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4月）（总第8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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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一直强调从价格指标看宏观经济运行，因为价格是反映经济运行和问题最直接、最灵敏的指标。2026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积极态势，特别是价格指标开始企稳回升，PPI当月同比更是摆脱连续41个月的负增长，转负为正。我认为，延续价格企稳回升的势头需要长短期协同发力，短期还是要维持需求扩张态势，中长期则需直面宏观经济结构性“温差”，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夯实内需扩张的内生根基。
一、输入型变量是当前价格回升的主要推动
一季度宏观经济回暖，价格出现边际改善。从核心宏观数据来看，一季度GDP实际增速达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由负转正，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增速达14.7%，但消费修复慢于投资与出口，且3月同比增速较年初进一步下滑；从价格信号来看，PPI在经历了长达41个月的负增长后终于回正，3月PPI同比0.5%，但1-3月同比仍为-0.6%，3月CPI同比1%，1-3月同比0.9%，GDP平减指数（-0.06%）逼近转正的临界点。与此同时，过去长期拖累宏观预期的核心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也展现出下行趋势减缓、局部企稳的迹象。总体来看，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积极态势，后续仍需多方发力将短期改善巩固为切实的增长根基。
输入型成本冲击成为价格企稳的核心原因之一。宏观经济学在政策研判时需区分“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通胀。一般认为，若价格反弹纯粹由输入型成本推动，其对宏观经济的良性拉动效用往往受限。然而，在当前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价格反弹需要一个启动力量，此次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国际油价上涨，或许构成了关键的外部触发条件。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高，通过成品油定价机制直接推升国内燃料价格，并沿化工、化肥产业链传导，带动化纤、塑料等工业品成本抬升，农产品价格上涨。正是这种输入型变量带来的连锁效应，为国内整体价格指标的改善提供了初始动能。
除供给端冲击外，宏观政策发力带来的需求拉动效应是支撑价格企稳的基础，但消费内生动能依然偏弱。一方面，“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提前启动，使得投资端在年初迅速发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延续复苏态势。另一方面，一季度整体出口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增长势头。在本轮AI产业的投资热潮下，集成电路、机电等高科技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项。投资与出口两大因素构成了需求端拉动价格上行的核心力量。然而，作为总需求压舱石的国内消费修复依然乏力。受以旧换新等政策效应逐渐消退、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年初以来社零同比延续下滑态势，消费修复滞后有可能成为后续阻碍价格回升的主要因素。
面对价格企稳态势，宏观调控需保持战略定力，将推动价格回归合宜区间作为当前政策的核心锚点。日本在陷入深度资产负债表调整期后，历经30年的漫长周期才使通胀回归2%，尽管日本过去也经历过几次石油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实现价格反弹，为了避免重蹈长期低通胀、预期固化的通缩困局，我们应当珍惜当前出现的物价企稳“窗口期”。中央在“两会”中明确提出了促进物价温和回升、锚定2%左右的通胀目标，这不仅关乎企业利润空间的修复，更是扭转微观主体悲观预期的关键。宏观政策需乘势而上，长短期协同发力推动价格指标实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实质性反弹。
二、短期聚焦总需求扩张，在投资、出口、消费及房地产领域协同发力
为了巩固并扩大一季度价格反弹的积极局面，短期的宏观政策需在承接外部输入型价格效应的同时，坚决维持总需求扩张的强劲态势。
（一）扭转固定资产投资低迷的宏观困局，持续强化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
投资依然是稳定国内总需求的重要支撑。去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转负局面，特别是民间投资长期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反映出微观主体信心与投资意愿的疲弱。考虑到去年的基数相对较低，今年投资端的合理发力与有序回升，将为全年经济和价格走势创造较好的反弹空间。当前，尽管部分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已启动，但全社会的资本开支意愿仍未全面激活。无论是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还是加快政府主导项目的资金拨付与落地，进一步将投资规划转化为实质性的实物增量，对于持续拉动PPI回升、巩固价格企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二）巩固出口增长势头，规避非经济变量对外需的扰动
当前国内需求修复尚需时日，外需对稳定总需求、巩固价格企稳态势意义重大。尽管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复杂多变，全球供应链面临扰动，我们仍具备维持出口韧性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我国通过持续推进单边开放、扩大免签政策范围以及深化与东盟、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机制，已在制度层面为拓展外部市场空间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支撑；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与规模化制造的成本效率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短期内难以被其他经济体完全承接或复制。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巩固出口份额的阶段性有利条件，应通过积极的稳外贸政策主动加以利用，防止订单外流与份额被动收缩。