入是无底洞。
所以，中医的产业化，不是靠 AI 就能完成的，必须像当年手机从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一样，做出划时代的革命。在座各位要从对“能力差距”的惯性理解，转向对“路径结构位置”跃迁的系统把握。这是历次产业革命的经验！
有了方向，怎么做？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成功实践。
第一个例子是 AI 领域的实践。这两年 AI 发展很快，大家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我们中国的 AI 模型叫 DeepSeek，它通过小参数达到了比较好的性能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那些美国投入巨大的模型。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的呢？据说它是运用了中国传统《易经》的思维， 在数据收集的前端进行分类，从而节省了运行过程中的大量算力，达到了“小算力，大成果”的效果。我们中医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利用传统的中华文化智慧，用小的支点撬动更大的事情。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自己在中医领域的实践——从“普化汤”的万人一方，探讨中医是不是必须“望闻问切、一人一诊”。疫情这几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推出了一些方法，普化系列运用了“万人一方”的理念，最初的“普化汤”是为了解决临证开方的需求，到后期推出了结合检验指标和病毒载量监测的“十全方”，可以通过按摩穴位快速降低病毒载量。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有据可查的病
例将近两万例，如果算上无法统计的，那至少十万人以上，实践结果是成功的。
这个结果无外乎说明了一件事：验证了“万人一方”的理念，我们可以打破固有的模式，不是一定要固守辨证论治。
在我的一本小书里提到过，道门的传承里面，孙真人曾经谈到过临床上有四类病人。为什么“普化汤”可以万人一方，就是因为它能对第二类、第三类人进行迅速初筛，有大部分人就不再需要进一步治疗即可痊愈，筛出来的少部分重症，再进行“望闻问切、一人一诊”，这就是中医“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率、浪费少”的一次落地实践。如同 DeepSeek 用到的思路，前端筛选分类，低廉高效，后端精准服务，全景深入。
“万人一方”在抗疫中取得成功，那么中医的产业化是否也能运用类似的理念来实现呢？由于已经超时了，我只能简单汇报一下：针对疫情后遗症、糖尿病以及不孕不育等专科领域，我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探索，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能一起参与研究，共同推动中医产业化的发展，并借助产业化让中医走向世界。
* 本文根据沈谦益先生在“首届 2026 大湾区中医馆生态大会”以及其他讲座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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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创，作者/沈谦益，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编辑｜佩兰 视觉｜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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