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表白已婚陈宪章：我不找当官的，不做小老婆，还要跟着演戏|常派|常香玉|拾玉镯|豫剧|陈宪章

1951年春，志愿军飞行员们在安东机场围着一架新涂装的战机拍照，机身雪白，机鼻处写着五个红字——“香玉剧社号”。人群里有人低声感叹：“一台戏，能换来一架飞机，这在咱们空军可是头一遭。”这架飞机的故事，得从二十年前的中原戏台说起。

1931年冬，河南巩义县的寒风像刀子，十四岁的张妙玲已能在破旧戏台上连唱四出《大花枪》。她睡戏箱，吃冷馍，每逢父亲操起戒尺，她就一咬牙，二十遍水袖、三十遍圆场，练得手臂酸麻。左邻右舍摇头，偏父亲一句话砸得沉：“宁叫你唱戏累，也不能让你做童养媳挨打。”严苛，却撑起了少女逃离包办婚姻的最后篱笆。

到1944年，张妙玲改名“常香玉”，在开封义父家门前立了“常”字碑。那年，她第一次背着父亲偷偷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靴，站在后台照镜子，胖乎乎的脸上透着刚毅。同行们叫她“黑姑娘”，观众却只记得她那条“一拧三折”行腔。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客座编剧走进后台——身着长衫，斯文，身量颀长，叫陈宪章。

陈宪章生于1917年，北大国学系旁听过两年，满脑子藏着《离骚》《法华经》。战乱辗转，他在中牟县当了小科员，写惯了公文，闲时也为戏班改词抠腔。彩排间隙，他指着常香玉的唱段低声提醒：“这个‘回’字拐弯慢半拍，气口能更顺。”一句点拨，让常香玉眼前一亮。舞台灯影里，那个满口书生腔的男人，比外头那些献花求亲的少班主更像知己。

翌日赶场途中，常香玉鼓足勇气堵在后巷，对陈宪章抛出三句话：“一，我不靠当官的；二，我不做谁的小老婆；三，你要跟我下戏园子。”话音落地，她拎起行头就走。巷口泥水没过鞋面，她心里直打鼓。身后传来他清晰的回应：“都依你。”对话不过十几字，却定下半生。

问题在于，陈宪章已婚，还有公职。乡里风言风语不断，父老说她抢人夫；戏班里也有人酸溜溜：“常家小丫头真大胆。”可她倔得像灯台底下那截铁楔子：认准的戏就一腔声韵唱到底，认准的人也要义无反顾携手。陈宪章回家与妻子长谈一夜，留下全部家产，递交辞呈。1945年春，他背一口箱子来到香玉剧社，从此甘当“龙套中的台柱”。

抗战胜利后，豫东大地百废待兴，戏班靠一张幕布、几面锣鼓游走乡镇。常香玉是台上将军，陈宪章是幕后军师。有人劝他别屈才，“你写文章写戏都有一把好手，何苦替老婆拎茶壶？”他笑答：“她的戏声比我的文章响。”一句轻描淡写，却是对伴侣的全情托付。

1949年后，新政权对地方戏剧团体进行整编。多数班主忐忑不安，唯有香玉剧社连夜排起革命新戏《大祭桩》，戏里，民女扯掉枷锁，高唱“神州处处是我家”。那一年，常香玉26岁，被选为河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陈宪章则忙着给剧本做现代化改编，把雷锋精神、抗美援朝的故事写进唱词。

1951年春节刚过，前线捷报频传，可志愿军飞行员仍旧缺乏装备。常香玉一句“戏比天大，国更大”，决定率团义演。三个月，奔波22个城市，义演187场，场场爆满。梨园同行感佩，商家奔走相告，“看戏就是支前”，门票火到需要军警维持秩序。最终，筹得款项53亿余法币，折合3亿多旧币，足够购置一架雅克战机。报纸上把她称作“花木兰再世”，她却坚持署名“香玉剧社号”，理由简单：功不在我一人。

回到郑州已是酷暑，她骄阳下排练《拾玉镯》，嗓音嘶哑仍不肯停。有人好奇：“你图啥？”她眨眼：“唱戏挣钱，挣钱买飞机，飞机保咱家国。”话虽俏皮，分量却沉甸甸。也是在那一年，陈宪章抱来一盆碧桃，亲手种在戏园后院。“等花开，你能歇几天。”可第二天，常香玉又随团去了安阳。

时间掠到1957年，戏改高潮。舞台上，《朝阳沟》刚写好底本，常派唱腔亟须新突破。陈宪章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琢磨半月，写出“慢三眼”“快三眼”过门，既保留豫剧高亢，又添几分婉转。常香玉排完戏，抱着乐谱连声说妙，随后登台一唱，票友们称那是“豫东黄河水，水里冒牡丹”。

两人终其一生没留下亲生骨肉。好事者问及原因，常香玉摇头：“咱唱了一辈子戏，这大河两岸都是我的娃。”陈宪章也淡淡一句：“她若安心唱，我就安心听。”此情此景，恰似豫剧唱段里“愿做彩凤双飞去”，可他们的“飞”在舞台，也在抗战、救灾、支教的路上。

1979年，中原旱灾。60岁的常香玉再次率团下乡义演，几十场公益演出换来大批粮种。有人担心她操劳过度，她却依旧头裹青帕，手执花段，撸起长水袖就唱。陈宪章守在台侧，备好热水与药片。后来他写回忆录，说起那段日夜兼程的岁月，只留一句：“能给她递水，是我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