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肝癌（主要是肝细胞癌）一直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之一。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位列各种癌症新发病人数第4位，发病率位列第5位；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肝细胞癌是原发性肝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这意味着它的发病不算最常见，却夺走了太多生命。整体5年生存率大约只有14%左右，即使手术后，5年生存率也仅在40%—60%之间。许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早期发现率只有20%—30%。
肝癌之所以“狡猾”源于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很多人直到肚子不舒服、乏力或体检意外发现时，肿瘤已经较大。中国的肝癌患者有个鲜明的特点，约80%与乙型肝炎病毒（乙肝）感染相关，乙肝病毒会长期损害肝脏，导致肝硬化，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癌。食用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酗酒、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如脂肪肝）等也是重要诱因。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强调，预防和早期筛查能大幅改变肿瘤患者的结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早”原则是关键。高危人群（乙肝病毒感染者、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或有脂肪肝者）千万不要等症状出现再行动：普通人建议每年体检一次；乙肝病毒阳性或有肝病史的人，最好每半年做一次肝脏超声和甲胎蛋白（AFP）检查。这样，很多肝癌能在早期被筛查出来，早期肝癌的治疗效果远好于晚期，5年生存率有望提高。
许多中国患者在肿瘤发生前就已存在基础肝病，而这种“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并存”的状态，使肝癌的诊断、治疗和长期管理更加复杂，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钱塘学者、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指出，多数传统化学药物对肝细胞癌的疗效有限。含奥沙利铂方案的系统化疗方案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肝细胞癌的治疗选择，但从整体来看其客观有效率和生存获益仍然相对有限。此外，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是肝癌诊疗的又一重要进展，其可通过抗血管生成等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并延长生存，但单药治疗的获益仍存在局限。
这些年，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肝癌外科治疗早已走在世界前列，许多专家团队在手术、介入消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更大的进步来自系统治疗，尤其是药物领域的创新。从2007年首个分子靶向药物问世，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单抗、CTLA-4单抗）的应用，肝癌治疗格局被彻底改变。樊嘉院士解释道，肝细胞癌免疫微环境复杂，肿瘤细胞可通过多种途径抑制免疫反应。而双免治疗通过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环节，可协同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的识别和杀伤能力，从而提高治疗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秦叔逵教授生动地比喻道，双免治疗一方面通过CTLA 4单抗“松开刹车”，解除免疫抑制；另一方面通过PD-1/PD-L1单抗“踩下油门”，增强T细胞的杀伤作用，两者相辅相成，提升抗肿瘤免疫效应。
单独使用免疫药物效果有限（约15%—20%肿瘤可被有效控制），但双免或免疫联合靶向药物（抗血管生成等）、介入治疗、放疗等，效果明显提升。临床观察显示，部分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已从过去的几个月，延长到两年甚至更长。治疗目标不再只是“延缓死亡”，而是追求“控制疾病、延长高质量生存，甚至争取临床治愈”。双免治疗的出现及其背后的临床数据的支撑，带来的获益已不仅体现在症状改善或短期生存延长上，更表现为生存时间尺度的变化。秦叔逵教授形象地比喻：过去肝癌生存以“天”或“月”计算，如今许多患者能以“年”为单位规划生活。这得益于多学科协作（MDT），把手术、介入、靶向、免疫等手段有机结合。
中国学者不仅在本土实践，还积极为全球贡献智慧。《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经发表了由中山医院团队完成的新辅助治疗可切除高危肝内胆管癌（ICC）的研究成果，这是国际上首个针对高危可切除ICC的多中心随机对照新辅助治疗研究。樊嘉院士等专家牵头，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肝癌防治重大报告，这是该杂志针对全球重大疾病挑战，首次由中国专家领衔的委员会报告。该报告系统分析了肝癌从预防到治疗、康复的全链条，预测到2050年全球肝癌负担可能加重，并提出行动纲领，特别强调健康管理、控制乙肝/丙肝、减少黄曲霉素暴露、防治代谢性肝病等。
肝细胞癌的防治仍有诸多关键问题亟待突破。基础研究要继续寻找关键驱动基因和靶点；临床上要优化现有方案的组合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逐步参与诊断和决策。樊嘉院士和秦叔逵教授都提到，既要“仰望星空”探索机制突破，也要“脚踏实地”用好现有手段，让更多患者受益。
对普通人来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重视预防和筛查。接种乙肝疫苗、规律体检、戒酒限酒、健康饮食、控制体重，这些简单习惯能帮助很多人远离肝癌。即使不幸患病，也不要绝望——今天的肝癌诊疗已进入新阶段，许多患者正在实现“长生存”和高质量的生活。
栏目编辑：华心怡
本文作者：新民晚报 潘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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