当前，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已升至15%左右，短期内，政策重心应着力于维持甚至适度提升这一份额水平，以外部需求的相对稳定为国内结构性改革与内需培育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长期看，大国经济最终需依靠国内需求，但绝不能低估外需的战略意义。中国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本土安全威胁，相较于因地缘冲突而被迫将安全置于经济之上的国家，我们更有条件将国家经济利益作为核心考量，避免因国际局势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动摇经济发展大局。考虑到出口对就业吸纳、居民收入改善以及民生福祉保障的关键作用，我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以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为重要目标，为巩固和提升出口竞争优势提供坚实、连贯的政策支撑。
（三）资产价格企稳与财富预期重塑，是短期内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意愿的重要途径
目前来看，一些传统的消费补贴手段边际效用正逐步递减，需要找寻新的窗口。“以旧换新”短期内确实对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但也会一定程度透支未来消费，伴随政策效应边际递减，继续扩大“以旧换新”补贴已难以撬动同等规模的增量消费。当然，消费低迷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居高不下，反映出居民对收入稳定性、养老医疗及资产缩水的普遍担忧。因此，宏观政策亟须在政府信用的助力下，发掘新的干预窗口。其中，资产价格的企稳与财富预期的重塑，是短期内提振消费意愿的重中之重。
通过“控供给、扩需求”稳定房地产价格，改善居民财富效应。在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在一个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宏观环境中，居民的财富缩水将从根本上制约其消费意愿。因此，稳房价本质上就是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稳定宏观经济的消费底盘。为破解房价下行，政策端必须坚定采取“控供给、扩需求”的调控逻辑。在供给端，必须严格控制新增供给，从源头上扭转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及社会相关的公共用房需求，应优先通过盘活现有存量来解决，而非新增开工，后者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中央政策应从全局出发，进一步出台更明确的调控方向和更刚性的纪律约束，防止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继续推动新开工或新供地；在需求端，则应全面解除对房地产交易与投资领域的行政性限制，让房地产彻底回归普通商品属性，推动价格实现理性回归。
三、中长期聚焦机制建设，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亟须在更深层次的分配机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以破解供需循环梗阻、激活内需内生动力，夯实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是当前宏观经济结构分化显著的根本原因，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特殊性正在加剧这一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扩张迅速，出口表现亮点频频；另一方面，处于经济末端的大量中小企业及传统行业因有效需求不足仍面临较大困难。这一现象本质是由于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与广大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存在结构性不同步，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正进一步加剧二者分化。以美国为例，高科技巨头的崛起主导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财富向少数资本与顶尖人才极度集中。当前，中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现出类似迹象，高技术产业的繁荣使得早期资本与少数从业者获得了超额收益，但这种增长红利并未广泛惠及普通劳动者群体。这可能导致资本与劳动力、高科技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背离，最终制约有效需求的持续扩张。因此，我们需要从长期制度设计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让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一，稳岗位是稳收入的前提，尤其要保障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要保障全社会宏观劳动报酬的稳定上升，首要前提是稳住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农民工、新毕业大学生等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基本盘。当前，微观层面的劳动保障制度与司法实践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客观上推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与潜在的纠纷风险，导致部分企业产生“不敢雇人”的防御性心态。这需要认真审视劳动就业制度与劳动法的平衡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避免对企业正常用工形成过度约束。
其二，深化财税与分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高收入阶层，应加强税收调节，严格执行税法，清理各地此前针对高管和企业主的各类优惠政策，确保高收入者承担与其收入相匹配的税负。针对低收入者，则需要研究更加精准的政策工具，通过适当降低企业雇佣新劳动力的制度性成本、稳定岗位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扩大用工。唯有通过一揽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彻底打通国民财富向中低收入阶层传导的微观路径，中国经济方能真正跨越有效需求不足的陷阱，迈向更高水平的均衡。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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